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到以为无须如此悲观，正如不能似较前那般乐观一样。
“胡温新政”之说产生于去年“孙志刚事件”，发展成熟于人权条款入宪，巩固于两名网络异议人士轻罪出狱。需要加以说明的是，胡温从未承诺将实施新政，“新政”是政治观察和评论人士的美誉。
《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为胡温赢得了极大的声誉，“新政”之声鹊起。但正如笔者发表于《议报》的“从废除‘收容遣送制度’中能看到什么？”一文中所指出的，“新政总是相对旧政而言的。旧政的核心在于，以暴力确保政权对公权力的独占，不允许其他力量以和平的方式参与取得公权力的竞争。新政则正相反。其倡导不同的利益集团共同遵循既有的规则，平等地竞取公权力，且严格制衡公权力。”但“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并不构成对统治权的垄断的显见或潜在的威胁，更不会因此而有助于宪政民主制度的建立，反而因刁买了失去的民心有利于威权政权的稳固。显然，将该制度的废除解读为新政的起点，太过于牵强了。”
文章接着写到，“通过废除收容遣送制度，我们看到了该政权新班子的一些特性，即精明、灵巧甚至有些投机；然而，民间的压力集团还远未形成，更没有与政权的良性互动。至于新政，尚需我们拭目以待。”
对于人权条款入宪，笔者在发表于《议报》的另一篇文章“人权条款入宪意义重大？”中写到，“一段时间来，国内人权状况不进反退，急剧恶化。中共三令五申禁止国内媒体与学者讨论修宪、政改、“六四”三项敏感议题；大批媒体及多名从业人员遭到严厉整肃；大量自由主义网站被反复查封；多种图书被查禁；多名民权活动人士与网络异议人士因言获罪。黑云压城城欲摧，好一派肃杀恐怖景象。所有这一切与中共准备将‘尊重与保护人权’条款入宪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自然使人们疑问中共将人权条款入宪的动机？”
文章通过分析认为，“人权条款入宪不仅具有对内欺骗民众、稳固政权的功能，还具有更好地抵御与反击国际压力的功效。”显然，其不仅无“新”可言，而且是更巧妙更有力的“旧”。
至于两名网络异议人士轻罪获释，也并非“新政”，而是政府以经济人的思维反复盘算的结果。以中国八千万网民计，能够突破封锁的不过1%-2%，再除去对社会政治不感兴趣的那部分人，充其量受众在100万左右。相对于中国13亿庞大的人群，两人在海外网站发表的文章对国内影响极其有限。另一方面，两人的命运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各国人权机构和西方政府对中共施加了强大的压力，坚持严厉惩罚两人得不偿失。同一时期，数位抓捕后没有引起强烈反响的网络异议人士都被罗织的各种罪名投入了监狱，从反面证明了笔者的分析。
二十多年来，中共对民运的打压从没有停止，每隔几年更会进行一次大规模的镇压，但是即使如“六四”屠城和民主党案那样全面广泛血腥的镇压，也并没有将中国推回极权的泥沼。个别人被短暂传唤更不可能具有这般能量。胡温如果真打算开历史的倒车，仅仅玩“捉放曹”的游戏是不够的，而必须重新建立将每个人都控制起来的极权体系，再次实施“不听话者不得食”的原则。只可惜今天的中共已经不是三十年前的中共－－不仅理想破产而且没有人真正愿意为其卖力，今天的中国人也不是三十年前的中国人－－再也不会逆来顺受。
很多人确信胡耀邦赵紫阳会给中国带来民主，笔者深表怀疑。我们必须疑问的是，如果他们真正成为了最高领导人，掌握了决定中国走向的大权，是否还会如同他们做傀儡时那样，同情甚至支持中国的民主化呢？这个问题恐怕永远不会有人敢于宣称自己有确定不移的答案。可以肯定的是，地位和责任的变化将改变他俩的利益、看问题的角度，进而影响他们对同一事物的态度与处理问题的手法。正所谓屁股决定脑袋。
任何政治制度都有巨大的惯性，最高领导人的更替和其个别言行很难改变制度的固有轨迹。威权体制既不会因为废除某项无足轻重的制度而转为新政，也不会因为抓捕了个别人而于一夜之间退回极权状态。只有建立起可执行的制度落实与保障公民的宪法权利，建立起违宪审查制度，中国才会真正露出新政的曙光。共产党始终是共产党，戈尔巴乔夫是极其罕见的孤例。将希望寄讬于中共最高领导人和对他们失望都是没有必要的，中国进步的基础在于中国老百姓的觉悟与努力。
一叶落而知秋。政治观察和评论人士当然希望自己有见微知着的本领，能够高瞻远瞩，对政治事态的发展有正确的预见。但是如果仅仅以管窥豹盲人摸象就不免过于轻率了，至于听风见雨甚至情绪化地一相情愿，就更不足取了。这将人为地制造混乱，不仅误人也会误己。政治观察和评论人士真应该深思与审慎。
2004年12月19日星期日于北京香山
－－转载自《议报》第17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