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大学生眼中我是典型的胸无大志者，不想挣大钱、不想出巨著、不想干什么大事业，甚至也不想读高学位。我最在意每天是否过得快活有趣，没想过设计自己的“锦绣前程”。因人生观、价值观、生活观的差异，使我们留学生往往没情绪与中国大学生聊那些如何功成名就的人生话题，对我们来说特Boring（枯燥）。对比之下，西方青年更热衷去亚洲、非洲、南美等不发达的地区当一名志愿工作者，比如义务医生、教师。有机会帮助所需要的人，这种人生特别带劲和有意义，这才体现自己的价值，充满成就感。
一次有位中国朋友考我。他问：“长江里有几条船？”我茫然起来。朋友笑起来说：“只有两条船，一条为名，一条为利。”中国人对会见权贵能抛头露脸荣耀感的重视，留给我颇深的印象。在电视上看到采访一位华人女士，她说老爸见到克林顿夫妇邀请女儿到白宫参加国庆午宴的请柬时，激动得老泪纵横。当然去白宫作客的确是难得的机会，不过与“人民公仆”同进一次午餐，怎至于激动得落泪，西方人多会以平常心对待。
安贫乐道是否意味着失败
读过中国杂志上一则故事，介绍旅美音乐家谭盾，初赴美时曾为生计所迫在纽约的一间银行门外拉琴卖艺，与他作伴的还有一位黑人乐手。十年后的一天，谭盾路过那间银行时瞧见昔日同伴仍在老地方卖艺。黑人问谭盾如今在哪里卖艺，谭盾说在卡内基（纽约著名音乐厅）拉呢。那黑人便打趣道：“在那能挣着钱吗？”谭盾也幽默地回应：“还行。”这本来是个很有趣的段子，可惜段子随后的说教才煞风景呢，板着面孔告诫读者，谭盾靠自我奋斗在洋人的地界上功成名就，而那黑人因庸庸碌碌十年落得终日在街头卖艺。这种评论令我觉得好笑，且过于“中国特色”。在西方，街头艺术是当地的一道亮丽风景，街头艺术家同样是艺术家，不论你在街头表演还是在音乐厅表演，无贵贱之分，都是受人尊敬的职业艺术家。有些街头乐队水准相当不错并演出了名气，每天他们到固定的广场上班演奏时，会有乐迷拥在周围，并风风光光地出售自己乐队的CD。一些成功的街头乐手、画家的收入，与一介办公室职员的薪水相若，其中有些街头艺术家就靠着在街头、集市上为行人提供娱乐置了房产。我有位朋友原在大乐团拉小提琴，可他嫌不自由，便放弃了整天着礼服在音乐厅表演的职位，宁愿下到酒吧及街头狂欢节上去表演，他认为这种与观众近距离的交流，更令他放松惬意。周围亲友也理解他的个人志趣，无人认为他胸无大志，不思进取。成功不应只是狭隘的成名成家。而鄙视平凡的普罗大众是低俗的心态。
为白领、洋楼放弃天伦之乐是残酷的人生
来中国前，我原以为中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那里劳动人民的地位至高无上。中国也有一句古语“360行，行行出状元”。可是亲临中国后我很意外和震惊，中国人对普通工人、农民、服务员、清洁工等，十分不尊重甚至鄙视这些“底层”劳动阶级。中国人以职业、职位、收入、官阶等，来品评一个人的高低贵贱比西方社会过分多了。
一位走街串巷去酒吧、幼儿园、小学校讲故事的说书人，一次晚餐时与一位熟识的中国女士聊天。中国女士好心地替他出谋划策说：“反正你在这里也没正经工作，那不如去中国教英语。还能有一份稳定的职业和一份稳定的收入。”那说书人很惊讶地认真纠正该女士：“太太，我是自由职业者。我的专业就是走街串巷为老百姓说书。您怎么能说这不是一项正经职业呢？我不去中国，我不愿背井离乡。”那位中国女士餐后言之凿凿地发感慨：“看他一个穷说书的，吃了上顿不知下顿在哪，朝不保夕。帮他找条出路还不领情。看来我们中国人是好样的，我们来到你们西方，赤手空拳地打拼出自己的一份白领体面职业、中产阶级薪水和小洋楼……”周围西方人个个睁大眼睛瞪着她瞧稀奇。本来西方朋友还挺可怜这位女士的。该女士的丈夫和10岁的女儿都留在中国，她独自漂泊异乡打拼，已四年没见过女儿了。西方人特不能想象夫妻长久分居，家庭不能团聚对他们来说是人生极大的痛苦，因此西方丈夫出差时常会携太太同行。丧失天伦之乐的痛苦，是洋楼、白领、高薪等所不能弥补的人生缺憾。在西方人眼中为出人头地付出如此代价，是否太残酷。人生难道就只有这种浅薄的成功标准吗？难道不愿背井离乡、不向往洋楼、白领阶层，仅满足安贫乐道的淡泊人生就是失败者？为何中国人总势利地以财富、洋楼、学位、白领等物质的东西来论英雄？为何平凡地享受一份粗茶淡饭的宁静日子，就不被认为是好样的？难道中国人不能反思一下自己的人生观是否有问题？是否太过功利主义的庸俗？其实在西方自由职业者非常普遍，有自由歌唱家、自由舞蹈家、自由教师，还有自由护士、自由译者、自由教练等，这些人虽不去写字楼上班，也无稳定的收入，但他们都绝对是专业人士，没人歧视他们“没单位”。（“单位”是中国内地特有的名词）
奥地利维也纳有间中餐馆老板，托在匈牙利的华人朋友帮忙物色几位匈国侍者，东欧的薪水标准比维也纳低，这样可节省些成本，老板也允诺他付的工资肯定比匈牙利高出许多。华人朋友爽快地表示，西欧的工资比东欧高，匈国人也挺拮据的，这事容易办妥。没料到他问了一些匈国人后都竟然不为所动。这位华人纳闷地对匈国朋友解释：“你平常在维也纳上班，周末就回来匈牙利，个把小时的车程又没多远，而工资可是比在本国高出一、二倍。这么好的机会干吗不干呀？”匈国人答： “我每天下班后都和家人一起吃顿团圆晚餐，我不想走。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香港一间机构打算请一位英国大学者来港工作，该学究目前隐居法国乡间当农夫种葡萄卖。港方开出高薪聘他出山，遭其婉拒后，港方随即将薪水提高一个档次，又再次被回绝。此公每拒绝一次后，港方就将俸禄再升一个高度，经两个回合的拉据，最后蹿升到200万港币的年薪。但那位英国学者就是舍不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般的田园生活。他经营葡萄园虽只能过极简朴的生活，若想上馆子、买衣服都得周密筹划，不能随便乱花一个铜板。这情景使港人转不过弯来，既然此兄生活上如此捉襟见肘，那为何面对百万合同，居然不受诱惑仍蛰居农舍。英国隐士的回答是：“我不感兴趣挣大钱。”对此，华人朋友怔住后替其惋惜：“哪怕去挣一年的钱也就成百万富翁了。”此公对中国人动辄以金钱为诱饵的态度甚反感。一位香港武侠畅销书作家寄来张空白支票与他，望这位汉学大师将自己的著作译成英文，允诺空白支票就是请大师随意开天价。英国学者当即恼怒地将支票撕烂，斥责这是对其学术的侮辱及对其人格的贬低。
一位在纽约华尔街附近一间餐馆打工的中国MBA留学生，一晚对着餐馆大厨再次老生常谈地发誓说：“看着吧，总有一朝我会打入华尔街去。”大厨侧过脸来好奇地询问他：“你毕业后有什么设想？”中国MBA利落地应声道：“当然最好是马上进跨国大公司，前途和钱途就都有保障了。”大厨又说：“我没问你的前途和钱途，我问的是你将来的工作志趣和人生志趣。”MBA一时语塞起来。大厨叹口气嘟囔道：“要是经济继续低迷餐馆歇业，我就只好去当银行家了。”中国MBA差点惊了个跟头，他觉得不是大厨精神失常，就是自己的耳朵幻听，眼前这位自己一向视为低一头的大老粗，跟银行家岂能扯得上。大厨盯着惊呆了的MBA解释说： “我以前就在华尔街的银行里上班，日出而做，日落却无法息，每天都午夜后才回家门，我终于厌烦了这种劳苦生涯。我年青的时候就喜爱烹饪，看着亲友们津津有味地赞叹我的厨艺，我便乐得心花怒放。一次午夜二点多钟，我结束了一天的例行公务后，在办公室里嚼着令人厌恶的汉堡包时，我开始下决心辞职去当一名专业美食家，这样不仅可以满足自己挑剔的肠胃还有机会为众人献艺。”这样的事例可能出乎中国人的意料之外，因为中国人对成功、失败、快乐、悲哀有比较概念化的一统模式。说得言重一些，就是活着挣口气，是为了一种体面和在别人面前可以显耀的面子。对西方人来说，则更看中体现个人特性和自我价值的平和人生。我有位女友干了两年律师后突然决定放弃如日中天的事业，重新回学校去学习瑞典按摩术，日后更成为一名职业按摩女郎。在西方无论从事什么职业都无高低贵贱之分，强调的是干事业的兴趣和自在愉快。而自己人生价值的实现，其成功与否，并不是靠与别人比较来证实，更不需要通过其他人的肯定来获得满足和回报。淡泊的人生是一种享受，守住一份简朴不愿显山露水，越来越被西方人认为是一种难得的人生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