《文殇》是袁红冰创作的小说体自传，基本上是以袁红冰从少年一直到一九九六年完成《自由在落日中》B稿，这段时期所从事的民主活动为线索，全景式地反映出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前仆后继的民主运动，一部中国当代知识分子面对共产党政权所发出的悲愤吼啸。
书摘：袁红冰小说体自传《文殇》（一）
──少年悲愁
“红色恐怖”这颗从毛泽东的权力私欲和共产党专制政治理论中垂落下来的巨大血滴，很快就在中国政治的台布上扩展开来，染红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许多人在红卫兵惨绝人寰的酷刑下死去，更多的人在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下，走上了绝望的断崖。人性在肮脏的血污中受到践踏，而兽性则披上了共产主义的金色长袍，在太阳上作魔鬼之舞。
一九六六年六月至八月间，呼和浩特市，这座高原上美丽、宁静的城市，在“红色恐怖”的阴云下战栗着、呻吟着。高原碧蓝、低垂的天空似乎被焚烧书籍的火焰烧焦了－－按照“阶级斗争”理论，除了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吹捧共产党的文字之外的书籍，一律被视为反动阶级的精神载体；佛教庙宇、天主教堂和清真寺这些人类古老文明的结晶，也都被红卫兵当作罪恶的“旧文化”捣毁了；街道上，每天都可以看到红卫兵押着“牛鬼蛇神”游街示众，那些“牛鬼蛇神”中有少部分属于刘少奇派系的官员，绝大多数都是知识分子、“右派”以及其他被共产党列为反动阶级的人士。内蒙古日报社，这个主要由知识分子构成的单位，也弥漫起浓烈的血腥气。
袁红冰的家庭所在的那排宿舍由十多个房间组成，分住着六户人家。袁红冰的家位于最西边的三个房间内。那排宿舍的居住者，除了袁红冰的父亲和另外一个编辑之外，都是“右派”和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前在国民党政府里任职的知识分子。住在那排宿舍最东面，紧靠报社围墙的一个房间里的，是一对上海籍的夫妇。男的姓徐，以前是记者，一九五七年由于写了一篇抨击共产党农村官僚欺压农民的报导，而被当局以恶毒攻击社会主义的罪名定为 “右派”。他神态苍老，双颊塌陷，面容枯瘦，肤色惨白－－袁红冰从未见过那样惨白的皮肤，好像他的血都干枯了。他走路时，瘦骨嶙峋的高大身材，永远不变地处于极度弯曲的状态，仿佛耸起的肩头上压着难以承受的重负。尽管每天上下班时，那个“右派”都要从袁红冰家的窗外经过，可是袁红冰却没有一次看到过他的眼睛，因为，他那双被厚厚近视镜片遮住的眼睛，总是俯视向地面。
这个“右派”的妻子容颜艳美，体态风流，显得十分年轻，她同丈夫在一起时，就像一缕绚烂的晨光飘落在弯曲的枯树旁。她曲蜷的头发宛似盛放的墨菊一样簇拥在莹白的脖颈上，而面颊却像春天的野桃花一样嫣红。
袁红冰童年时就喜欢从远处向这位“右派”的妻子注视，因为，在远处，她的眼睛像美丽的兰花一样动人。可是，只要走近了，她眼睛里茫然、痛苦的神情，就像美丽花朵上的伤痕，令袁红冰感到难言的哀伤。显然由于丈夫被定为“右派”所产生的自卑感，她从来不同邻居交谈，而遇到人时，她总是慌乱地逃避什么似的，匆匆走开。袁红冰经常默默地看着她轮廓俏丽的红唇，希望能听到她的声音。他觉得，那花蕾似的红唇间发出的声音一定很迷人。然而，袁红冰只有一次听到过她说话的声音。
那还是袁红冰刚上初中的时候，一天下午，他坐在住宅前面的花丛中读书。那些花都是他父亲栽种的，有粉红色的八瓣梅，有深黄的金盏花，有殷红的罂粟花，还有淡紫色的海娜花。越过茂密的花枝，袁红冰看到那个“右派”的妻子像往常一样脚步匆忙地从远处走过来了。当她走上宿舍和花丛间的过道时，忽然停了下来。她如同一只受惊的雌鹿，慌乱地向周围扫视了一遍。在确认周围没有人后，她飞快地走到花丛边，将手臂伸向一根怒放着殷红罂粟花的花茎。可是，她洁白、纤细的手指触到花茎的瞬间，又犹豫了一下，停住了。而她妩媚的面容上现出了既倾慕又惋惜的神情，向那朵正在盛开的花朵注视了片刻，然后，她轻轻叹了一口气，终于不忍采下那朵花，而使手臂垂落下来。不过，在她准备离去的时候，又仿佛被某种难以抑制的冲动驱使着，再次把手臂伸向花丛，选择了一朵已经开始凋残的金盏花，折断了它的花茎。她把金盏花插在乌云般的秀发间，并下意识地以袁红冰住宅门上的玻璃窗为镜，向上面映出的自己的面容斜睨着。那一刻，袁红冰发现，她眼睛深处涌起了绚丽梦幻般的神采，而那伤痕似的哀伤消逝在绚丽的梦幻中。
袁红冰从茂密的花枝间站起来，折下了那朵少妇刚才不忍采摘的盛开的罂粟花。“右派”的妻子被惊动了，她转过身体，窘迫地望着出乎意外地出现在面前的这个美少年。在莫名其妙的激动中，袁红冰把那朵艳红的花伸向她，声音像野火灼痛的天空一样颤抖着说：“这朵花插在你的头发里，比开在枝条上更美……。”
少妇的眼睛里迸溅出雪水河一样清澈的泪影，她接过那朵花，低声说：“谢谢……将来一定会有许多美貌的姑娘爱上你！”袁红冰觉得，她红唇间发出的声音，如同白天鹅的羽毛一样轻柔、美丽。从那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