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面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对问题性质的判断。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是一个现代化过程中会碰到的问题，所以要稍微讲一下，中国现代化选择了什么样的路线。现代化从总体来说，有一门学问叫做比较现代化，总体来说，一种方式主要靠政府的强力主持，另外一种方式主要依靠市场力量。过去有人作出研究，比较典型的是德国的现代化和日本的现代化。
从中国来说，文革结束以前，我们依靠政府的强大的力量，依靠计划经济动员资源和配置资源的能力来推动我们的现代化，这种方式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功。只是取得了有限的成功，但是付出的代价是很高的。邓小平领导的改革，从实质上说，在我看来就是要从第一种方式转到第二种方式来推进我们的现代化，所以我们把这种改革叫做市场取向的改革。
过去20多年来，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几乎是没有人怀疑的。能够取得这样举世公认的成就，归功于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的改革。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当下的改革和我们从1956年就开始的经济体制环境改革的区别，在粉碎四人帮以前，在1976年的会议上已经提出来了要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那个时候还没有基本的框架，只不过把这个决策权利从中央下放到地方政府，这样一个资源配置方式没有进行根本改造的改革，当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发挥了地方的积极性，79年以后的改革，一个想法就是要搞市场经济。后来到了14次党的代表大会明确规定，我们改革的目标是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1992年的南巡讲话和14次代表大会以前采取的办法，我们把它叫做增量改革，也就是说国有部门，不管是国有的工商业还是国有的金融企业基本不动，而是在国有以外发展非公有制，到了1992和1993年以后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目标以后，就专为整体的推进，或者用邓小平的话来说，真正的“摸老虎屁股”，所以有对金融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这样把社会以市场经济的体制建立起来。在这个过程中，就有了社会上不满的呼声。
从80年代后期，由于贫富悬殊的经济，由于腐败的蔓延，对于社会现实状况和现实政策不满的呼声就不时的出现。大家可能还记得，在90年代初期曾经出现过怀念计划经济时期的情绪。它的基础就是对改革开放大方向，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的怀疑和否定。我是这样看的，我认为问题不是在党，而是比较直接性的问题，是执行中的问题，甚至有一些是跟这个改革大方向相背离的一面。十四届三中全会中确立了要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体系，它才使得我们在改革过程中有一个安全网，使得我们建立一个和谐社会有了一个经济基础，但是九三年的决定从现在看方向是对的，但是在执行上少了一点。
就城市来说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老职工他们过去形式的劳保，这个对于职工所负有的隐性债务，这个时间很长了，是十四届三中全会所规定的，没有人执行。有一种问题是持久性的问题，比如说在发展的过程中虽然在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强我们的教育体系，和能够发挥人们创造性的、主动性的人才战略，但是这个落实得不好。具体的措施上没有很有利的措施来执行。所以，这始终是我们改革中的一个很大的缺陷。有一些是与改革的大方向完全背离的，与建设一个平等竞争的市场完全背离的，比如说腐败的问题。从经济上分析，它的基础，它的实质就是权力悬殊。所以，既然不是大方向的问题而是执行中的问题，支流的问题，逆流的问题，那么我们就要作出一个判断，当然不是说这个问题不严重，可以掉以轻心。
所以我们就要对这些问题这些矛盾进行分析。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对它们的根源有不同的看法，对应该怎么做对策也有不同看法。因为大致上有两种。一种看法就是刚才我大致上已经表达的，比如说腐败问题和收入差距的悬殊。在有些方面还有所增强，如果这个意见是正确的，就是要限制了，推进改革促进发展。
吴敬琏：80 年代中期也是有两种观点。当时是这样，大致有两种极端的观点和一种经济学家的看法。一种观点是说，腐败之所以蔓延，它的基本原因是因为市场取向。这是改革方向出了问题，所以应该扭转方向。另外一种，他们认为这是金钱作用的扩大，是市场化改革依赖和需要的，所以腐败确实是要蔓延的。但是腐败是要适应现代化的条件，甚至是一种润滑剂。
80年代中期主要的腐败，当时叫做官倒，去倒批文，去倒进口许可证。90年代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各种商品的价格就放开了，结果倒爷也就消失了。所以，不是因为市场化的改革造成了腐败的蔓延，而是因为权力对交易活动的干预，是权力造成了腐败的蔓延。
90年代初期的时候，达成了一个共识，从源头上反腐败。当时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所以消除了一些行政权力与交易的干预。但是改头换面，也增加了一些干预，所以有一些新的腐败出现。90年代初期一直到至今的土地批租过程中，权力导致了腐败。但是因为社会现象非常的复杂，所以对社会现象的分析往往是长时期的，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不是因为一次讨论在某一个问题上大家比较明白了，就对所有的问题都会明白。它会反复的出现。特别在近期。
因为刚才讲到的一些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有计划的趋势，所以新的争论又起来了。当前的情况下，我认为有三种力量： 第一种力量是靠权力发财的权威。第二种力量是希望保持和扩大对资源支配权力的官员。第三种力量是弱势群体。
弱势群体在过去20多年的改革中，由于前面讲的原因受到了损害。但是对于是什么安排或者什么样的政策使他们受到损害，我们对这一点没有很深刻的了解和把握。
如果第一种力量和第二种力量能够结盟，它就有可能把第三种力量误导到反市场趋向的改革。如果它们被误导，这样一些力量就会形成社会上的一个基本的取向。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的改革方向，对于大家、对于我们社会上的多数人都是有利的。这个问题也已经反复证明过，但是现在看来还要重新证明。最重要的是拿行动，不是从理论上分析。就是说要消除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源，要从源头上铲除这个基础就要做三种事情：第一件就是限制行政许可，第二在此基础上发挥市场的基础性的作用，第三把必要的行动进行执行，现在的市场经济不能没有国家力量，还需要在很多方面发挥它的作用。但是这种权力应该限制在必要的范围内，而且置于现实的监督之下。所以我们要减轻临产阵痛的途径不是开倒车，而是坚定稳妥的发展方向，坚持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总体说来，就是要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十六中三中全会，做了一个很好的计划。我们就是要把过去的改革取得的成果巩固下来，把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执行不利消除掉，全面推进改革。
我认为当前有这几个方面是重点需要进行的。
第一是金融体系和市场的改革；第二是投资体制改革；第三就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