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都”风波
现在，如果你进入景德镇，就会被空气中流动的焦灼感所感染，触目皆是的标语海报将千年大庆的信息强行输送给你，而且特别标明“中国瓷都”四个字，以示正宗。同时你也会感到有点不方便，几十条主要干道正在涂上一层沥青。尽管封了路，还是有载客的摩托三轮车横冲直撞，在路面上留下蛇行般的印痕。人行道上，工人们正在忙碌着给每根路灯杆套上三截式瓷质灯杆套。这种青花或新彩的瓷质灯杆套将成为景德镇的标志。
记者在樊家井、筲箕坞等作坊和瓷器集散地转了一圈后发现，这里已经与5年前曾经见到的情景大不一样，犬牙交错的摊店不见了，从挑坯的工人悄悄闪出的身影分析，作坊也退缩到阴暗潮湿的小巷尽头。沿路红尘滚滚，一排排红砖房在赶建，道路也在加宽。这是景德镇市政府为了加强市场管理，改造城市面貌的具体措施，也是千年大庆的16大亮点之一。
这些年来，许多城市的特色商品集市都被强行迁入室内。但事实证明，一种自然形成的业态一旦改变，常常会造成市面萧条。市场里的绝大多数店主也对此表示担忧，且不说购买店面增加了经营成本。而说起“封都”一事，他们异口同声地说：“这得问政府啦。”
被一些媒体爆炒的“封都”风波，现在看来是一场不大不小的闹剧。景德镇市政府核心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情绪激动地对记者回顾了这个过程：今年4月，中国轻工联合会陶瓷分会和中国陶瓷工业协会将“中国瓷都”的称号封给了广东潮州，而在去年3月，中国工艺美术协会早已把福建德化评为“中国瓷都”，之后又有两个城市分别被评为“中国北方瓷都”和“中国青瓷瓷都”，“这个都，那个都，一共有6个”。这位官员估算。
“中国瓷都不是靠几个人评出来的，而是历史的积淀，老百姓的公论。特别是‘中国’二字，一般都是由国务院定的。我不知道这些协会是如何评定的，标准是什么也不知道，可以说毫无透明度，完全由一小部分人在暗箱操作，有人说这里有交易，我们没有证据，不敢说。我们景德镇陶瓷学院的秦锡麟院长是协会的理事，事先却一点不知情。这些协会为什么这样做？我认为是他们由政府职能部门改为行业协会后，没有找准自己的定位，在服务上不作为，却企图牢牢把持话语权，通过频繁的评级评奖挂牌来确立地位。另一个原因就是通过活动捞钱，没有钱他肯定不乐意干的。”这位在陶瓷企业有着几十年工作经历的干部还说，“‘封都’闹剧以后，我们的态度是不回应，不争论，中央台邀请我们去做节目，我们也不去。我们要卧薪尝胆，重振雄风。”
谈起“封都”风波对景德镇的伤害，这位官员并不讳言。“危害肯定有，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但损害最大的不是景德镇，而是我们整个国家。俄罗斯圣彼得堡建城三百年大庆，普京(专题，图库)总统利用这个机会大打文化牌，广泛邀请世界各国政要参加庆典，展示俄罗斯的崭新形象，大大提高民族的自信心。他们才三百年，我们却有一千年历史，怎么能比啊。而这些人却不顾历史事实和民族感情，在值得纪念的历史时刻从背后向景德镇插了一刀。”
记者了解到，“封都”风波后的8月份，中国轻工联合会会长陈士能借一个会议机会来到景德镇“补漏洞”，强调景德镇是“中国瓷都”、“世界瓷都”和“当代瓷都”。但这种声音在“封都”的余波中简直太微弱，也太可笑了，尤其是“世界瓷都”，这又是你“本会长”可以封的吗？
作为国家最高级别的工艺美术大师，景德镇陶瓷学院院长秦锡麟对这个话题更加激动，他对记者回忆起刚刚接待国际陶艺大会的代表，托尼会长说的一番话：“我以前一直认为景德镇在走下坡路，这次看了之后发现错了。景德镇还是中国陶瓷的中心。”秦院长说：“不少国外陶艺家到了景德镇都是怀着朝圣的心情，比如副会长温·海格比就每年来这里。他们中不少人就是受了景德镇的影响才进行创作的。我们有人才，品种这么齐全，还有中国唯一的陶瓷高等学府，综合实力远远比潮州和德化强，我们难道不是瓷都？”
短痛成了长痛
“封都”风波在景德镇各个层面引起了强烈反应，在政府部门，表面上是沉着应对，其实是窝心得很，所以不能排除有借千年大庆消除负面影响、展现积极形象的动机。其中16大亮点就是将形象展示与城市改造相结合的一系列重点工程，比如以山水、生态、文化为特色、面积为30平方公里的新市区框架的基本形成，颇能吸引世人的眼球。此外还有规划空港新区、与科技部共建国家陶瓷科技城、昌江广场和昌南大道的建设等，但一个在国有瓷厂工作了20年的下岗工人对记者说：“没有一项工程是直接从资金上、政策上扶助陶瓷产业的，哪怕是针对民营企业的也没有，这种亮点有什么意义？还不是政府的形象工程？你从机场一路过来，看到公路两边贴在山坡上的陶艺墙吗？这么恶俗的东西能代表千年瓷都的水平吗？我这话的意思是，没有高水平的陶瓷艺术和科技，连形象工程也做不好嘛。”
景德镇陶院美术学院副院长宁钢对记者说：“单凭景德镇艺术陶瓷这一块，瓷都的地位不可撼动，但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在日用瓷这一块，我们大大落后于德化和潮州，市场份额越来越小。我们的企业虽然也有流水线，却没有设计，每年大量资金投进去，就是维持一个形象，事实上产品没法在市场上与人竞争，订单也没法接。过去我们有三角牌瓷砖，现在建筑陶瓷也一败涂地。如果按产值来评估的话，我们的优势已经丧失，在工业化方面，轻工联合会就是据此来‘封都’的。这很值得反思！”
记者在雕塑瓷厂看到，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老厂房已破败不堪，杂草丛生，垃圾遍地，苍蝇乱飞，不少尘埃厚重的车间经过分割租给了个人开店、开作坊，老厂的窑炉还在熊熊燃烧，说明基本生产还维持着。在雕塑瓷厂的产品陈列室前，一辆大巴刚刚停下，吐出一车老外。那里还是旅游团队的一个景点。但从老外出来后的表情判断，他们至少没有激动。
记者还看到私人作坊的产品与企业的产品几乎分不清，一件产品，国有企业在做，私人作坊也在做。一个老工人自我宽慰：“我们还算好的！”
上世纪90年代初，景德镇有十大瓷厂支撑着这个城市的GDP。建国以来，经过几十年苦心经营，资源整合，形成了鲜明的产品特色，比如建国瓷厂的颜色釉、人民瓷厂的青花、光明瓷厂的玲珑等，在海内外都占据了重要市场。然而，作为一个城市支柱产业的国有瓷厂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所有国企都面临的体制、机制、冗员、债务等因素组成的困局。按理说，景德镇完全可以发挥特色经济的优势，在市场经济浪潮中快速占领市场，但是当沿海地区一些民营陶瓷企业正在引入资本、细分市场、扩大产业规模时，这个中国陶瓷业中心基地还沉醉于计划经济体制下有保障的业绩和霸主地位。同时，对民营企业几乎没有像样的支持，“做点小生意就被赶来赶去，私人作坊得不到银行支持，好一点的矿石和釉药也搞不到。”一个私企老板对记者说，“我们只能从厂里买一些处理品，然后偷偷挑到外地去卖。”
1995年10月，景德镇决定对十大瓷厂进行改革，但政府没有选择已经在全国遍地开花并被证明行之有效的股份制，连企业内部职工持股形式也不敢尝试。一纸文件贸然下达，以“化整为零”的方案，划小核算单位，实行自负盈亏，浩浩荡荡的7万名瓷业工人，三分之一下岗，三分之一退休，只留下三分之一在原企业维持。这一刀切的模式，成了放在骆驼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十大瓷厂像阳光下的冰块一样融化了。而政府在接下来的数年内为维护社会稳定而疲于奔命，瓷业生产一直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
一位上海专跑景德镇的商场业务员对记者回忆当时的情景，他打电话请市政府某部门干部代为订旅馆，但电话一直没人接。后来辗转多人才联系上，那位干部到车站接他，才知道车子是政府的，汽油还是自己掏腰包买的。电话为什么没人接，是因为欠费几个月而被电信部门停了机。政府机关尚且如此，企业的境况就可想而知了。在市政府门口，近千人静坐着，一直漫到马路上，大家很平静，没闹事，只希望政府给个说法，因为那时下岗工人连一分钱的补贴都没有，最低生活费也没有。当时有一种“调侃”：“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我们的职工真的很好，当然，当时大家的维权意识也不强。”景德镇市人大一位干部对记者说，“要是这样的事放在今天就不好说了。”
好在景德镇的下岗工人都是手艺人，他们开始了痛苦的觅食。有的凑点钱开个小作坊，没有钱的就只能投到熟人的门下打杂。景德镇的小作坊、小摊点从此像蘑菇一样冒出来，但没有资金与技术的支持，到今天还没法做大做强。“没有大老板，就说明这个城市的民营经济不发达，改革开放不够深入。前几年，我们的GDP还不如人家一个县。民营企业有5000家，但没有一家上市公司。”这位官员说。
不彻底、不成功，这是大部分政府官员对1996年那场改革的评价。它的直接后果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民群众生活、生产的压力很大，二是瓷业生产开始倒退，聚集起来的人才大量流散，原有的工业基础瓦解了。在计划经济年代，景德镇有可靠的主销售渠道，银行保它，企业供它，外商找它，自己人要买好一点的瓷器，得开后门批条子。改制后，江西陶瓷销售公司和江西陶瓷进出口公司也瘫痪了，内外销急剧萎缩，政府订单飞了，仓库里一下子堆满了产品。在中国很多地方，改革被比喻为一次必须忍受的阵痛，但在景德镇，这个痛似乎没有尽头。
令人困惑的价格血拼
中国古代陶瓷史专家程雨前向记者介绍，宋元以来的景德镇陶瓷制作，专业化程度已经很高了。明代宋应星在《天工开物》里就提到，“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建国后实行工业化生产，这种传统得到强化，每个工人只需要做好自己的一道工序即可。但国企改革后，不少工人凭一技之长就很难找到高薪工作，只能在私人作坊里做下手。作坊主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将几道工序并作一起进行，让工人直接在坯胎上临摹官窑器的纹样，致使质量不断下降。东西越做越大，越做越粗糙，被称作绝品的薄胎花瓶，现在通过灌浆倒模，大批量产出，到了泛滥成灾的地步。青花釉里红本是名贵品种，现在简直不堪入目。
为了在市场上分一杯羹，景德镇的商贩还相互肉搏血战。记者在陶瓷市场看到，一只半高人的结晶釉花瓶，只卖150元。而同样品种的花瓶，40厘米高，8只一套，才100元。300件祭红天球瓶才卖80元，同样规格的三羊开泰瓶，也不超过100元。而且按照市场法则，如果你真想要，还可以狠狠杀价。宁钢教授再三计算泥料和工价及燃气费，也弄不懂他们是如何赚钱的。
记者在几个汽车站看到，每天都有好几辆大卡车满载着瓷器，披着血色夕阳，沿着昌江驶向远方。在上海，这一幕是不陌生的，在住宅小区内，常常会有自称是景德镇的人摆起地摊倾销瓷器，价格从开张的那天起渐次滑落，直到最后一天，1000元的货也肯以100元出手，实在来脾气了，摔了听响。
景德镇的商贩还到国外卖瓷器，办法之一就是通过旅游签证出境练摊，但常常因为违反当地法律而被扣护照，有一次商贩们在欧洲某国摆摊被扣，最后还靠大使馆出面保释出来。后来景德镇公安局采取“代为保管”的权宜之举，集中管理因私护照。这些行为不仅降低了中国瓷器的国际声誉，而且使私营企业的海外拓展受阻。
而在名家艺术陶瓷这一块，又出现了高不可攀的现象。据一位陶艺大师回忆，国企刚开始改革时，他也下岗了，跟大多数同行一样，夹着两支毛笔到处找活干，一开始帮私人作坊画瓶子，赚了一些钱后就自己搞起了工作室，一件作品可卖几百元。后来，通过轻工部和陶瓷工业协会等机构的评定，景德镇诞生了12位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27位省级工艺大师，工艺师不计其数，他们是艺术陶瓷创作的主要力量。应该说，他们为艺术陶瓷走出景德镇，走出国门作出了贡献。但也应该看到，由于长期的封闭，中国当代陶艺与世界水平还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进入市场也不知道价格如何定。当年秦锡麟带队赴日本参加一个国际陶艺展，布展时他觉得自己的作品定价3000元太低，居然不到日本一位国宝级大师作品的三十分之一，然后他大着胆子加到6000元、9000元，最后加到1万出头，没想到开展那天立马被日本人买走。
低价位的瓷器遍地扔，高价位的瓷器一件难求，这之间的巨大落差就是仿品出现的理由。于是，景德镇这些大师们的作品只要一露头，转眼就有仿品出现，这也可以解释国内拍卖行很少拍卖大师作品的原因了。前几年政府也组织过几次打假，但仿品很快又回头。陶艺家们后来也想明白了，让大家都有口饭吃吧。
瓷都雄风能否重振
借城区改造的东风，不久的将来景德镇将出现四个大型陶瓷城鼎立的局面，但记者实地考察了一下，发现这几个市场占地面积颇大，但商品雷同，更无错位竞争的意识，等于几个人争抢一只蛋糕，这不能不说在规划上有欠斟酌。
但景德镇的高层领导更着眼整个城市的框架建设，市人大主任马宁向记者介绍说，“新一任市委书记走马上任后，千年老镇开始脱胎换骨。我们按照中央提出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改造老工业城市的思路，以千年大庆为契机，通过三十六项工程，体现了文化优势，把景德镇的城市框架打开了。这就为重振瓷都雄风，把景德镇建成经济实力较强的经济重镇，建设成为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融为一体的江南旅游都市创造了良好的基础。而这，也是省委省政府对我们要求。”
在昌飞集团生产的北斗星小型汽车面临变局之际，在日用、建筑陶瓷难以形成规模生产的情况下，旅游是景德镇打出的一张新牌。所以记者在采访时感觉到，景德镇方面更着意通过千年大庆，给古城带来更大的国际影响。马宁主任向记者回忆起2002年赴韩国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属下的国际陶艺大会的情景。这是两年一次的会议，他在会议上向各国陶艺家发出了参加景德镇千年大庆的邀请，得到了热烈的响应。前不久的9月份，80多名刚参加完韩国陶艺大会的陶艺家专程来到景德镇，参观了陈列明清官窑出土瓷片的龙珠阁、陶瓷馆、御窑厂遗址和在建的世界陶艺园和中国陶瓷城，情绪非常激动，一致认定中国陶瓷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主要就在当之无愧的瓷都景德镇。
据了解，景德镇政府准备通过千年大庆的一系列活动，频频向外界发出信息，国际性的活动就有国际模特大赛、世界华商大会、世界陶艺教育大会、国际陶瓷材料工程研讨会、国际陶瓷文化旅游节等，但压轴戏是即将召开的首届国际陶瓷博览会，景德镇决心把它打造成一个专业性的世博会，每两年坐镇古镇，笑傲方圆五洲，领受八面来风。景德镇市政府副秘书长、千年庆典办公室主任占宇说：“我们要融入国际经济一体化运作模式中，不能等人上门来请。还要完善相关组织，比如贸促会和商会及行业协会，加强与国际同行的交往。政府对民企在政策与资金上加强扶持，引导，给民营企业家以政治地位。我们一定要加快工业陶瓷的开发，引进和吸引国际先进水平，吸引他们来景德镇发展，同时还要引进营销人才，这方面的人才景德镇特别缺。”
目标是很明确的，形象与国际影响也是重要的，但基层干部和老百姓还有些忧虑，过去的10年里，市领导如走马灯似地调换，使得景德镇的城建规划老是处于擦橡皮的状态。“我们已经错失了不少机会，现在时间耽误不得了。”一位负责千年大庆对外宣传的干部对记者说。-
(新民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