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4-08-26 16:23:00作者：
1908年11月14日下午酉刻，清光绪帝在南海瀛台涵元殿崩逝。次日下午未刻，他的政敌慈禧太后亦于南海仪鸾殿撒手西归，距光绪之死不过20小时。光绪年纪尚轻，只有37岁，死的时间又是如此蹊跷，人们怀疑他不是自然死亡，而是被人谋害。究竟为谁所害，则又传说各异。一说谓慈禧自知病将不起，她不甘心死在光绪前面，故令人将其先行谋毙。恽毓鼎《崇陵传信录》云：“有谮上者，谓帝闻太后病，有喜色。太后怒曰：我不能先尔死。”另一说则谓光绪死于袁世凯之手。袁在戊戌年曾经叛卖光绪，假如慈禧死而光绪不死，他的危险可想而知。溥仪说，他听一个叫李长安的太监讲过，“光绪在死的前一天还是好好的，只是因为用了一剂药就坏了。后来才知道这剂药是袁世凯使人送来的。”（《我的前半生》）上述传闻虽言之凿凿，但终无从证确，光绪之死遂成为晚清历史上一大疑案。前些年，有学者在清宫档案中发现了宫内御医为光绪诊病用药的医案，通过对这些医案的分析，认为光绪是由于长期患多系统的慢性消耗性疾病，最后体力衰竭而死。但也有人对此表示怀疑，因为这些医案为慈禧柄政之期所出，终难脱却伪造之嫌。
笔者日前翻检1908年的《申报》，发现该报在光绪去世前的几个月里，一直密切关注其病情的变化，连续报道达30次以上，并多次刊出御医入诊的“脉案”和药方。较之清宫档案，《申报》的记载似乎更为可信，因为它是公开的报道，为宫廷内外人所共见，作伪的可能性不大。这些报道对于研究光绪之死，或许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兹将有关内容择要摘录如下：
6月14日，《申报》刊出“京师近信”：“圣上患足疾，已将三月，忽愈忽发，旬日以来尤剧，行走殊觉不便，自初六日（农历）起未至慈宫请安。”
6月15日“紧要新闻”：“皇上足疾尚未全愈，时觉酸软作痛，耳鸣亦未平复，脘宇月真胀作嗳，更衣（大便）溏结不常，又时觉眩晕，连日由御医陈秉钧请脉，所定之方不外野于术、川续断、西洋参、杭菊花等品。盖因虚不受补，故斟酌于虚实之间，藉以镇肝息热也。”
6月23日“陈御医请脉近闻”：“皇上违和，近日耳响发堵、腰酸足痛诸症依然如旧，而口干心烦、大便溏稀、头蒙觉疼、夜寐不实等症亦未见增减。本月初九日（农历）起，御医陈莲舫每晨入内请脉，迄今并未间断，煎剂之外，复以三才封髓丸录进请服。闻每日用三钱，早晚开水送下，颇觉见效。所有煎剂各方，仍不外乎潞党参、杭甘菊等类。”
6月25日，刊出陈御医初九至十三日（农历）入诊“脉案”。初九日的脉案是：“皇上脉左右皆软，两尺尤甚。由于夏季损气，气失运行。经云百病生于气，表虚为气散，里滞为气阻，冲和之气致偏，气火上升则耳病，气痹不宜则足病。气之所以亏者又归肾，肾关久不为固，所谓精生气、气化神之用有所不足，腰胯之痛有增无减，且神倦无力，心烦口渴，食物运迟，大便见溏。总核病机，按以时令，拟甘温其气，参以柔肝养心……（药方略）
6月27日报道，朝廷电谕东南督抚选召名医来京，江西玉山县吕用宾应选入都，听候请脉。
7月20日报道：“圣躬违和，时愈时作，初起时原系足疾，近日来兼及内症，屡经陈部郎进内诊治，未见大效。据内监云，近日更甚，不耐久坐，不能用心，故外省督抚奏到摺件，有迟至次日始行批下者，有全令枢堂拟批、由内监照缮者，即办事之时刻，亦已渐渐迟至九钟十钟，每遇召见大员，未能多语，故近来召见者寥寥无几焉。”
7月21日，刊录陈秉钧、张彭年、吕用宾三御医入诊脉案及所开药方。
7月23日“内廷消息”：“圣躬日来渐觉安豫，每日早晚进药后，必扶行缓步，藉资活动。于诸大臣请安时，犹必殷殷垂询各项要政。日昨复奉皇太后慈旨，暂宜安心静养，不可劳神，以期早日痊愈。”
7月26日：“兹悉陈莲舫御医再四研究，用上下分治之法，于煎剂之外并进丸药调理，上部则用真珠二钱，研成细末，每天午后酌进二三分，开水冲服；调理下部则用芡实、莲子、莲须、山药、茯神、茯苓、藕节各二钱为末，以金樱膏酌量多少为丸，每晨服一次，开水送下，盖即金锁固精丸方也。”
8月2日，“据内廷人云，江督所保御医施焕现已到京，由陆凤石尚书带领进内请脉，恭拟一方，仍交太医院及陈、张、吕三御医参酌。据施君与人言，圣上诸病均渐平减，惟近日天寒，不过稍有腹疾耳。”
8月9日“内廷消息”：“圣躬并无多病，惟身体太弱，头晕、溏泻、足肿等症一时未愈耳。刻下虽有多医请脉，然并不时常服药，上又自明医术，最恶用杜仲、菟丝子两药，凡医生有用此二药者，必圈去不用。”
8月22日：“江督所保御医周景涛，于月初到京，进内请脉，所开药方与陈、曹各医所开者不甚相同。据内监云，近两月来，各医所开药方，皇上辄不愿饮，十剂之中仅服一二剂，独周医之药，颇得圣上欢心，故四日之中已诊三次。”（周景涛的脉案药方略）
10月28日：“近闻圣体微有黄肿，且食不消化，由屈、关两君用西法调治。”
11月8日“专电”：“皇上近因稍劳，步履益艰，病又稍加。慈宫近亦稍有不豫，十二日（农历）并未召见军机。十三日慈宫小愈，皇上因病仍未召见军机。”又，“慈宫昨召醇邸（醇亲王载沣）入宫，醇密对一点钟始退。”
11月9日，电一：“慈宫病已康复，皇上亦小愈，惟召见军机仍慈宫一人。”电二：“皇上胃不和，畏饮食，大便积八日，步履益艰，仍力疾批摺，内务府各大臣镇日在内。”电三：“十四日（农历）庆邸、醇邸因商酌皇上药方至午后始散。”电四：“枢垣昨又致电江督，催令各御医迅速来京。
11月14日，上谕：醇亲王载沣授为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着在宫内教养，并在上书房读书。专电：“皇上大便已解，力甚疲，今日并未召见军机。”
11月15日，上谕：“自去年入秋以来，朕躬不豫，当经谕令各省将军、督抚保荐良医，旋据直隶、两江、湖广、江苏、浙江各督抚先后保送陈秉钧、曹元恒、吕用宾、周景涛、杜钟骏、施焕、张鹏年等来京诊治，惟所服方药，迄未见效。近复阴阳两亏，标本兼病，胸满胃逆，腰腿酸痛，饮食减少，转动则气壅咳喘，益以麻冷发热等症，夜不能寐，精神困惫，实难支持。朕心殊深焦急，着各省将军、督抚，遴选精通医学之人，无论有无官职，迅速保送来京，听候传诊。如能奏效，当予以不次之赏，其原保之将军、督抚，并一体加恩。”
同日《申报》还刊出四条专电。电一：“昨晨两宫均未召见，各枢臣散值后，慈宫忽特召枢臣入内，奏对至一钟之久，事颇重要，午后三点钟又召入内，遂有醇亲王授为摄政王之旨。”电二：“慈宫因患病，特召庆邸速回，缓验万年吉地工程。”电三：“军机内务府急电催御医陈秉钧入京。”电四：“醇亲王之子溥仪已入宫。”
11月16日，《申报》发布光绪帝驾崩的电讯：“上病大渐，今日酉正二刻升遐。”这条电讯附一按语：“此电于前夜接到，因恐不确，未录昨报。”
从以上报道来看，光绪帝从这一年的6月起，病情日渐加重，故各地名医一个又一个接踵入京，中医之外又有西医，虽多方诊治，却未见大效，11月初病势增剧，去世前第九日已不再召见军机大臣，用药由庆、醇两亲王商酌，可见病入沉疴，处在危殆之中。由此判断，光绪之死应属于正常性病亡。
《申报》刊发的这些消息，不是来自官方的通报，而是通过自己的信息渠道获得的独家新闻。值得注意的是，《申报》的报道持续近半年之久，并未受到清政府的干涉，为《申报》提供消息的人亦安然无事，一直不断地发来最新的消息，《申报》在报道中还经常标明“据内廷人云”、“据内监云”等，以显示消息之可靠。有报史云：“光绪末叶数年，出报既不报知官厅，其言论之自由，可谓有闻必录。对于政治之得失，内外大员之善恶，皆可尽情指责；人民之冤抑隐疾，更可尽情登载。”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新闻最开放的一段时期，否则，像“圣躬违和”这样的宫廷秘事，是不可能得到公开传播的。
笔者日前翻检1908年的《申报》，发现该报在光绪去世前的几个月里，一直密切关注其病情的变化，连续报道达30次以上，并多次刊出御医入诊的“脉案”和药方。较之清宫档案，《申报》的记载似乎更为可信，因为它是公开的报道，为宫廷内外人所共见，作伪的可能性不大。这些报道对于研究光绪之死，或许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兹将有关内容择要摘录如下：
6月14日，《申报》刊出“京师近信”：“圣上患足疾，已将三月，忽愈忽发，旬日以来尤剧，行走殊觉不便，自初六日（农历）起未至慈宫请安。”
6月15日“紧要新闻”：“皇上足疾尚未全愈，时觉酸软作痛，耳鸣亦未平复，脘宇月真胀作嗳，更衣（大便）溏结不常，又时觉眩晕，连日由御医陈秉钧请脉，所定之方不外野于术、川续断、西洋参、杭菊花等品。盖因虚不受补，故斟酌于虚实之间，藉以镇肝息热也。”
6月23日“陈御医请脉近闻”：“皇上违和，近日耳响发堵、腰酸足痛诸症依然如旧，而口干心烦、大便溏稀、头蒙觉疼、夜寐不实等症亦未见增减。本月初九日（农历）起，御医陈莲舫每晨入内请脉，迄今并未间断，煎剂之外，复以三才封髓丸录进请服。闻每日用三钱，早晚开水送下，颇觉见效。所有煎剂各方，仍不外乎潞党参、杭甘菊等类。”
6月25日，刊出陈御医初九至十三日（农历）入诊“脉案”。初九日的脉案是：“皇上脉左右皆软，两尺尤甚。由于夏季损气，气失运行。经云百病生于气，表虚为气散，里滞为气阻，冲和之气致偏，气火上升则耳病，气痹不宜则足病。气之所以亏者又归肾，肾关久不为固，所谓精生气、气化神之用有所不足，腰胯之痛有增无减，且神倦无力，心烦口渴，食物运迟，大便见溏。总核病机，按以时令，拟甘温其气，参以柔肝养心……（药方略）
6月27日报道，朝廷电谕东南督抚选召名医来京，江西玉山县吕用宾应选入都，听候请脉。
7月20日报道：“圣躬违和，时愈时作，初起时原系足疾，近日来兼及内症，屡经陈部郎进内诊治，未见大效。据内监云，近日更甚，不耐久坐，不能用心，故外省督抚奏到摺件，有迟至次日始行批下者，有全令枢堂拟批、由内监照缮者，即办事之时刻，亦已渐渐迟至九钟十钟，每遇召见大员，未能多语，故近来召见者寥寥无几焉。”
7月21日，刊录陈秉钧、张彭年、吕用宾三御医入诊脉案及所开药方。
7月23日“内廷消息”：“圣躬日来渐觉安豫，每日早晚进药后，必扶行缓步，藉资活动。于诸大臣请安时，犹必殷殷垂询各项要政。日昨复奉皇太后慈旨，暂宜安心静养，不可劳神，以期早日痊愈。”
7月26日：“兹悉陈莲舫御医再四研究，用上下分治之法，于煎剂之外并进丸药调理，上部则用真珠二钱，研成细末，每天午后酌进二三分，开水冲服；调理下部则用芡实、莲子、莲须、山药、茯神、茯苓、藕节各二钱为末，以金樱膏酌量多少为丸，每晨服一次，开水送下，盖即金锁固精丸方也。”
8月2日，“据内廷人云，江督所保御医施焕现已到京，由陆凤石尚书带领进内请脉，恭拟一方，仍交太医院及陈、张、吕三御医参酌。据施君与人言，圣上诸病均渐平减，惟近日天寒，不过稍有腹疾耳。”
8月9日“内廷消息”：“圣躬并无多病，惟身体太弱，头晕、溏泻、足肿等症一时未愈耳。刻下虽有多医请脉，然并不时常服药，上又自明医术，最恶用杜仲、菟丝子两药，凡医生有用此二药者，必圈去不用。”
8月22日：“江督所保御医周景涛，于月初到京，进内请脉，所开药方与陈、曹各医所开者不甚相同。据内监云，近两月来，各医所开药方，皇上辄不愿饮，十剂之中仅服一二剂，独周医之药，颇得圣上欢心，故四日之中已诊三次。”（周景涛的脉案药方略）
10月28日：“近闻圣体微有黄肿，且食不消化，由屈、关两君用西法调治。”
11月8日“专电”：“皇上近因稍劳，步履益艰，病又稍加。慈宫近亦稍有不豫，十二日（农历）并未召见军机。十三日慈宫小愈，皇上因病仍未召见军机。”又，“慈宫昨召醇邸（醇亲王载沣）入宫，醇密对一点钟始退。”
11月9日，电一：“慈宫病已康复，皇上亦小愈，惟召见军机仍慈宫一人。”电二：“皇上胃不和，畏饮食，大便积八日，步履益艰，仍力疾批摺，内务府各大臣镇日在内。”电三：“十四日（农历）庆邸、醇邸因商酌皇上药方至午后始散。”电四：“枢垣昨又致电江督，催令各御医迅速来京。
11月14日，上谕：醇亲王载沣授为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着在宫内教养，并在上书房读书。专电：“皇上大便已解，力甚疲，今日并未召见军机。”
11月15日，上谕：“自去年入秋以来，朕躬不豫，当经谕令各省将军、督抚保荐良医，旋据直隶、两江、湖广、江苏、浙江各督抚先后保送陈秉钧、曹元恒、吕用宾、周景涛、杜钟骏、施焕、张鹏年等来京诊治，惟所服方药，迄未见效。近复阴阳两亏，标本兼病，胸满胃逆，腰腿酸痛，饮食减少，转动则气壅咳喘，益以麻冷发热等症，夜不能寐，精神困惫，实难支持。朕心殊深焦急，着各省将军、督抚，遴选精通医学之人，无论有无官职，迅速保送来京，听候传诊。如能奏效，当予以不次之赏，其原保之将军、督抚，并一体加恩。”
同日《申报》还刊出四条专电。电一：“昨晨两宫均未召见，各枢臣散值后，慈宫忽特召枢臣入内，奏对至一钟之久，事颇重要，午后三点钟又召入内，遂有醇亲王授为摄政王之旨。”电二：“慈宫因患病，特召庆邸速回，缓验万年吉地工程。”电三：“军机内务府急电催御医陈秉钧入京。”电四：“醇亲王之子溥仪已入宫。”
11月16日，《申报》发布光绪帝驾崩的电讯：“上病大渐，今日酉正二刻升遐。”这条电讯附一按语：“此电于前夜接到，因恐不确，未录昨报。”
从以上报道来看，光绪帝从这一年的6月起，病情日渐加重，故各地名医一个又一个接踵入京，中医之外又有西医，虽多方诊治，却未见大效，11月初病势增剧，去世前第九日已不再召见军机大臣，用药由庆、醇两亲王商酌，可见病入沉疴，处在危殆之中。由此判断，光绪之死应属于正常性病亡。
《申报》刊发的这些消息，不是来自官方的通报，而是通过自己的信息渠道获得的独家新闻。值得注意的是，《申报》的报道持续近半年之久，并未受到清政府的干涉，为《申报》提供消息的人亦安然无事，一直不断地发来最新的消息，《申报》在报道中还经常标明“据内廷人云”、“据内监云”等，以显示消息之可靠。有报史云：“光绪末叶数年，出报既不报知官厅，其言论之自由，可谓有闻必录。对于政治之得失，内外大员之善恶，皆可尽情指责；人民之冤抑隐疾，更可尽情登载。”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新闻最开放的一段时期，否则，像“圣躬违和”这样的宫廷秘事，是不可能得到公开传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