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说书的，我差一点就生在母亲说书的台子上。眼看就要生我了，还要上台呢，说着说着，突然肚子一绞疼，这才马上下台。我外祖父也说书，一辈辈地传下这手艺。常言道：“在行恨行。”我母亲没想过让我继承她的手艺，认为干这个没有地位。虽然我们生活宽裕些，但是属于“人下人”。你的任务就是给人说给人唱，千方百计把人哄乐了算，所以我父母那会儿不惜一切代价供我读书。但到了１９５２年，新社会搞文艺工作的人地位很高，挣的也比较多。转了半天我也没转出去，到底还是干这行了。
后来赶上“文化大革命”，每一次我都是“运动健将”，每一次运动都离不开我。运动来了，我就挨斗，常常被打得遍体是伤。肉体的伤害是次要的，主要是心灵伤害太大了。政治生命没了，由一个普通老百姓，一下子降到“四类”分子，人人可以监督管制你，你就不是人了，你是“阶级敌人”，这种伤害简直太大了。那时候一边劳动还要一边心里念著书。这不是说我已经看出来了，迟早有一天我还能重返舞台，只是为了消磨时光。
这一招很有效，一下地，我就背书，一点一点想我当初怎么说的……我心里想着事了，就不觉得苦恼了。日子就是这么着过来的。所以一平反，我就立马能上台了。应该说我的经历给我的说书艺术提供了有益的帮助。我历经的这些磨难，对看事情、看人，都好像长了不少知识似的。
我并不聪明。有些人说你脑子真好使，记了那么多部书，而且都不乱套，多少年一张嘴就来。这个算不了什么。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说评书，看着容易，做着难。说古论今，不是那么容易的，得费很多功夫。但我从小在这个世家长大，看的听的都是这个，经过耳濡目染，脑子里头有了很厚的积淀，倒也不是很费劲。
父母和老师一再告诫，做人首先把“德行”二字搁在前面，你第一要先有“德”，第二才能说得上有“才”。我从小特别注意，也不是做个样子给大家看，一生都是随和的人。
一辈子想来，人间的苦，大部分我都经受过。回过头来，我觉得挺自豪，就因为我受过那么多苦，我不娇气。我现在已经年近七旬，还不服老，要继续趁热打铁，更上一层楼，在晚年再多做点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