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6月文革伊始，郑思群以莫须有罪名被点名批判。7月29日派驻重庆大学的工作组将郑押至松林坡招待所实行“监护”检查，随后公布其“四大罪状”，正式将他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8月2日凌晨5时许，郑在招待所用剃须刀割喉自尽。次日有关部门宣布郑“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将其永远开除党籍”。13年后，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郑得以平反昭雪。1994年10月12日，郑思群骨灰被安葬于重庆大学民主湖畔，黑色大理石碑上，“真理永驻，浩气长存”八个大字金光灿灿。当年由他率领全校师生翻修的广场，被命名为“思群广场”。
近乎神圣的革命者
国庆前夕，记者来到了沙区，来到郑思群曾经工作、生活过的重庆大学，寻访当年老校长身边的人与事，试图在郁郁葱葱的林荫大道间拾起记忆的碎片，拼凑起往昔岁月难忘的影像。
在校园内理学院大楼一侧，有一处绿树掩映的长廊式院落，那就是学校党委办公厅所在地。当年郑思群白天在此办公，晚上在此住宿。郑的妻子吴耕书当时在省二党校任哲学教研室主任，平素里不回家。7个儿女也分别在中小学或幼儿园寄宿，每逢假节日，全家才得以在此小聚。
在新华村一套底楼旧居室里，记者见到了郑思群过去的警卫员曹万华。70多岁的老人一提起郑思群，便两眼泛红。曹是合川滩子镇人，1952年起，便为郑思群做机要通讯员，后升为警卫员，住在郑卧室隔壁的小屋里，料理他的生活、保卫他的安全。多年来，老校长对他的关心与帮助无微不至，至今他还记得郑思群鼓励他的话：“你不可能一辈子在我身边。从我身边出去的人，至少应当个县委书记。我这不是跟你封官许愿，我是希望你不断有进步。”
曹万华回忆说，当时郑思群是正军级干部，应该拿310元的七级工资，考虑到国家困难，他主动要求只拿240元的八级工资。军旅出身的郑一直保持着军人作风，见到认识的人还是习惯性地敬个军礼，平时一身黄军装，戴顶黄军帽，屁股上两个补丁，膝盖上又是两个，“只有在公务出门或是见外宾时才穿好衣服，冬天他有套蓝色呢大衣，夏天是我到友谊商店买的料子打了一套中山装。国家每月发给他香烟，两条中华一条牡丹，他却只要一条中华一条牡丹。”
曹说，郑校长从来不收受礼品，要求大家生活上平等。“一次学校食堂分鱼，按干部行政级别分给一斤两斤三斤不等。食堂给老校长送去一条五斤的，他就问别人分得了多少，当得知他是最多的就坚决不要。在他家孩子越小越倒霉，衣服大的穿了小的再穿，小的永远也穿不上新衣服。”
原重庆大学人事处档案室干部武坤说，“郑思群是罕见的工作狂，白天下基层了解情况，晚上就通宵达旦开会，对干部尤其是党员要求严厉，但对全校学生，他确实待之如子。”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学生因饥饿出现水肿，郑思群为之心急如焚，他硬是找市长任白戈反复游说，总算借回了一批黄豆，使学生的粮食问题暂时得以解决。他曾经到宿舍楼里一间一间看望学生，嘘寒问暖；他对年轻学子从不摆架子，绝不骂人；上课时，同学们会看见他悄悄坐在后排听讲，有时还掏出手绢擦拭玻璃窗上的灰尘；他还在食堂里当着许多学生的面，把饭桶边上的饭捡起来吃；他走在校园里的时候，会主动跟每一个认识或不认识的师生员工打招呼。当时在重大，流传着许多关于老校长的佳话。
电机系67级有位叫郑志胜的学生，家穷无钱买鞋，只好赤脚上课，一天正好在教学楼阶梯上遇上老校长。端详片刻后老校长问他为何不穿鞋？又问他在哪个系？哪个班？哪个寝室？脚有多大？第二天，像奇迹发生般一样，一个和蔼的陌生人来到郑志胜的寝室，给他送来一双崭新的解放鞋。这位陌生的送鞋人，就是老校长的秘书。
虽然郑思群从不谈自己的成绩，他的口头禅是“我没什么贡献，我只是大海中的一滴水”，但在莘莘学子们眼里，不苟言笑、身材高瘦的老校长，满额皱纹记录的是令人羡慕不已的光荣历史，活脱脱就是一位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一位近乎神圣的革命者。
在重庆，他的事业接近巅峰
《重庆大学校史》记载，1912年，郑思群生于广东海丰县汕尾镇。受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影响，年仅13岁的郑思群便加入共青团，15岁由团转党。大革命失败后，他奉组织委派东渡日本。1929年，因参加我党东京特支领导的革命斗争，被日本政府押解回国。两年后他又化名去日本留学，“9·18”事变后再次回国。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他先后担任过白区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共青团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等职。1936年他第三次赴日留学，考入东京大学政治科学系进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与研究。“芦沟桥事变”爆发后，他回国奔赴抗日前线，历任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工科长，冀鲁豫军区宣传部长兼军法处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二野一旅、三旅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以及二野女子大学副校长、副政委等职。1949年年底重庆解放，他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与西南人民革命大学总校教育长。
1952年10月，以省军级干部（行政七级干部）之尊，郑思群奉调来到刚刚进行院系调整的重庆大学，一干就是15年。郑是新中国成立后重庆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和党委书记，在学校百废待兴之际，他深入调查后提出“学校的一切工作都要围绕教学这个中心环节”。1955年8月30日，他在开学典礼上说：“我们的学生和毕业生，应该是德、智、体三者兼备的、全面发展的人，三者缺任何一方面，都叫做不合格。”就当今教育界力主对学生施行素质教育而论，他当年的主张可谓超前。
在他任职期间，重庆大学日新月异，发展迅猛，短短七八年间，便从5个系、8个专业、1000多学生、200多教师发展到6个系、15个专业、7000多学生、900多教师，成为当时国内除清华、北大之外又一所超级大学。
1960年，郑思群代表重庆大学出席全国文教群英会，作为大会发言的4位高校代表之一，他作了《大搞技术革命，促进科学研究及教学改革》的专题发言，备受与会者瞩目。此前的1956年，他还作为八大代表，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为党的高级干部与教育家，他的事业已接近巅峰。
山雨欲来风满楼
1966年夏，一股阴风卷着鬼火从北方蔓延到重庆，侵入西南最高学府重庆大学，师生员工逾万人的堂堂校园顿时台风乍起。那个夏天的重庆令人激动又让人心悸。
5月4日，根据上级党委部署，重庆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的郑思群，向全校作了批判“三家村”的动员报告，随后又点名批判了吴晗及其作品《海瑞罢官》以及人民日报的邓拓等人。作为渐渐拉开的文革序幕，政治激情被发动起来的人们将大字报贴满校系各大楼及学生宿舍区。5月下旬，学校党委传达了中央《五·一六通知》－－这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要求“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的领导权。”
该通知“旗帜鲜明”，郑思群麾下校、系、处各级“走资派”及形形色色的“反动学术权威”人人自危，揭批他们的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而来，由是，堂堂学府天地大乱。
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的攻击该校党委的大字报。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人民日报又就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发表题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同时登载北京新市委改组北京大学党委，派市委工作组进校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个来势迅猛的政治冲击波，对重庆大学震动巨大，反响强烈。
广大师生员工议论纷纷，大字报矛头于是转向校内，并开始出现指向党委和各级领导干部的苗头。6月4日，学校党委召开扩大会，副书记刘玉元传达省、市委的紧急指示，要求紧跟形势，打破旧框框，放手发动群众，横扫牛鬼蛇神，立即掀起运动的新高潮。并说，市委指示，如果党委领导不力，就马上派工作组进校。
面对来头很大的压力，党委扩大会决定停课三天，集中抓运动、掀高潮。当晚，立即召开全校大会，对北京市委改组北京大学党委的决定和聂元梓等人大字报表态拥护、支持。学校党委既力图适应形势和上级的要求，又想掌握住运动，使之局限在只横扫个别“牛鬼蛇神”，不要出现大乱的局面。但是，这与运动领导者要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夺“走资派”的权的意图相矛盾，因此总是适应不了形势、摆脱不了被动。
6月8日重庆市委工作组进驻重大。尽管他们率先肯定郑思群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重大不是北大，重大党委的主流是好的”，但他们又相继强调：“揭发问题不得划框框，任何人的问题都可以揭露。”一时间，干群之间，师生之间，教职工之间，以大字报相互攻讦愈演愈烈，被点名者一时多达170余人。
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此时，郑思群自成都参加了省委“文化大革命动员会议”后返回学校，面对校内的混乱状况，他心急如焚，认为这种无政府主义的状态绝不可再继续下去了，运动虽然要搞，但正常的工作和教学秩序也要维持。于是他召集党委成员和系、处干部开会，议定立即采取相应措施，把各个办公室内外的大字报转移到指定地点张贴，校园因而有了几天难得的平静。
这时，在学生宿舍区域贴出了“保证党的领导”的大标语和大字报，并在群众中流传着形势要变的言论，彼此揭发问题的大字报立即锐减。这个新动向马上触动了工作组敏锐的神经，加之有人向工作组反映郑思群背着工作组“开黑会”。由此，也就仅仅平静了两三天，但工作组认定郑的言行起了压制群众的作用，立即反映到市委。市委当即指示，重大党委应向群众作公开检查，并向市委写出检查报告。6月16日，郑在全校大会上作了检查。
千百年来，自然界台风的中心都是平静的。然而这一回，超越于自然界的台风的中心却颇不平静。无他，这一场台风般的运动，其主要矛头，就是直指“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重大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为何许人也？当然就是该校党政最高长官之校长兼党委书记郑思群了。
6月17日黄昏，正当学生们在校园里热热闹闹张贴大字报，批判北京“三家村”和与之对应的学校文化工作主管－－校党委宣传部长邓时泽及校团委书记刘稚民时，学生宿舍区突然出现了自发性集会。在学生三宿舍门前出现了一张耸人听闻的大字报，大字报在提出几个捕风捉影的疑问之后断然宣布：以郑思群为首的校党委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黑帮！文章既出，很快便被惊诧万分的学生围得水泄不通，而大字报的作者之一，就是冶金系四年级学生佘国华。这份耸人听闻的大字报，虽然纯系空穴来风，但事情发生在学生集体无意识的背景下，其煽动效果很是可观。那一夜，全校师生无眠。
可以想象，郑思群的内心是不平静的。时年54岁的他，正值一个男人最为成熟最为稳健的年龄。何况较之一般同龄的男人，他独有一份41年革命生活贯穿其间的经历与阅历。惊涛骇浪里穿行过，枪林弹雨里冲锋过，敌军围困万千重，他都岿然不动。眼前，面对被煽动学生张贴的大字报围剿，他心中波涛汹涌难以平静。郑忧心如焚，个人进退得失不足挂齿，但他与广大师生员工为之呕心沥血使之旧貌换新颜的重庆大学就此万劫不复，他实在于心不甘，于气不平。
在攻击校党委是黑帮的大字报出笼同时，市委宣传部长何正清专程来校，向正在召开的党委扩大会宣布市委决定：重庆大学的运动不再由党委领导，而由市委工作组领导。6月21日，工作组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宣布市委决定郑思群停职检查。
士可杀，不可辱！
也就是6月21日，市委决定撤回第一个工作组另派出新工作组进校。新工作组的人数达200多人，各系、处、科、室和学生班级都派有工作组成员。他们下车伊始，便在大小会上公开宣称：“我们到你们学校来，就是抓郑思群黑帮的”，“重大运动的主攻方向是校、系两极领导干部”。就这样，郑思群由“遇到新问题的老革命”升格成了“黑帮”，校、系两极领导干部成为了“革命的对象”，其中90%左右的人立即靠边站，有些被看作是郑思群线上的人物进行审查、揭批。
新工作组从进校起，始终把斗争锋芒指向以郑思群为首要目标的校、系两极领导干部。他们到机关各部、处和各系发动群众，组织写大、小字报，找人个别谈话及挑选积极分子等，无一不是为了收集整理郑思群和其他校、系干部的材料，是抓“郑思群黑帮”。
混乱远未结束，情势继续恶化。工作组在进行了一系列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的活动后，7月29日他们在党委小礼堂召开有3位工作组长和专案人员参加的小型会，对郑思群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当面揭发批判。然后突然宣布郑思群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和“里通”苏修等四大罪状，责令郑思群下去老实交代，宣布对郑思群实行“监护”审查，移居松林坡招待所居住，这实际上是剥夺了郑思群的行动自由。
7月30日，工作组召开全校大会，在会上宣读《关于郑思群同志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言行（初稿）》，为郑罗列了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罪状”，连来校任教的苏联专家离渝返国，学校按礼节每人赠送校园风景照一册，也被认定为郑“里通外国”的间谍铁证。在要求大家进一步揭发、补充、修正后，工作组称：“如果现在还有人对郑思群抱有幻想，就不是认识问题，而是立场问题了。”这样的材料不可避免在学生中遭到质疑和对抗。
之前的7月29日，郑思群向组织上也即工作组提出了他参加革命来唯一的一次个人要求，要求通知妻子回来同他见见面。当晚，妻子吴耕书自省党校返回重大，在校办公厅里夫妻俩彻夜长谈。
早晨妻子告别郑思群刚刚出门，专案人员便进门来将郑的领口、袖口、裤腰及裤脚捏了捏，将其腰带鞋带悉数没收，甚至连茶叶筒也给收缴。如此还不放心，干脆让郑思群脱下长裤及衬衫。就这样，他们将上着汗背心下着衬裤的郑思群从校办公厅押解到了松林坡招待所。这一天是7月30日，据说行前全身被搜赤足而行的郑仅允许带《毛选》一册，而他恰恰将半片剃须刀夹带其间就上山了。
当天中午，郑思群的警卫员曹万华给郑思群送饭，一个看守气势汹汹训斥曹说：“从今天起，你不要给这个大黑帮送饭了，他的生活由我们全权负责。”牛高马大的曹捧着刚刚打来的一盒饭菜，孩子般挥泪而去。
三天后，即8月2日凌晨两点钟左右，难以入眠的郑思群征得看守的同意后走出禁闭室。走廊上，他向值夜班的招待所所长张永胜要了一支香烟，一边吸一边同张所长随便聊了几句。这时看守催他回屋睡觉，他看了看守几眼，方才回到屋内。大约5分钟，他房间传出一声异响，随之，看守的拼命惊叫也突然传来：“遭了！遭了！出大事了！”喊声响声惊醒了张所长，他翻身起床，赤膊赤足冲向了与他相临的禁闭室，眼前一幕让他触目惊心：但见身材高挑的郑卷缩成一团斜依在床头，他左手紧捂胸口，右手搭拉在床沿，满头满脸是血，篾席上全是血，连雪白的蚊帐也溅满了星星点点的血迹。
张所长走近床沿，看到郑思群左颈动脉已然割破，顺着伤口还在流着血滴。张所长当即摇通校医院电话，医生火速赶来，实施止血，进行人工呼吸，医生一阵忙活，几分钟后，医生起身揩了揩脸上的汗，毫无表情摇了摇头。郑思群心脏停跳，其时是凌晨5时20分。很快公安机关派员赶来，他们匆匆查勘了现场，检验了遗体，作出了“死者基本系自杀”的结论。
正当全校围绕郑思群的问题议论纷争之际，8月2日上午，工作组突然在各总支分别召开紧急大会，宣布郑思群在当日凌晨5时20分自杀死亡的消息。群众中的不满情绪一下激化为对工作组的愤怒质问，有的学生还发电报去西南局和中央，指控工作组把郑校长迫害致死。
没有扑倒于枪林弹雨中的老将，却倒卧在文革的血雨腥风里；几度走出森严监狱的革命者，却终竟没有走出小小的禁闭室。更为冤屈的还在后头，8月4日晚上，工作组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宣布关于永远开除郑思群党籍的决定。8月5日，工作组宣布撤离学校。闻讯而来的师生员工，自发涌往工作组驻地阻拦，要求澄清郑校长的问题。众怒难犯下，工作组被迫暂留学校，作了检查后才匆忙而去。
“郑思群之死”余波荡漾
1979年3月15日，郑思群平反昭雪的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在重庆大学隆重举行。聂荣臻等中央领导及中央和地方部门负责人士近百人，中组部、中宣部、教育部、四川省委、重庆市委等领导机关，清华、北大、西安交大等高校，共发来唁电、唁函157封，送来花圈222个，市委书记兼重大党委书记及校长曾德林致悼词强调指出：“郑思群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今天，我们在这里悼念郑思群同志，推倒强加于他的种种莫须有罪名和一切污蔑不实之词，为郑思群同志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尽管，他已魂归学府；尽管，在师生绵绵思念中，他已获得永生；尽管，他已彻底昭雪，然而，在郑思群辞世三十多年来，重庆大学的师生对当年老校长为何玉碎的议论，一直没有平息过。为此，在他辞世近四十年后，记者在重庆大学采访了郑的同事和工作人员。
程地全（文革前曾任重大党委常委兼组织部长，文革后曾任重大党委书记）：郑思群是被工作组以“三反分子”、“叛徒”、“特务”等多种莫须有的罪名揪出批斗并隔离审查的。那个时候，我已靠边站了，无法亲临郑思群死难现场。只是后来我在“牛棚”关押期间，才从松林坡招待所所长张永胜口中了解了郑思群罹难的全过程。张所长所谈当晚郑思群向他要烟抽且同他聊天及其郑思群断气前后的种种细节，我以为比较真实，公安机关对死者作出的“基本系自杀”也比较可信。作为一个老革命，郑思群生性刚烈，宁折不弯。然而短短几个月之间，他便从一个老革命被打成了老反革命，他力图拼命理解，然而终于不能，他心中的绝望不可言喻，他选择绝路也是势所必然。
邓时泽（文革前曾任重大党委委员兼宣传部副部长）：郑思群属于自杀身亡，这应该是毫无疑义的。首先，他不乏自杀的动机。他个人自尊极强。一夜之间被宣判犯有多种弥天大罪，如闻晴天霹雳，致使他万念俱灰，毅然了结生命。其次，他熟悉自杀的方式。他生前在同我的一次闲聊之中，专门就“自杀其实很简单”这一话题饶有兴味说了好一阵子。他比比划划地说只要找准颈动脉，再用一块小小的剃须刀片将那动脉“嚓”地一划，便可顿时完结其生命。后来听现场目击者介绍的他所用的利器及他自戕的部位，竟同他几年前给我讲述的自杀凶器与自杀的部位惊人地毫无二致。
在有关文革的回忆文章中，曾提到郑思群妻子吴耕书对此事的看法，将郑押赴松林坡隔离前，他们夫妻间曾让有过一夜团聚，8月2日上午，工作组通知吴回校告别丈夫遗体，被吴明确拒绝。但是，吴非常肯定告诉学生，当听工作组通知说郑自杀身亡，她就毫不怀疑事情的真实性。“我相信他肯定是自杀了。”她很坦白地告诉学生，和丈夫诀别那一夜，他俩都彻夜未眠。郑对她发了很多牢骚，说彭德怀、黄克诚这样战功赫赫的人都要批就批要整就整，自己算得了什么？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郑思群为何要选择这样一种方式结束生命，谁也无法体会这位职业革命家和教育家内心的无奈。但郑思群是死于运动的压力与人为的迫害，却是可以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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