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做农村问题研究的学者大都愿意为农民说话，这不单单是出于我们的某种道德立场，事实上道德立场往往是不牢靠的；我们更多的考虑应该是社会功利价值。一切社会问题的学理性分析最终要表达社会功利价值。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农民地位的改善具有重大的社会功利意义；为农民说话，就是为社会进步说话。
常听人们把经济发展比喻为"做蛋糕"，并以为蛋糕做大了，切蛋糕就容易了。这是过于乐观的想法。在社会转型时期，如果"切蛋糕"的权力操在狭隘的垄断利益集团手里，蛋糕往往做不大；即使有时候做大了，也不见得能分配好。美国学者米格代尔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转型问题做了长期研究，发现农民作为一个阶层或集团往往是被迫进入现代化进程的，如果主要社会关系处理不好，农民将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社会问题也就随之而来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著名经济学家刘易斯说，第三世界的农业失败主要是政治失败。
必须给农民以政治关注。在社会转型时期，中国普通农民尽管人数多，但由于他们太穷，太分散，因而在组织资源上从而在政治资源上与乡村干部之间极不对称。中央农村政策落实难的症结也就在这里。作为农村问题学者，必须给农民这样一个弱势群体以支持，关注他们的难处，反映他们的要求，沟通他们与中央决策层的联系，在农民的现代化之路上助他们一臂之力。
为农民说话，不是说农民作为一个整体必然具有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行为取向，更不是说农民作为个体必然具有良好的道德风范。法国革命时期农民就一度站在了反革命的立场上。恩格斯曾给予评论。正是因为这种危险的可能性，我们更需要关注农民的生存状态。至于农民作为个体，他们的道德水准从本质上谈不上比城市居民好，也谈不上比城市居民差。农民在传统社会的封闭条件下，一定会为自己的机会主义行为付出代价，这要求他们具有高水准的道德。他们如果离开了传统乡村社会，实施机会主义的代价可能减小，道德问题将突显出来。如果他们不能定居城市，不停地处于游动状态，客观上将鼓励他们实施机会主义甚至实施犯罪。农村恶势力猖獗与各种恶性犯罪并不少见。因此，我们在道德上批评他们是没有意义的，有意义的是指出引起他们的道德变化的客观原因。
为农民说话，也不是盲目地批评乡村干部和其他乡村精英分子，更不是把中央农村政策难落实的责任向他们身上一推了事。从人力资本角度来讲，乡村干部的水平要高于普通农民。在乡村干部中间，不乏忧国忧民之士，也不乏为农民热情服务的公仆式的好官员。但在整体上，我们还是要更多地为农民说话，因为农民更需要有人为他们说话。在整体上，我们的体制使乡村干部掌握了太多的权力资源或非市场资源，使他们很难去努力和农民建立平等关系。因此，为农民说话就是要促进各类乡村精英分子的非市场资源转化为市场资源，让他们与农民建立平等的交易关系。
我们坚信，如果我们的农村政策能坚持市场化改革取向，乡村各类精英人物可以成为推动农村进步的有生力量，他们会与普通农民并肩行进在现代化之路上。
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