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我们单位自杀的人也有各种各样的死法。后来文革中一个同事实在受不了无端的批斗就要自杀，她想用剪子剪断喉咙，可是剪子不快她又剪歪了，被人发现时，还抓住剪子不放拼命往里捅。救活后脖子上留下一条大大的疤。受其影响我们单位后来自杀的人都选用了跳楼。真是个个都横下一条心去死的，不想再被救活。可见人们活得有多么恐怖。
中越战争后，传闻越文版的杂志要停刊。越南文组的一位华侨翻译挺不住劲儿了，因为他非常热爱他的工作，除了工作，他没有别的爱好，又没结婚，又没个家，住的是集体宿舍，真是一无所有。他是个非常腆腆的人，说话都脸红，害怕当让人供养的寄生虫，看不到前途和生命的意义就跳楼自杀了。
再有一个就是宝珍的死。宝珍50多岁是个编辑，不光人长得漂亮，字也写得好，被同事称为单位的“四大女才子”之一。我认识她是在文革的后期，我们在“五．七”干校的同一个班里劳动。70年代大家都很穷买不起睡衣，都是穿旧衣服睡觉，可宝珍不光穿睡衣而且她的睡衣非常高级都是丝绸做的，她告诉我们她有严重的神经性皮炎，怕皮肤挠破了沾连在棉制的衣服上，丝绸打滑不沾身。她的皮炎说犯就犯，一会儿就遍及全身。红肿的皮肤又疼又痒令她痛苦不堪。不知道什么时候犯病，所以她丈夫就给她买质量好的睡衣，要是真有比丝绸更好的料子就是再贵她丈夫也会舍得给她买的，因为他们夫妻感情很好，再一个她犯起病来，他丈夫拿她实在没办法，只要不犯病，他丈夫为她干什么都行。
宝珍还患有精神病。宝珍五七年反右时没有遭到迫害，只是受到了冲击，可她的弟弟在文革中挨整卧轨自杀了，这事对她精神上打击很大，她最怕听说有政治运动了。一次我们班长插秧时把秧给插歪了，拔起来时他无意地说：“拔起你这儿一小撮儿！”宝珍就受不了，以为要搞运动了，精神病犯了好几天。人们说她得精神病是因为她家有精神病史。
我们副班长是我的好朋友。宝珍经常找她谈话。副班长没见过精神病人以为宝珍很幼稚，后来知道了，轻微的精神病人其实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是一种非常简单又非常固执的人。她害怕被打成反革命，那样她美好的家庭就要破裂了，对不起丈夫，对不起两个女儿。每次谈话副班长都反复劝说，你不是反革命，你是个好人。这些运动与你无关。她听了很高兴说，我要有你这样的妹妹就好了。可每次谈话都得这么颠三倒四地重复，连副班长说着都没底气了，心想：你这么怀疑共产党，说不定哪天真把你打成个反革命了。
平时宝珍也有说有笑的，可国家一出点儿什么事宝珍就要难受几天，她以为又要搞运动了。这也没什么，不过有一次她真的犯了精神病。她们那一批的干校生活结束前，每个人要写份总结。宝珍写不出来不说，还差点把命搭进去。因为她钻了牛角尖里把简单的总结当成检讨来写了，从五七反右运动写到文革，几天后大家开始发言了，洋洋几大片纸她还没写到干校生活呢。后来别人都发完言了她也没写完。我们背地里笑她说：“这么个大编辑连份总结也写不出来？！”总结完成后别人都打起行李高高兴兴地回北京了，她的总结依旧没写完。
后来经队干部协商同意她留在干校接着写，连续几天她都老老实实坐在床上写，越写越严肃，越写脸色越发青。看着宝珍一天天瘦下来我们队友也心疼了，背着她说：“咱们队干部也真是，明明知道她写不出来，就别让她写了，不就是个总结吗？”其实我们心里都明白，是他们谁也不敢做主，怕承担责任。最后宝珍两眼发呆坐在床上一语不发，我们吓得都不敢跟她讲话。有一天她睡到中午还不醒来，一看她床前摆的空空药瓶我们傻了眼，原来她服了安眠药，也不知道药瓶是满的还是吃得差不多了。到了下午还不见她醒来我们就把干校的大夫叫来了。
大夫也说不出来什么只能告诉我们，她三天之内要醒不过来人就会过去了。这个时间可把我们给整苦了。平时最怕她睡觉打呼噜，现在却巴不得宝珍打呼噜，而且越响越好，她一没了呼噜声我们就以为她那边已经断了气。往往刚跑到她床前，她又出声了。后来队干部也来了，在她的枕头底下发现了一个刮胡子用的刀片。我们就更加紧张了。还好到了第二天晚上宝珍终于醒来了。原来是她的神经性皮炎和精神病救了她。因为她长年服用控制神经的安定药，要是一般人这么大量的安眠药也就死了，可在宝珍身上却不算什么，多睡几天，药劲儿一过，人就醒了。后来队部决定让她回北京，总结的事也不提了，可谁也没说她的总结不用写了，因为没有人敢对这句话负责任。
后来我也结束了干校生活回到了北京，每次见到宝珍都很亲切，她也很正常。八十年代年的一天，突然又听到了宝珍的消息，说她回广东探亲时跳楼自杀了。我们单位的大李专程前往广东去处理她的后事。大李回来后遗憾地说：宝珍真不该死。那天她又犯病了把自己锁在凉台，人坐在凉台上。警察也被叫来了，大家隔着玻璃劝宝珍想开点儿。宝珍坐在凉台上一动不动。后来警察不耐烦了，准备冲进去，家里人顾不上宝珍拼命劝警察，告诉他们宝珍不是第一次了，每次劝她最后都没发生什么事。没想到警察一意孤行，三个小时后撞开门冲进凉台，就在这一瞬间宝珍真以为警察是来抓她这个反革命的，一狠心从凉台上跳了下去。这时人们才发现，都三个小时了，警察一点准备工作都没做，凉台下连点儿被子毯子之类的东西都没铺。
这几个同事死后，大家没能从官方得到一点儿消息。要不是我们亲眼所见那位越南文翻译躺在地上，或者亲耳从大李那儿听到宝珍的消息，谁都不知道单位死了人。消息都是靠人传人，从小道得知的。单位领导连个遗体告别的仪式也没做，没开追悼会，没发讣告，没有一个交代，甚至连句话都没说，好像领导一点儿责任也没有。一个同事给我解释说：“自杀的人是不能开追悼会的，是党员就叫做：自绝于党，不是党员的叫做：自绝于人民。”当时其他同事也都说，宝珍早晚要自杀，因为她怕被打成反革命，是她自身的弱点所至。
读了<<九评共产党>>后，我明白了，是共产党害死的宝珍，精神病人世界上到处都有，可没有谁象宝珍那样天天生活在恐怖中。共产党是真的不断地找各种理由在杀人，不断地找各种机会在抓人，没人敢跟宝珍打保票，说她不会被打成反革命。她是个病人本应得到社会的关心和爱护，得到应有的治疗，可在共产党的国家里她享受不到国家的特殊待遇。我在西方认识一个精神病人，她犯病时就想不起来自己是谁，所以她出行，可以请一个人保护她，连火车票也是免费的，她周围的人知道她有这个病，从不拿她取笑，都很自觉地爱护她关心她。谁都清楚，连精神病人都耍弄的人，是得不到别人的尊敬的。她也没因为有了这种病而自报自弃，而是自食其力，和丈夫生活得很好。在中国难道不是共产党杀害了成千上万的象宝珍这样的精神病人吗？还能有谁比共产党更应对此负责任吗？是到了该说清楚谁是真正凶手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