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网路世界兴起后，中国大陆 50 年来铁板一块的政治生态终于产生一些明显变化。尽管北京当局不惜花费巨额资金构筑网路防火墙如“金盾工程”等，但无孔不入的网路，仍给大陆人民带来空前自由。官方和民间既有攻防，也有互动，日渐推动大陆这个“红色帝国”的和平转型。
信息时代的网路大潮，对大陆政治生态的影响不言而喻，对新闻改革的冲击势不可挡。随着十年来网路的出现和影响不断扩大，大陆出现了相对独立的民间社会和民间知识份子。通过网路传播无远弗届的力量，许多独立知识分子因在网路发表文字作品异军突起，成为网路上的文化游侠和明星写手。有的年纪轻轻就达到一般在平面媒体上穷尽一生精力也难以达到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如因在网上发表《讨伐中宣部》一文暴得大名的北京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焦国标，就是其中典型一例。
大陆网路政治生态在近期出现的另一个显著变化是：网路民意开始冲出网路，走上街头，形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民众街头抗争运动。四川重庆万川事件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个案。
美国“ 21 世纪中国基金会”，11 月 5 日至 7 日在康乃迪克州的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举行主题为《信息时代的族群关系》的研讨会。来自两岸三地及北美的 40 多位中国问题专家学者、新闻工作者和网络技术人员，探讨了网路大潮对中国大陆政治民主化的影响、公民维权的意义、海外媒体的作用，以及未来民主中国的可行性政体等。大陆学者范亚峰、张耀杰、王光泽、张宏杰、任不寐、丁东及焦国标等在会上发表专题演讲。与会者基本认同“网路的自由化将会促进大陆的自由化，网路中国的未来就是一个民主中国”的看法。
网路中国催生民主中国
应邀出席会议的北京《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社论评论员王光泽，在会上发表题为《网路时代中国政治生态的演变与可能走向》的演讲，介绍了网路兴起对大陆民众突破中共信息封锁的作用，以及催生未来民主中国的可能性。
王光泽指出，1994 年，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刚刚走过 16 个年头，那年的 4 月 20 日，大陆的国际网路专线开通，实现与网际网路(Internet) 的全功能连接。从此，大陆正式成为真正拥有完全功能的 Internet 国家，大陆第一批网民应运而生，迄今正好 10 周年。
根据“中国互联网路资讯中心”最新发布的《中国互联网路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今年 6 月 30 日，大陆网民数量已达 8700万人，比去年同期增长 27.9%。其中 35 岁以下的青少年网民达到82%，上网电脑总数已达 3630 万台。统计资料还显示，中国大陆已经仅次于美国，跻身于全球第二大网路国家。
王光泽指出，尽管中共不惜花费纳税人的钜资构筑了一道道网路防火墙，并且不惜投入高昂的行政管理成本监管遍地开花的网吧，网路还是给大陆人民带来了空前的自由。大陆网民不仅能够翻越防火墙，直接阅读各种海外的最新资讯，还能够在网路上发表各种各样的见解，组织形形色色的网路团体。部份网民更能越过中共的防火墙，直接阅读被中共“金盾工程”封锁的海外资讯。从某种程度上讲，大陆网民已经突破了“党禁”和“报禁”，在网路虚拟世界部份实现了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
他指出，在传统的印刷媒体时代，知识份子大都是体制内人士，寄生于各家媒体和学院内，基本上是执政当局的吹鼓手和轿夫，很难有特立独行的思想。网路时代到来后，完全独立于官方立场的民间公共知识份子开始出现，御用知识份子大行其道的状态有所改变。传统的纸媒体成了中共一厢情愿的自说自话，比如所谓的“三个代表”，在网路上尽是笑话。
网路资讯无孔不入
王光泽指出，路具有以下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优势：第一，在中国大陆任何地方都可以实现和国际资讯的对接，除了宽带、电话线等有线的媒介外，大陆有些地方的无线营运商，还开发了价格低廉的无线上网业务，有的无线包月收费仅 20 元 (人民币 )。也就是说，大陆的网民完全有可能在任何地方即时接收丰富全面的资讯。第二，网路资讯可以无孔不入，能够透过各种私密的渠道进行传递。第三，网路具有极强的互动性，能够及时和交流对象沟通。
他说，基于网路以上的本质特性，以及国内外无数网民在技术方面的努力，中共目前的网路监控行动，很难完全阻断网路的资讯流通。由此，大陆的网路知识份子逐渐通过发言、沟通形成一定气候，并形成“网路中国”和“现实中国”的分野。现实中国是中共掌控下的媒体谎言连篇、铁幕重重，网路中国能够集中体现大陆民间社会的真实风貌。网路的出现最终打破了大陆官民一体、政教合一的政治结构，催生出相对独立、真实的民间社会。
在网路上，网民不仅实现了对中共话语体系的瓦解和颠覆，在实际的政治形态上，网民也打破了中共严防死守的政治禁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规定的几种公民政治权利，在大陆的网路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实现：
一、言论自由：虽然每个网站有自我过滤和自我监控的功能，但是由于网路上的发言机会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网民们还是能找到突破口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即使国内的网站发不了，还可以绕过网路封锁，直接登陆海外网站进行发言。一旦网路上出现精辟独到的文章，就会通过各种渠道迅速复制，转化成具有影响力的公共话语。
二、新闻自由：其中最主要的表现是从 SARS、孙志刚案等一系列事件后，网路资讯传播能力得到极大程度的发挥，并且对部分商业化的大陆媒体形成巨大的竞争压力。在 SARS 事件之前，网路跟着传统媒体跑，SARS 事件之后，就出现了传统媒体跟着网路跑这一明显的转向。一旦传统媒体没有跟上网路资讯，就有可能遗漏重大的新闻话题。这种局面的直接后果是，传统媒体的编辑记者们不断地冲锋陷阵，冲撞大陆新闻管制的底线。
三、集会自由：大陆的新闻网站为了提高点击率，每条重大新闻的后面都允许跟贴。因此，每一个重大新闻事件的出现，网路民意就会迅速聚集，跟贴洋洋洒洒千万条。这种民意的聚集和呼吁，甚至能够改变中共高层的政治策略，推动某些公共政策的重新审视和拟定。如辽宁省的刘涌案、黑龙江省的宝马案，都引发网路上潮水般的声音，敦促当局检讨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由于强大民意的推动，这些地方性事件就会迅速演变成一起全国性事件，地方官员想将其控制在小范围内解决的如意算盘就会落空。网路民意推动地方官员主动改变事件的处理方式，或引起中央高层介入的个案已经屡见不鲜。
四、 结社自由：论坛是网路社会中最常见的一种交流方式，通常是志趣相投的网友通过注册获得身份认同后，进入论坛就某类问题进行发言、讨论。每个论坛实际上就是一个规模不等的网路社团，他们有自己的活动规则和目标。由于网路的虚拟性，在网路上成立社团组织的成本极其低廉，甚至在聊天软体上就可以集结成一个社团组织。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共要想成功地监控每个个体的活动几乎没有可能。
五、示威自由：在 2001 年兴起的网路签名运动，实际上就是一种示威和抗议。尽管有人嘲讽，“签名运动实际上就是一群无力行动的知识份子的意淫”。无论如何，在红色政权的铁血政策统治了半个世纪之后，开始有独立知识份子就某些公共事件独立发声，非常难能可贵，这本身就是一种行动，将为大陆知识份子进一步走出网路走出书斋凝聚信心和道义力量。
民意从网路走上街头
王光泽指出，如果说去年的宝马案、孙志刚案、刘涌案以及 SARS 事件，网路民意还局限在网路上鼓动和示威的话，那么今年一系列的事件表明，网路上多年积蓄的民意正在走进实际生活之中，甚至走上街头，酝酿出规模浩大的民间维权运动，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重庆万州事件。
万州事件本来起因是一颗微小的火星：两名万州市民在发生纠纷和互相殴打的过程中，一个自称是公务人员，引爆了围观群众对官员仇恨的导火线。这一事件迅速在网路上流传，甚至被演绎为具有煽动性的“局长”殴打“小民”的政治谣言，引发万州近五万名市民上街游行，并和镇暴警察发生激烈的肢体冲突。另外，安徽蚌埠退休工人的游行示威事件、河南郑州和开封的回汉民族冲突事件，都显现出大陆的公民维权运动正在从网路走上街头。
重庆万州事件充分说明，大陆民众的积怨在释放，民众的权利意识在觉醒，以及中共的底线在后退，控制能力也在降低。可以判断，如果胡温体制继续保持这样宽松的政治局面，未来数年街头运动将会如燎原之火，遍地开花。街头斗争有可能会在网路民意的配合下，成为民间抗争的主流方式。
王光泽引述大陆异议学者刘晓波所言：“大陆改革的深层动力来自民间而非来自高层。互联网的兴起和普及，将有可能更加强化这一说法。”如果说 20 多年以来的政治改革是由中共内部主导为主，那么在互联网兴起的十年之后，大陆的政改路径很可能转变为民间推动为主、官方被动变革的模式。
他举例，在台湾政治转型后期，尤其是在七○年代中期台湾的“中坜事件”之后，台湾的政治转型迅速转变为民间主导的局面。大陆的政治变革一旦转变为民间主导，变革的进程和速度将不会以中共主要领导人的意志为转移，政治大变革的拐点有可能被重新评定。但是，大陆的政治变革模式不会照抄台湾模式，反而会展现出互联网时代中国大陆独特的变革模式。如果说台湾政治转型的路径是：开放选举--突破党禁--突破报禁；他认为大陆的政治变革路径可能恰恰相反：突破报禁--突破党禁--开放选举。
他乐观地表示，网络的自由化将会促进中国大陆的自由化，网路中国的未来就是一个民主中国。
瞒天过海压制舆论自由
现任加拿大维克多利亚大学讲座教授的吴国光，曾任中共人民日报主任记者，对中共如何控制舆论阵地的情况知之甚详。他在会上根据中共对媒体的政策及官员的讲话，结合实例分析北京当局如吻擅罴忧靠刂泼教宓那榭觥?
他指出，虽然北京当局目前不再说“社会主义就是好”了，但大陆媒体仍严格遵循“江泽民的新闻思想”，即“媒体是党的喉舌”。所有的大陆媒体都必须具备“党性”，在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基础上，允许其“核心媒体”以下的“子子孙孙”有一定自由，而这一自由恰恰又可被中共再利用来包装宣传，给大陆人民及海外观察家以为“中国有新闻自由”的假象，吸引读者并创造收入“养活”党报。
吴国光认为，中共不仅仍然牢牢把握着媒体，而且通过某些措施瞒天过海，使得生活在虚幻中的大陆人民对自己看到的东西坚信不疑。
大陆独立作家、《议报论坛》主持人任不寐，讲述网路发展使得大陆民众能够了解中共不愿人民知道的讯息和事实真相，而政府却千方百计采取多种措施控制网路。归纳约有十类：网路立法、网路警察、网民迫害、国内网站管制、海外网站封锁、限制网吧、过滤词制度、监视电子通信、设立举报网站、官方网站的舆论导向和网站自律等。
任不寐本人主持的《不寐论坛》，在三年多时间里，被大陆当局强迫封闭 53 次，最多时一日被封好几次。但他不妥协，每次被封后，立即重新开张。他说，“不寐之夜”的经历可以作为大陆民间网路发展的例证，在当局一再封杀下，如今大陆坚持在道德底线抗议的网站基本上荡然无存，一些网站被迫作出妥协以求生存，真正独立的网站寥寥无几。
网上世界众声喧哗
应邀与会的北京《口述历史》主编丁东，在会上发表《我对海外中文网站的观感》，回顾了网路兴起对大陆媒体的冲击，并详述网路对大陆民众打破中共新闻封锁、获取外界正确资讯的巨大功能。
他说，自毛泽东建政以来，大陆一直实行严格的舆论管制。新闻、出版、广播、影视，都由执政党掌控，一般公众实际上丧失了对公共事务的知情权和发言权。对外界事务的不知情，和表达意见的不自由，维系了几亿人对毛泽东的愚忠，这种格局，成为极权统治的精神基础。
丁东指出，在五○年代到七○年代，也有一些外来因素对这种格局形成挑战，如收听外国电台。在毛泽东时代，收听“敌台”是一项足以让人入狱的罪名。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中美两国修好，北京当局对自己也有了一定自信，一度不再干扰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国广播电台。但在 1989 年“六四”事件后，又回到封闭状态。官方对他们认定的“敌台”，仍然采用技术干扰。与此同时，官方一直对入境印刷品实行检查，控制海外出版物的流入。这些耗费纳税人巨资的行为，都是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名义下进行。
据 1997 年 10 月第一次调查，当时大陆仅有网民 6 万人。到了二千年世纪之交，大陆网民数量迅速突破百万和千万两个数量大关。有人对网路降临曾抱乐观态度，认为从此将打破大陆统一舆论的格局。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大陆官方还是找到既利用网路发展自身经济、军事和科学技术，增强国力，又防止网路思想言论在大陆自由传播、瓦解专制统治的对策。他们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打造防火墻，屏闭和过滤官方不想让公众了解的信息，使得大陆网民只能按照当局的意愿进入网路。
丁东指出，网路对大陆网民来说，成为一个按权力的好恶过滤的残缺世界。一些网民，出国求学或探亲、旅游，突然发现网上的中文天地，原来是众声喧哗的世界。可是，一旦回国，喜欢的网站打不开了，才感到十分无奈。
海外中文网站对中国大陆发生影响，始自九○年代中后期。那时大陆网民人数虽然很少，但已经注意到海外网站有不同的声音，当时由大陆留学生创办的电子刊物《隧道》、《华夏文摘》，即已引起少数大陆网民的关注，下载后在朋友的圈子中传播。
到了九○年代末，大陆网民数量急遽上升，海外中文网站也越办越多。从海外网站上阅读不同于官方宣传的声音，了解官方有意封锁的信息，成为许多网民的乐趣所在。官方也开始研究信息屏闭和过滤的技术。其间，一度关闭搜索引擎 Google，引起轩然大波。
后来，Google 以自律的方式和大陆官方达成默契。现在，一般的网民已经不能采用常规渠道登陆那些时政性的海外网站。只有少数网民还能通过电子邮件，直接订阅某些海外电子杂志。还有少数网民，使用无界浏览等软件，穿越官方设置的防火墻。
今天的新闻明天的历史
丁东指出，官方对不喜欢的网站采用技术屏闭，相当程度上达到维持舆论垄断的目的。尽管如此，海外中文网站，仍然不失为大陆网民获取资讯、发表意见的重要渠道，对大陆的政界、知识界和公众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如下方面：
一、向大陆及时传播了重要的海外资讯。例如，香港两次“七一”50 万人大游行，由于示威对象是中央政府，大陆官方媒体当然不会报道。海外中文网站的报道，使大陆民众了解事件真相。另外，九一一事件、伊拉克战争、南斯拉夫使馆被炸和南海撞机事件等重大国际冲突，海外网站提供了与大陆官方口径不同的声音，有助大陆民众从不同角度理解这些事件的真相和意义。
二、大陆新闻出口转内销。大陆一些敏感的新闻事件，如《南方都市报》程益中、喻华峰被捕、起诉及庭审过程，喻华峰被判、改判以及程益中获释，都是大陆新闻界、知识界和公众极为关注的。其幕后原因是由于《南方都市报》报道 SARS 真相和孙志刚事件，遭到地方权贵的打击报复，其性质与 1936 年的七君子事件类似。而这么重要的事件，官方媒体只能按既定口径发布简短消息。真正能够让民众了解全部真相，只能通过海外网站发布后，再向大陆传播。
三、提供了文人论政的平台。中国在 20 世纪，曾经有过文人论政的传统。《大公报》在三、四十年代，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宗旨，成为知识分子论政的公开平台。其他一些民间报刊，也发挥过这种功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民间报刊消失，文人论政的传统被迫中断。网路的出现，使大陆一批知识分子看到了复兴这一传统的可能性。而大陆本身的网站，处在严格的监控之下，论政不能畅所欲言，海外中文网站为大陆有志论政者提供了发言的空间，由此而催生了一批有影响的时事政治评论员。同时给一些政治上被打压和冷冻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发言机会和以文谋生的可能，使他们得以保持思想活力，并使他们的言论有可能以出口转内销的方式与大陆读者见面。然而，大陆知识分子在海外网站发言仍有风险，杜导斌案就是最典型的一例。
四、促进了大陆公民的维权活动。利用互联网表达意见，已经成为大陆公民维权活动的重要渠道。但有些敏感个案，大陆网站无能为力，海外中文网站就替代了这种功能。以蒋彦永事件为例，今年 6 月 1日蒋彦永因呼吁“为六四正名”被官方软禁，到 7 月 19 日释放回家，再到 9 月 1 日恢复自由，全部过程海外中文网站都及时报道，声援蒋彦永的声音此起彼伏，官方面对巨大的国际舆论压力，被迫妥协。
近三、四年来，大陆官方对国内网站的监控日趋严密。从四年前“思想的境界”被迫停办以来，关闭思想文化网站在大陆已成家常便饭。2004 年 9 月，影响广泛的北京大学“一塌糊涂”网站被关闭。法学院教授贺卫方为此向北大校长许智宏发出公开信，实际上表达了无数网民维权的心声。在这种博弈过程中，海外中文网站的参与起到了重要的呼应作用，使大陆民间的维权之声，不至于因大陆网站被关闭而中断。
五、拓展了中文学术空间。自 20 世纪七○年代末以来，大陆人文社会领域的学术空间比之毛泽东时代，有了很大开放。二十多年来，大陆学界也产生了一大批有质量的学术成果。然而，在牵涉到官方意识型态核心部分的学术领域，仍然存在禁锢。例如对中共历史的研究，就有严格的控制，档案不开放，与官方结论不一致的观点难以发表，公开出版的充斥着谎言和粉饰。
例如对文革的研究，本来是一个既有学术价值，也可能产生大量研究成果的领域。历史当事人还在，可以抢救许多宝贵的第一手史料。但大陆官方对文革研究严加控制，尤其是 1996 年文革三十周年，对有关文革出版物的限制更加到了蛮横无理的地步，使得许多有志研究文革的学者，因找不到发言和交流的机会而却步，人为地萎缩了这一学术研究领域。海外的中文网站，如“文革博物馆”等，已经成为研究文革最集中的中文平台。
丁东指出，目前海外的中文网站和大陆的网站实际上存在着一种互动关系。全球中文读者最大的群落在大陆，而大陆目前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实行新闻管制的国家。从整个人类文明的大趋势看，大陆言禁的全面突破是迟早的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大陆网站处在从内部突破言论禁区的前沿。大陆印刷媒体在网路传媒的压力下，维持言禁已经捉襟见肘，而海外网站更是外部的挑战和参照。如果大陆能够实现言论自由，对于整个人类文明格局的改善，将有极大的意义。
他表示，今天的新闻将成为明天的历史，学术和思想可以潜移默化地作用于世道人心。如果能够留下中国后极权时代的信史，将功德无量。
世界日报
记者／曾慧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