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请中国大陆四十岁以下的年轻人谈谈对“地主”的印象和认识，不少人会说出这样一番套话：
地主依靠出租土地剥削农民为生，是封建社会的一个剥削阶级。他们品德败坏，横行乡里，欺男霸女，无恶不作……其典型代表是黄世仁、周扒皮、南霸天和刘文彩……
黄世仁，延安时代歌剧《白毛女》中的老牌地主。这个歌剧，后来一而再、再而三地改编为电影、芭蕾舞剧等，因而名扬天下。剧中的黄世仁逼债，逼死了贫雇农杨白劳，强暴了杨白劳的独生女喜儿。喜儿出逃后躲在山洞里，以偷吃山神庙的供果为生。由于长年累月不见天日，营养不良，变成了“白毛女”……某次在延安演出，当剧情发展到高潮时，一位连级军官激愤过度，怒不可遏地拔枪向扮演黄世仁的演员开了一枪……幸亏没有击中，可见剧情感人之深。多少年来，连绵不断地演出，“教育”了亿万青少年观众，使黄世仁成为家喻户晓、人人恨之入骨的恶霸地主。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小学语文课本中有一篇《半夜鸡叫》的课文，节选自战士作家高玉宝的长篇自传体小说。课文里的地主名叫周扒皮。这个可恶的家伙为了催促长工们早起去干活，半夜三更偷偷摸摸趴到鸡笼子里学雄鸡打鸣，引起雄鸡纷纷啼叫。鸡一叫，长工们便不得不提早起床。后来，长工们设计，故意将周扒皮当作“偷鸡贼”痛打了一顿……这个戏剧性的故事，在嘻笑声中农民的仇恨得以发泄。从此，“地主是农民不共戴天的仇敌”这一概念，深深植入了孩子们的心灵。最早读过这篇课文的孩子，现在都已进入“知天命”之年了。
《红色娘子军》里的南霸天，是另一个“怙恶不悛”的大地主。他利用万贯家财，组织和支持反动武装，与海南岛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为敌。最后，被“琼崖支队”“红色娘子军连”的连长吴琼花（曾在南霸天的家中当过丫鬟）击毙，得到了可耻的下场……
刘文彩是四川省大邑县的大地主，也是个“无恶不作”的坏家伙。他家设有“水牢”，把贫农冷月英关在“水牢”里……四川省美术学院的师生，根据刘文彩的背景故事，集体创作了“泥塑收租院”，把地主压榨农民血汗的场景形象化，文革期间全国巡回展出，轰动一时……又将刘文彩的庄园改建成“阶级斗争教育展览馆”，让成千上万的人参观……展览内容无中生有、添油加醋、无限上纲，不择一切手段丑化刘文彩。
经过几十年的宣传、渲染和灌输，一提起“地主”，人们便联想到上述四大地主的丑恶形象，他们成了“地主”的典型代表，人人横眉冷对，个个切齿痛恨。
（ 二 ）地主的土地和财富的来源
20世纪40年代末，在全中国，大大小小的地主有好几百万。1950年中共发动“土地改革”运动，杀害了200多万地主。那么，人们要问：每一位被杀的地主，都是像上面四大地主那样的坏人吗？都是“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吗？
只要翻开历史的卷帙查一查，只要找到上了年纪的老人问一问，就会得到截然相反的答案。人们承认，地主中有坏人，但地主不全是坏人；相反，其中绝大多数－－约占总数95%以上的地主，都是心地善良、乐善好施的好人。－－“地主”这个名词，已被共产党几十年的宣传深深地毒化了，成为一个深含贬义的词汇，人们一见到“地主”二字，就联想到剥削和压迫，产生厌恶感。
其实，1949年之前，大多数农村尊称土地和财富较多的人为“财主”、“老爷”。佃户（租种土地的农民）和长工，则尊称土地的主人为“东家”。那时候，虽然也有“地主”这个词汇，但除了酒宴上“略尽地主（本地的主人）之谊”的客套话之外，寓含的是尊敬、崇拜与羡慕，绝对不含贬义。
“地主”究竟可恶不可恶？“土改”运动中杀掉200多万地主，是不是人人该杀？……要弄清楚上述问题，首先要了解地主的土地和财富的来源。
地主的土地和财富，大体有以下三种来源：
第一， 祖传家业。
有些人家，祖上好几代前，就拥有这些土地和财富。一般有钱人家总是送子弟读书，这个书香世家，几代没出“化孙子”，因而守住了家业，代代相传，传到了这个儿孙手里。到了1950年，风云突变，这位继承者反而因拥有祖传的土地和财富遭了殃，全家扫地出门，土地和财产被没收，连生命也没有保住，被枪毙了。
“土改”中有不少“贫富颠倒，是非混淆”的现象。－－中国有句古话“富不过三代”。许多财主家，不幸出了个好吃懒做、嫖赌逍遥的“化孙子”，他“崽卖爹田心不痛”，把万贯家财化得干干净净，变为沿街乞讨的“叫花子”。哪知风水轮流转，“叫花子”反而因祸得福，“土改”中被划为“贫农”，分得了土地、房屋和“浮财”（没收地主的财物）。－－作家余华的长篇小说《活着》，就写了这样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第二， 在外地做官、经商发了财，回乡兴家置业，购买大量土地，成为地主。
从秦始皇到清王朝，皇权专制两千多年，一直是重农轻商的小农经济社会。那时人们的观念，与现代人大不相同。那时没有银行，银钱放在家里，怕偷怕抢；存在私人票号里风险很大，不放心；那时工商业不甚发达，人们压根儿瞧不起商人，不愿意投资兴办实业。笔者小时候听到老人们的口头禅是：“要想家业稳，作田是根本”。－－因此，在那个年代，人们的头脑里，有了钱之后的第一个念头便是“买田”。田是不动产，偷不走，抢不去，年年增值，死后传给子孙，家人就不会饿死了。
第三， 勤劳俭朴，聪明好学，善于经营，在本地被称为“田秀才”的能干人，一辈子省吃俭用，有点积蓄便买田，土地渐渐增多，慢慢上升为中农、富农……积攒土地最多的，达到中、小“地主”水平。
正如每一个阶层、每一个团队里，既有好人，也有坏人一样，毋庸讳言，也有靠欺行霸市、高利盘剥而上升为地主的，但这种人毕竟是极少数。那个时代，儒家学说“仁义礼智信”大行其道，社会舆论对不道德的行为大肆伐挞，大家都瞧不起走歪门邪道发了财的人，“戳他的背皮”，耻与为伍……因此，一般人都自觉或不敢走邪路。
那时候的人，头脑简单，思想单纯，信奉神佛的占百分之八、九十。人们不敢做坏事，生怕自己偶有不慎冒犯神灵被打入地狱。总体说来，在皇权统治下，通过儒家道德的宣扬教化，佛、道等宗教信仰的流行以及“有神论”的制约，大多数时候，社会是平静、安定的。贫者安贫，富者乐善好施，相互依存，长期和平共处，没有那种“你不死，我就活不下去”的“阶级斗争”之说。
地主的土地和财富的来源，大致是上述这三种。其土地、山林、房屋等不动产，在交易、过户的过程中，都签署了契约，按章缴纳了税负，并由政府主管部门颁发了权证，既是公认的，又是合理合法的。
（ 三 ）地主阶层在农村中的作用
地主们青少年时期大都受过严格的教育，是农村中文化素质较高的群体。他们读的是《四书》《五经》、“孔孟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思想，深入骨髓。95%以上的地主怜贫恤老、救济鳏寡孤独、助教兴学、救灾赈灾、修桥补路、兴修水利、调解纠纷、倡导文化活动（舞龙灯、赛龙舟、唱大戏等）……举凡农村中一切需要钱、物的公益事业、慈善事业，都是由他们带头发起，热情赞助并充当捐资、献物、出力的主角。
经过十年寒窗进入（官场）上层社会的，大多数是地主家的子弟。因此，当年的地主阶层，集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于一体，理所当然地成为社会的主流。
许多科场失利、无意于仕途的读书人，回到乡梓后，因其品德高尚、学问丰富、主持正义、办事公平，往往被推举为地方领袖，掌握着村、乡、区的地方事务管理权。而当年的政府（县级以上）是那样软弱，既没有“社会救济”概念，又没有过问地方事务的经济实力。因此，大量地方事务便责无旁贷地落在本乡本土有声望的富绅（地主）的肩头上。
兴办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需要大量资金，光凭空口叫叫喊喊，是没人信服你的，关键时刻要带头拿出白花花的银子来。有声望的富绅带头捐了巨资，人人跟进，形成“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局面，才能募集到大量资金，才能办好地方事业。那时候，差不多所有的乡村，都有德高望重、公益事业心强的地主，带头捐资。
“地主”这一阶层当年在农村占有的土地和财富较多，是多种社会力量长期碰撞取得的均势与平衡，是两千多年来皇权专制社会优胜劣汰、自然选择的结果，是一种符合当时社会需求、合理合法的重要的经济结构要素。
两千多年前，孟子说：有恒产者，始有恒心。这话的意思是：只有财产较多的人，做事才有责任心。因为他要对自己的财产负责，对自己的家庭负责，对自己的声誉负责，绝对不会乱来。当年，地主阶层以其财富、道德、学识和声望，责无旁贷地担负了政府职能缺失部分的职责，在农村中起着稳定社会的中流砥柱作用。
（ 四 ）中共发动“土改”的目的
1950年6月，中共决定在“新解放区（1947年之后“解放”的地区）”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中央一声令下，整个农村立马笼罩在红色恐怖、血雨腥风之中，200多万地主的人头纷纷落地。
中共为什么要开展“土改”，为什么要杀那么多地主？
大力为共产党宣传、与毛泽东私交相当不错、名著《西行漫记》的作者－－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说过这样一番话（大意）：
我曾追问毛泽东，井冈山时期，苏区的面积只有那么大，人口只有200多万，每年的税赋有限，你们是怎样解决几十万红军军粮军饷的？
毛泽东“王顾左右而言他”，回避了斯诺的提问。
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记者斯诺足迹遍布全世界，见多识广，具有独立思考能力，是个内行。
毛泽东为什么不直说呢？显然有难言之隐，深知自己做了见不得人的事。
20世纪30年代，红军在井冈山五次“反围剿”，枪炮齐鸣，火光冲天，捷报频传……最后兵败逃窜。仗打得那么热闹，支撑热闹场面的军粮军饷、武器弹药补给……钱，从何而来？
不要看表面文章，不要看毛泽东的诗词如何豪气干云：“天兵怒气冲霄汉”、“六月天兵征腐恶”……每一句诗里都饱含着地主的鲜血、战士（农民）的鲜血和农民的血汗……
“战士（农民）的鲜血”好理解，打仗要死人，死的战士都是农民；“农民的血汗”也好理解，打仗要消耗钱财，消耗的自然是农民的血汗钱。
“地主的鲜血”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从1928年秋收起义，窜入井冈山搞武装斗争开始，毛泽东领导的中共，一直是沿袭“打土豪”的办法，解决军粮军饷的。所谓“土豪”，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地主”的代名词。
他们每“解放”一个地方，便把那里的地主通通杀掉，夺取他们的财富充作军粮军饷。“红区”（共产党占领地区）大大小小的“土豪”打光，没得油水可捞了，便派出突袭队，趁月黑风高之夜，到“白区”（国民党占领地区）去打“土豪”，斩尽杀绝，掳掠一空……久而久之，“白区”靠得近的“土豪”也打光了，老百姓跑得精光，形成一条30多里宽的“赤、白交界”绝无人迹的“阴阳地界”……
1949年中共建政后，百废待举，到处需要钱，入不敷出，捉襟见肘，财政危机相当严重。在军事方面，西边要进藏，南边要“解放”海南岛，东南准备攻打台湾，北边要“抗美援朝”，几百万“解放军”军粮军饷从何而来？……于是，历史上最大一次“打土豪”，掠夺最富庶的江南农村地主财物的“土地改革”运动，便应运而来了。
1950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八大任务”，其中第一项就是进行土地改革。毛泽东毫不讳言，要把“土改”列为“取得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首要条件”。－－这就是“土改”第一大真实目的：夺取地主的财富，解救新生的红色政权的财政危机。
“土改”的第二大目的是：用地主的鲜血，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
中共建政后，国民党及其遗留、派遣在大陆的军政人员，反抗是非常强烈的。自发性的民间土匪，也十分猖獗，常常在某夜突然把一个乡政府“端掉”了。新生的红色政权内外交困，随时有被颠覆的危险。这时，毛泽东认为，必须大开杀戒，杀鸡儆猴，把“反革命”的嚣张气焰镇压下去……杀谁呢？不幸，历史选择了“地主”作为“儆猴”的这只“鸡”。
“土改”时，批准杀人的权力在区一级，二十来岁的区长或区委书记掌握着全区十多万人的生杀大权。深夜，区、乡干部会议结束，大家劳累了一天，睡觉去了。年轻的区委书记（或区长）坐在煤油灯下，根据各乡上报的材料，勾画明日的杀人名单。
这时，如果这位年轻人心地比较善良，他手中的“朱笔”稍稍留情，对于可杀可不杀的人，尽量不划红勾，这些人就可能幸存下来。如果这位年轻人“阶级斗争”观念比较强，杀红了眼，“朱笔”一路勾画下去，则明日刑场上便有十多位地主的天灵盖被打飞……要是这位年轻人打瞌睡，“朱笔”误点在某个原拟不杀的人的名字上，醒来后又没有发现这一错误，这人明天也就完蛋了！
杀人的权力虽然在区一级，但实际上，某位乡干部要杀谁，甚至因私仇某位贫雇农要求杀谁，跟区委书记说一声，少有不批准的。
斗争地主的场面十分野蛮，拳、脚、鞋底、棍棒、皮鞭一齐上，打得皮开肉绽、口吐鲜血、伤筋断骨，哀号之声，不绝于耳。对于某些强加的罪名，跪在斗争台上的地主想解释一下，战战兢兢刚开口，台下便发出一片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淹没了地主那微弱可怜的声音；台上的人随即抽耳光，拳打脚踢，打得你根本无法开口……
在这节骨眼上，起作用的是“人性”。这位地主如果性情特别温和，待人十分宽厚，以前从来没有得罪过任何人，没人告他的状，也许能逃过一劫，留下一条小命。如果早些年因某件鸡毛蒜皮的小事，或说话不小心，得罪过某位贫雇农，在土改干部的挑唆下，贫雇农指控他是“恶霸地主”，就完蛋了。－－只要有人说你是“恶霸地主”，你就是“恶霸地主”，没得分辩的余地。
在贫下中农这一方，如果人性好，富有同情心，看到地主挨打挨斗被杀十分可怜，不记恨往日的小事，宽宏大量，什么也不说，这位地主的小命也许能保留下来。如果是个生性嫉妒、幸灾乐祸的积极分子，见人受罪心里乐，看到杀人便兴奋，告状时添油加醋，无中生有，一个一个的地主，便死在他手中……也有经不住土改干部反复劝说，说错一句话致使某位地主丧命的，事后这位善良的农民良心发现，一辈子追悔莫及！
杀地主，没有任何标准。每个村子都要杀，不杀是不行的，上面的政策规定：“户户（地主家）冒烟，村村见红”。假设那个村子里没有人够资格评上地主，就将富农提升为地主；假设连富农都没有，就“矮子里面拔将军”，把某位倒霉的富裕中农提上去……总之，至少要杀一个，杀一儆百嘛！
当年杀地主是用枪顶着后脑勺，从背后斜着向上开枪。一声枪响，天灵盖便被打飞了，红色的鲜血、白色的脑髓，撒满一地……血腥、残忍、恐怖，目睹者不由自主地浑身颤栗，掩面而泣，甚至吓得好几个夜晚从恶梦里尖叫着醒来……杀多了，吓怕了，反抗者都缩头了，新生的红色政权便巩固了。
“土改”的第三大目的是：动员广大的农民参军，上“抗美援朝”前线。
穷兵黩武的毛泽东为了讨好斯大林，用中华儿女的生命和血汗钱，为发动朝鲜战争的金日成火中取栗。他知道，只要给老实巴交的农民一点点好处，农民就会为他卖命。“土改”将没收地主的土地、财物分给贫下中农，翻身的农民感恩戴德，让自己的儿子、丈夫去参军，敲锣打鼓，戴着大红花，送他们开赴有去难回的朝鲜战场。
中共为一党私利，隐藏着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目的，打着“耕者有其田”的漂亮旗号进行“土改”，把自己打扮成贫苦农民的“大救星”，实质上是为了利用农民，哪里会真正为农民着想！说来说去，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
（ 五 ）地主的“罪恶”有几分真实？
带着政治目的，用文学艺术塑造的四大典型地主，是真实的吗？他们与现实生活中的地主差距有多大？
说实话，那些虚构的故事，可以哄哄一般人和小孩子，但绝对骗不了亲身经历者和历史的知情人。明眼人一看，便知道四大地主的故事中，有些情节是编造的、虚假的，有些则是将许多坏人坏事集中到一个人身上。－－无论古今中外，任何地方，将社会阴暗面发生的各种坏事堆砌在某一个人身上，这人也就十恶不赦了。
就拿姓周的小地主来说，他真的会半夜三更趴到鸡笼子里学鸡叫吗？不会的。要叫，躺在床上叫就是，声音可以传过去嘛。笔者小时候居住在农村，偶尔醒得特早的日子，听到远处的雄鸡打鸣，叫声由远及近，最后，邻居家的雄鸡、自家的雄鸡都跟着叫起来……远远地学鸡叫，即使学得不十分准确，由于距离远，雄鸡听不分明，可能跟着叫；趴在鸡笼子旁边学鸡叫，它听得分明，是人在叫，反而不会跟着叫了。－－这道理是十分明显的。
课文里还描写姓周的地主打开鸡笼子，划火柴去照……这些愚蠢行动惊动了鸡，它也不会开口打鸣了。－－只要稍微想一想，就知道这些细节是虚假的、捏造的：学鸡叫不必趴到鸡笼子旁边，也不用打开鸡笼子去看，熟门熟路要划什么火柴？
就事论事，即使你把长工们早早驱赶到地里，自己不跟着起早去监督，长工们躺在田头怠工，你有什么办法？
那时候的地主，需要雇佣几个长工的，一般会先雇佣一个比较能干的“长工头”。总体任务交下去后，每天由长工头分配其他长工干活，根本不用东家操心。当然，长工头的工价比一般长工高。笔者务过农，做过工，深深知道“活在手里”这句话的分量，如果“对着干”的话，工人和农民自有千百种方法可以消极怠工。因此，用欺骗、压榨的方法，东家和长工是不能长期相处的，最终吃亏的必定是东家。小气、吝啬的地主是有，但一定得适可而止，如果太厉害，吝啬的臭名远扬，就没有人上你家来打工了。
那时候的地主，一般采用“笼络”的方法稳定长工，例如，初一十五“打牙祭”（吃肉），逢年过节送粮食、衣物，有急事允许请假，年终结算时另外暗中给红包……用这些手段来挽留那些老实本分、肯干活的长工。
极左年代，许多中、小学的工宣队对学生进行“阶级教育”，请来当地“土改根子”当过长工的老贫农来学校作“忆苦思甜”报告。老贫农在讲台上讲着讲着，忘乎所以，话题突然走偏，手舞足蹈地说：有人说地主坏，但我看也有好地主，我那东家对我就特别好，每年都送我十多斤腊肉过年，吃得嘴巴流油。不像1960年过苦日子，饭都没得吃，差点饿死了……
工宣队一听，不对头，老农民在“忆甜思苦”，对他使眼色，制止不住，只好上台“救场”，抢过麦克风对同学们说：老贫农讲累了，下去休息休息，我跟大家讲一讲地主是怎样压迫剥削农民的……说着，便把老贫农推下了讲台。
那个年代，如果是出身不好或有历史问题的人，在大庭广众之中说地主的好话，作“反动宣传”，会立即打成反革命，判刑坐牢，甚至还可能枪毙。但那老贫农是“土改根子”，讲的又是实话、真话，奈何他不得，只好不了了之。
那时候，许多地方闹土匪，地主们都吓得“鸡崽子”一样，小心谨慎，生怕惹祸。他们夹紧尾巴做人，“树叶子掉下来都怕砸破了脑袋”，哪里还敢欺压农民？他们大多以慈悲为怀，乐善好施。叫花子来讨米，总是一碗碗米打发，绝对不让他们空手而去。不要小觑了叫花子，其中就可能有某股土匪的眼线，如果轻慢了，说不定哪天晚上来一帮手执刀枪的蒙面大盗，把家里抢得精光……地主们连叫花子都不敢轻慢，哪里敢得罪长工？
姓周的小地主，要是真的敢于半夜学鸡叫，克扣和压榨长工如此厉害，他早已一败涂地，甚至家破人亡了。－－高玉宝毕竟太嫩，编造谎言，漏洞百出，不堪一驳。
2000年，历史学家笑蜀先生根据多年调查，写了一本《刘文彩真相》，还了刘文彩的真实面目。一般来说，地主都是集优缺点于一身，比较复杂的人物。他们的个性、作风、处事方法，无一不与当时的时代背景、人文环境、风俗习惯息息相关。每一位地主身上，既有着许多儒家道德的传统优点，同时也沾染了不少社会流行的恶习。拿刘文彩来说，他有着慷慨兴学的美名（斥资200万美金兴建了四川省最好的“文彩中学”），不少济困扶危的义举，但也有吸鸦片烟、玩女人、讨几房小老婆等当时有钱人的通病。根据笑蜀先生的调查，刘文彩家根本没有什么“水牢”、“地牢”、“行刑室”，那些都是极左年代，为了宣传“阶级斗争”，煽动人们仇恨地主编造出来的。
总的来说，地主中有好人，也有坏人，但好人占绝大多数。中共为达政治目的，编造四大地主的丑恶形象，以此代表所有的地主，是不公平的。平心而论，地主中有人为非作歹，贫下中农之中何尝没有为非作歹之人？道理是一致的。不光四大典型地主是捏造的、虚假的，“土改”中绝大多数被杀的地主，都是捏造罪状，含冤受戮的。
（ 六 ）“土改”是历史上最大一次劫掠
大家都知道，杀人的事，必须慎之又慎。毛泽东说过多次：杀人不是割韭菜。韭菜割了自己可以长出来；人的头割掉后，就无法再长出来了。－－但是，毛泽东说话不算数，经常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一旦有需要，他便大开杀戒，“土改”就是一例。
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已经废除了死刑，即使没有废除死刑的国家，要杀一个人，法律程序都相当复杂。首先必须追究这个人犯了什么罪？证据齐全、罪行确凿后，依据某法律某条款，才能判处他的死刑。
但是，在“土改”中，杀地主是无须定罪的，“地主”二字就是“罪”。那时候，“罪”与“非罪”的概念混淆了，用“党的政策”和政策执行者的指令，代替了法律这根准绳。“党的政策”规定要杀谁，政策的执行者说要杀谁，那人就难逃厄运。杀地主，既不要问犯没犯事，也不要去寻找证据和法律依据，斗争会场上有人（多数是会前布置好的积极分子）喊杀，一呼百应，第二天便绑赴刑场，“呯”地一枪了事。
你说没“法”，他们说不对，中共中央颁布了“土地改革法”。这部法规定，共产党到来之前三年，占有数量较多的土地，出租土地剥削农民的，均在该杀之列。
世界上所有的事，都有一定的道理。让我们来看看，“土地改革法”合不合道理。
首先一个道理是：法律不应该追诉立法之前的罪行。
例如，立法不准随地吐痰，违者罚款100元，法令颁布后立即执行。－－那么，我昨天随地吐了一口痰，你今天颁布法令，就没有理由罚我。－－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
但中共的“土地改革法”，追诉法令下达之前的“罪行”。
地主的土地和财富，全部是你中共到此地来之前三年就有了的，有的是中共诞生（1921年）之前就有了的，有的甚至是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就有了的，怎么能追诉几年前，几十年前，甚至百年之前的“罪行”呢？
现在你用“枪杆子”逼着，要没收地主所有的土地和财物，扫地出门。好，地主们就老老实实把土地和财物全部献出来，你怎么还要杀人呢？地主并没有做坏事呀！
即使退一万步讲，土地不该私有，不该出租，但土地私有和出租是两千多年制度的沿袭，是历史形成的，地主本人不应该为此承担责任，更没有死罪！
再则，你要杀某个地主，要讲清楚，为什么要杀他？说地主有罪，要讲清楚，地主究竟犯了什么罪？该不该杀？－－将强词夺理和莫须有的罪名强行扣在头上，不准开口辩护，一顿乱打，一枪崩了，地主们死也不瞑目！
不讲道理，用枪杆子逼着，杀人越货，是什么人？是土匪、强盗。因此，1950年中共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实质上是以党的名义，用国家发布政令的办法，用枪杆子逼着，公开地、大张旗鼓地进行历史上最大一次劫掠！
地主犯的是什么“死罪”呢？他们的唯一罪名是：拥有的土地和财富超过了共产党规定的数量，将土地出租给农民，收了租，吃了剥削饭。－－用这种罪名，一杀便是200多万，这是有史以来全世界罕见的最大的冤案！
（ 七 ）“土改”的恶果及其后遗症
中共暴力“土改”，产生了的恶劣的后果和严重的后遗症。
首先，“土改”人为地制造仇恨，摧毁了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在人民中留下了深深的伤痕。
华夏大地本来是一个文明礼义之邦，尊老爱幼、相互礼让的儒家道德深入人心，各族人民世世代代和平相处。在农村，上下不相慕，贫富两相安，生产生活，秩序井然。自从“土改”将谋财害命、杀人越货，颠倒为备受赞扬的“正义事业”之后，人心涣散了，传统道德观念崩溃了，代之而起的是自私自利，相互争斗，尔虞我诈，道德沦丧。请看今日之中国，人欲横流、物欲横流，追本溯源，“土改”难辞其咎。
其次，“土改”破坏了农村的生产力。
本文第二节指出，农村中有一批勤劳俭朴、善于经营“田秀才”，他们上升为富农、地主后，代表着当时农村的先进生产力。他们农具比较齐全，资金比较充足，生产具有一定规模；他们经验丰富，接受新生事物较快，有能力选择和改良作物的品种；他们的农、副业产量总是达到当地最高水平；他们先进的耕作方法给贫苦农民起了示范、带头作用……如果让他们继续富下去，其子女留学美国归来后办农场，中国的农业或许会改变面貌，跟上世界前进的步伐。但不幸，土改中把他们打压下去，杀的杀，关的关，管的管，生产资料瓜分得罄空……中国农业一条极有希望的出路被打断了。
世界上的人千差万别，有的人就是头脑不想事。许多贫下中农只能在别人的指挥下从事简单劳动，缺乏独立门户掌握全盘生产的能力。把土地分给这样的人，他们一缺资金、二缺农具、三缺种子、四缺经验……明明分给他们是最肥腴的良田，就是种不出粮食。所以，土改后的第一年，生产总是倒退了。
更有一批懒汉，把分的东西吃光用光，分的田卖给别人（后来被制止，不准买卖土地），依然是个穷光蛋。
“土改”通过斗争和杀戮，把善于经营的地主、富农打压下去，农村中就更加缺乏经营型人才了；把已经集中了的生产资料，零星分散给不善于经营的单人独户，使农业生产力遭受到严重破坏。
第三，“土改”使农村基层领导彻底恶质化。
在古代，农村是非常安宁、祥和、温馨的。请读古诗：
“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 张演《千家诗•七绝•社日》 ）
这两句诗是什么意思呢？“春社”就是开春之后村里结社开大会，商讨本年度的生产大事：耕牛、农具、种子、肥料、水资源的分配和调剂、预防旱涝灾害等……出席会议的是每户的当家人。生产大计讨论完毕后，摆开丰盛的酒宴，大家乐呵呵地大吃一顿。到夕阳西下的时候，每户人家都把喝得醉醺醺的当家人扶着回家……这真是一幅美妙无比的“农家乐”画图，可以想象，当年农民是何等地自由自在，快乐、幸福！
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会议召集人，也许是“村长”吧，是何等的有威信、有能力，把本村的事安排得妥妥贴贴，人人满意。这位德高望重、办事公平公正的长者，很可能就是本村土地和财富最多的人－－即“地主”（参见本文第三节）。
在科举时代，没有“功名”（未考取秀才、举人）的人是不允许进入地方领袖层的，因此，地方领袖素质较高，廉洁奉公，能真正为群众办事。
乡村地方领袖第一次恶质化，是从晚清1906年废除科举制度后开始的。由于大家都没了功名，谁可以当地方领袖。三教九流之辈见有机可乘，便凭借土地、资本、祠堂、武力、公产、宗教和个人关系……纷纷钻了进来。这些人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形成派系小集团，忙于争权夺利，置贫苦农民于不顾。这些人不受儒家道德公益心的约束，不受政府控制，贪赃枉法，为所欲为。加上人口爆增（清朝初年，全国人口约1亿，“康干盛世”后增加到4亿，抗战胜利后全国人口号称4万万5千万），人多田少的矛盾突显出来，从此，农村社会开始动荡不安了。
“土改”利用“流氓无产者”（扒手、小偷、地痞、恶棍、无业流民等）打冲锋，打垮地主、富农后，这批“苦大仇深”的“土改根子”纷纷入党做官，趾高气扬地成为“书记”、“委员”、“主任”、“乡长”、“村长”……使农村基层领导彻底恶质化。这些人大多一字不识，居然洋洋得意上台作报告，开口第一句便是：“我是个大老粗，只晓得三担牛屎六箢箕……”－－不因没有文化感到羞耻，反以为荣！
这些人自私自利、吹牛拍马，伪装积极，拉帮结派，任人唯亲，欺下瞒上，惟命是从……他们能力低下，不懂生产，却指手画脚瞎指挥，常常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农村领导权落在这样一帮没有文化、素质低劣、目光短浅的人手里，农业生产怎么能搞得好？再加上毛泽东头脑发昏，“土改”后不久，一意孤行地加速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到1960年前后，农业生产全面崩溃，饿死3500多万农民……
第四，1953年“土改”结束，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全面达到了毛泽东的预期目的，滋长了毛泽东的骄傲自满情绪，增强了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地位，从此，毛泽东一言九鼎，容不得任何反对意见，为他随后脑袋发热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埋下了祸根。
中共暴力“土改”以及多变的农业政策（首先是单干，后来合作化；到80年代，又分田到户单干……），产生了严重的后遗症：农业生产停滞不前，长期处于落后状况，至今无法跳出小农经济的窠臼，远远落后于世界农业发展水平。
革命革了几十年，到今天，农村依然贫穷落后，农民依旧苦不堪言。使朱镕基总理头痛、温家宝总理特别关注的“三农问题”，追本溯源，“土改”难逃罪责！
（ 八 ）应该为“地主”“平反”
中共暴力“土改”，杀害了200多万地主，需不需要“平反”？
当然需要平反！
做错了事，杀错了人，虽然事情的恶果不能挽回，人死无法复活，但承认错误，澄清思想，对死者是一种凭吊，对活着的后人是一种安慰，同时可避免国家今后再度陷入那样可怕的人为的灾难之中！
但是，要求当局平反，就须认真考虑了。为什么？因为要求他们平反，是一种奴性思想的表现，是当久了奴隶之后恳求奴隶主“恩典恩典”，本身仍陷在奴隶的境界中。
我的一位农村亲戚，被错划为“四类分子”，80年代初平反后，打发女儿来问我：听说公社还保存了一袋关于他的“黑材料”，女儿的同学在公社当副书记，他想利用这个关系，请客送礼，走后门把那袋“黑材料”要回来……我回答说：不要去理他，上面的政策不变，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