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百姓对于“走后门”，丝毫不亚于当今对腐败的痛恨。相映成趣的是，当年中共中央对于走后门现象，也是如同今是对于腐败现象一般，三令五申却愈演愈烈。更令人深思的是，这两件事都没有被当做首要的大事来抓。
一九七四年初，“四人帮”借批林批孔运动大批走后门，利用他们掌握的宣传媒体大造声势，报纸上不断见到干部子弟走后门参军或上大学的报道，最为典型的是一个叫钟志民的高干子弟，利用其父的大名，顶替掉一名青年农民的名额参了军并入了党，然后又通过其父的一个电话，便堂而皇之地以现役军人的身份跨入南京大学的校门，成为光荣的“工农兵大学生”。可是，这位钟同志经过斗私批修，提高了思想觉悟，在上大学近两年时，毅然提出申请退学，用实际行动反击走后门的不正之风。本来，学校方面是不同意他退学的，事情捅到江苏省委，省委也不批准。谁知此事被江青同志知道了，于是乎文章大作，《人民日报》也刊登了钟同志的退学申请报告，钟志民由此成为反潮流的英雄，由此引发了一连串干部子女退学之风。批“走后门”的浩大声势在当时是深得人心的，不少干部为此受到批评或批判，钟志民式的先进榜样层出不穷。
可是，大批走后门歪风的这股风，后来却渐无声息，不了了之了。更令人不解的是，刹住批走后门这股风的，不是别人，正是咱们的最高统帅。老人家在一个批示中写道：“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又道：“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老人家出手制止了本来准备下发的批走后门的文件材料。
1975年5月3日，老人家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在会上做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次长篇讲话。在讲话中，他又一次批评了四人帮批林批孔还要批走后门，搞“三箭齐发”。 他说：
“走后门这样人有成百万，包括你们在内。我也是一个，我送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学，我没有办法，我说你们去上学。她们当了五年工人，现在送她们上大学了，我送去了，也是走后门，我也有资产阶级法权。我送去，小谢不得不收，这些人不是坏人。”
讲话中提到的“几个女孩子”是何许人也，俺不知道。讲话中提到的小谢，是谢静宜，河南人，文革前毕业，分配在毛身边担任机要员。文革中，谢静宜同迟群一道，作为8341部队派出的军宣队，进驻清华大学，担任该校的党委副书记，后来又成了中央委员、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
中共中央根据老人家的指示，发出通知，说是要抓好批林批孔运动，把走后门问题“放在运动后期妥善解决”。此后，因为伟大的文化大革命始终未能进行到底，所以谁也说不准什么时候才算是“运动后期”，走后门之风也就越吹越盛，大家习惯了，也就见怪不怪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