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4-12-18 08:46:00作者：
刮过“承诺风”，又起“禁令风”。“承诺风”温情脉脉，招摇花枝，对社会各界；“禁令风”冷气嗖嗖，疾声厉色，对公家内部。过去头儿满面笑容对公众承诺：“我们凤凰是不下鸡蛋的！”现在头儿一脸严肃对下属下命令：“决不允许凤凰下鸡蛋！”
我是公文写作的行家，网上曾热传的那篇叫做《新应用文写作指南》（领导没有不重视的……）的东东就是我的经验之谈，各种形式的“禁令”自然写过不少。我知道那种东西挺好写，对它的实际作用也有真切体会：没用。
我调研、写作禁令时是真诚的，我也不怀疑一些领导想整顿一下的真诚。把权力部门禁令的目的归纳一下，无非是限制公权私用，避免“公脸私丢”，减少私人言行对团体的损害。当然，不便明言的目的也有，主要是出于树立领导权威、显示局面变化等考虑，和“承诺”等活动一样，形象工程的意思。
禁令的内容，并非无的放矢，而是有相当强的针对性。类似“不准杀人放火”的条条的确有一些，有人据此批评说禁令“庸俗化”了，其实这说法很片面。实际问题比“庸俗化”严重的多，要是禁令还是“高尚化”的，那禁令岂不比“庸俗化”还糟？检察院的禁令曰“严禁嫖娼”，那就是说不是一两个人有嫖娼行为。各部门多有针对“喝酒”做出的禁令，公安部五条禁令中涉酒的就有三条，那是因为有许多人真是没有能对酒自律的素质，洋相多误事多才有这三条。对援助非洲的工程人员有“不许打骂当地人”的规定，也是因为打骂当地人是件不难的事。报上说公布禁令有自我曝光的意味，不错，的确反映一些真实情况，有勇气。比如，一支打家劫舍的武装，要是规定了“不许杀人放火”的禁令，那了不起，或许是从此走上革命道路的转折点呢，可一支革命的队伍如果也做了如此禁令，那么这支队伍，则可能因面临着走向反面的倾向而正在自我拯救。
颁布禁令的目的正确，禁令的内容有针对性，为什么还说禁令无用呢？没感觉到有用。“处女嫖娼案”照发，警察粗暴执法依然，官员腐败不见收敛，侵犯私权的事司空见惯……不说感觉吧，中央的文件海了，法律文本一摞一摞的，它的禁令禁不住，你地方、部门的禁令算那棵葱？毕竟你的权力威望比中央、比法律差多了是不是？
没有保证禁令执行的可操作性，是个无法解决的技术问题。“处级以上干部不准炒股，科级以下干部可以炒股”，他炒不炒、用谁的名义炒咋知道？四川“严禁党政干部违反规定打麻将”，咋判断人家输赢或行贿受贿？“开展廉内助活动”，不开展“廉二奶”活动顶屁用？河南登封市公安局为落实五条禁令，竟然和500名民警的妻子签订责任书，“正式被公安局聘为义务监督员”，“监督丈夫八小时以外对五条禁令的执行情况”，可见执行禁令有多难。想想多可笑：人家民警同志是“正式”聘了女人当妻子的，妻子怎么会愿意民警回家后还执行公务，又怎么会愿意当特务把自己的老公往火坑里推？你公安局领导和民警老婆的情分就那么深，以至于超过了丈夫妻子间休戚与共的关系？就这种 “有力措施”，媒体还报道说“受到民警妻子的热烈欢迎”，真缺德。
禁令不可行，还由于思想上“不服”。单位人处在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和不平等的纪律环境，类似“你捞不许我捞”、“不打老虎打苍蝇”的抱怨，即显示出禁令执行缺乏“思想保障”。特别在是长期阻断财路的情景中，部门上级一味的“大棒政策”若无“胡萝卜”补充，也会危及自身的地位和权威。
不能也不想对破烂的建筑进行结构改造，又不忍看着它千疮百孔，于是修修补补，改观一下形象。有的部门领导知道他无法铲除弊端的根子，不可能对队伍进行根本的改造，但无奈中总得干点事，任歪风邪气蔓延下去对自己也没好处，所以也下点有节制有照应的狠心来治理一番。治理又要显出个人风格，所以他不会强调落实什么法律条文而热衷于拿出自己有特点的禁令。其实，已有法规、条例落实好了，就不必出什么禁令，禁令中那些好像没被法规禁止的公害行为，以法律精神和概述条款不难判断它是否违法违纪。
法治失败，禁令大兴。部门禁令，属于在公民监督缺位的情况下，公权系统中大权力限制小权力、单位主管制约单位人的制衡方式。它法律位阶低，涵盖性差，其任意性、人治性、多变性、不平衡性、忽视程序正义等诸多有害特性，必会助长部门权威，截留法律效力，造成“人治割据”，促使人们漠视法律规则，遗弃法治精神。
法治完善的地方，“公仆”不会每天发表许多个“重要讲话”，也不会发布许多项禁令，有法必依使然。依法也不是自动自发靠觉悟，而是因为公民、媒体的监督权不是空的，公仆不小心不行。公民有对政府发警告、发禁令的权利，这些权利皆发源于选举权，那张个人的选票凝聚着群体的权利和力量，足以有效地限制公权和维护私权。
取消某个法外禁令，（如禁止非婚男女混住、某些收容条款等），意味着一点进步，当我们不再依靠法治外禁令时，那才是全面进步。现在其实有两大类禁令，一是对公家人的，二是对老百姓的。对公家的禁令多而严密，但公家人自由多；对民间的少且非正规，但老百姓的自由少，甚至“天赋屁权”等基本人权都受侵犯。不能寄希望于部门禁令，即便制定出“不准把处女当妓女抓起来”这等具体禁令，也是白搭。
公权力落实“法无授权即禁止”，私权利实现“法无禁止即自由”。处理公权与私权的关系，解决公权滥用问题，实现民主与法治，最终离不开以公民政治为方向的政治体制改革。
我是公文写作的行家，网上曾热传的那篇叫做《新应用文写作指南》（领导没有不重视的……）的东东就是我的经验之谈，各种形式的“禁令”自然写过不少。我知道那种东西挺好写，对它的实际作用也有真切体会：没用。
我调研、写作禁令时是真诚的，我也不怀疑一些领导想整顿一下的真诚。把权力部门禁令的目的归纳一下，无非是限制公权私用，避免“公脸私丢”，减少私人言行对团体的损害。当然，不便明言的目的也有，主要是出于树立领导权威、显示局面变化等考虑，和“承诺”等活动一样，形象工程的意思。
禁令的内容，并非无的放矢，而是有相当强的针对性。类似“不准杀人放火”的条条的确有一些，有人据此批评说禁令“庸俗化”了，其实这说法很片面。实际问题比“庸俗化”严重的多，要是禁令还是“高尚化”的，那禁令岂不比“庸俗化”还糟？检察院的禁令曰“严禁嫖娼”，那就是说不是一两个人有嫖娼行为。各部门多有针对“喝酒”做出的禁令，公安部五条禁令中涉酒的就有三条，那是因为有许多人真是没有能对酒自律的素质，洋相多误事多才有这三条。对援助非洲的工程人员有“不许打骂当地人”的规定，也是因为打骂当地人是件不难的事。报上说公布禁令有自我曝光的意味，不错，的确反映一些真实情况，有勇气。比如，一支打家劫舍的武装，要是规定了“不许杀人放火”的禁令，那了不起，或许是从此走上革命道路的转折点呢，可一支革命的队伍如果也做了如此禁令，那么这支队伍，则可能因面临着走向反面的倾向而正在自我拯救。
颁布禁令的目的正确，禁令的内容有针对性，为什么还说禁令无用呢？没感觉到有用。“处女嫖娼案”照发，警察粗暴执法依然，官员腐败不见收敛，侵犯私权的事司空见惯……不说感觉吧，中央的文件海了，法律文本一摞一摞的，它的禁令禁不住，你地方、部门的禁令算那棵葱？毕竟你的权力威望比中央、比法律差多了是不是？
没有保证禁令执行的可操作性，是个无法解决的技术问题。“处级以上干部不准炒股，科级以下干部可以炒股”，他炒不炒、用谁的名义炒咋知道？四川“严禁党政干部违反规定打麻将”，咋判断人家输赢或行贿受贿？“开展廉内助活动”，不开展“廉二奶”活动顶屁用？河南登封市公安局为落实五条禁令，竟然和500名民警的妻子签订责任书，“正式被公安局聘为义务监督员”，“监督丈夫八小时以外对五条禁令的执行情况”，可见执行禁令有多难。想想多可笑：人家民警同志是“正式”聘了女人当妻子的，妻子怎么会愿意民警回家后还执行公务，又怎么会愿意当特务把自己的老公往火坑里推？你公安局领导和民警老婆的情分就那么深，以至于超过了丈夫妻子间休戚与共的关系？就这种 “有力措施”，媒体还报道说“受到民警妻子的热烈欢迎”，真缺德。
禁令不可行，还由于思想上“不服”。单位人处在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和不平等的纪律环境，类似“你捞不许我捞”、“不打老虎打苍蝇”的抱怨，即显示出禁令执行缺乏“思想保障”。特别在是长期阻断财路的情景中，部门上级一味的“大棒政策”若无“胡萝卜”补充，也会危及自身的地位和权威。
不能也不想对破烂的建筑进行结构改造，又不忍看着它千疮百孔，于是修修补补，改观一下形象。有的部门领导知道他无法铲除弊端的根子，不可能对队伍进行根本的改造，但无奈中总得干点事，任歪风邪气蔓延下去对自己也没好处，所以也下点有节制有照应的狠心来治理一番。治理又要显出个人风格，所以他不会强调落实什么法律条文而热衷于拿出自己有特点的禁令。其实，已有法规、条例落实好了，就不必出什么禁令，禁令中那些好像没被法规禁止的公害行为，以法律精神和概述条款不难判断它是否违法违纪。
法治失败，禁令大兴。部门禁令，属于在公民监督缺位的情况下，公权系统中大权力限制小权力、单位主管制约单位人的制衡方式。它法律位阶低，涵盖性差，其任意性、人治性、多变性、不平衡性、忽视程序正义等诸多有害特性，必会助长部门权威，截留法律效力，造成“人治割据”，促使人们漠视法律规则，遗弃法治精神。
法治完善的地方，“公仆”不会每天发表许多个“重要讲话”，也不会发布许多项禁令，有法必依使然。依法也不是自动自发靠觉悟，而是因为公民、媒体的监督权不是空的，公仆不小心不行。公民有对政府发警告、发禁令的权利，这些权利皆发源于选举权，那张个人的选票凝聚着群体的权利和力量，足以有效地限制公权和维护私权。
取消某个法外禁令，（如禁止非婚男女混住、某些收容条款等），意味着一点进步，当我们不再依靠法治外禁令时，那才是全面进步。现在其实有两大类禁令，一是对公家人的，二是对老百姓的。对公家的禁令多而严密，但公家人自由多；对民间的少且非正规，但老百姓的自由少，甚至“天赋屁权”等基本人权都受侵犯。不能寄希望于部门禁令，即便制定出“不准把处女当妓女抓起来”这等具体禁令，也是白搭。
公权力落实“法无授权即禁止”，私权利实现“法无禁止即自由”。处理公权与私权的关系，解决公权滥用问题，实现民主与法治，最终离不开以公民政治为方向的政治体制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