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今年以来，形势陡然变化，昔日人头攒动的“民工潮”悄然退去，代之而起的，是令许多企业叫苦不迭的“民工荒”：招不到民工！在沿海地区，无数企业亟待开工，然而，招工告示打出去数月，应征者寥寥。一些人事部主管站在马路上，喊破了喉咙，几百个招工名额，往往只有几十人前来报名。
广州、深圳、东莞等地，急缺民工200万。为招到民工，珠江三角洲的企业主悬赏：挖来一个民工，奖励100元。福建省晋江市等地，因短缺民工，企业开工率仅80%，陶瓷业开工率仅 50%。劳务输出大省江西，也闹“民工荒”，无论赣南赣北，无论南昌上饶宜春，找不到民工，成为困扰企业的最头疼问题。湖南省长沙市，进城当保姆的农村妇女，锐减了70%......
实际上，“民工荒”的背后，是中国民工长期遭受歧视、剥削、欺凌、虐待的集体悲剧。农民进城打工，不仅从事最肮脏、最危险、最繁重的工作，而且领取最低廉的工资，甚至领不到工资，全国1亿民工，被拖欠工资高达1,000 亿。越来越多的民工，不得不以“跳楼威胁”的方式，来逼使那些老板们“发善心”。一些民工在讨薪时，甚至遭到黑心老板勾结黑社会的暴力殴打。前不久，在北京“ 兴隆家园三期工地”打工的王登科等五名民工，因讨薪，遭工地老板纠合数十名打手围殴，王登科被打断肋骨两根，至今躺在医院，另一民工周成被打伤头部，至今处于危险期的昏迷状态。
除此之外，进城民工长期处于社会最底层，饱受歧视。因没有城市户口，不仅被排斥在医疗、保险、养老等社会福利之外，而且在技术培训和职业选择方面，也受到种种限制，还被剥夺许多基本人权，比如，夫妻团聚和子女受教育的平等权利。无家可归，以至于“裸睡”街头，也是司空见惯。
福建民工中，流传一个顺口溜：“福建打工五六年，每天加班到两点，年底只剩车费钱，买件衣服没了钱。”种种恶劣境遇和待遇，令民工们无法忍受，纷纷求去。
从“民工潮”到“民工荒”，反映了广大民工无声的失望与愤怒，有人说，这是对企业主无视民工权益的“市场惩罚”，是对黑心老板、工头们制造“血汗工厂”的“报应”。事实上，受到惩罚和报应的，应该是那个制度，那个滋育腐败和纵容歧视的黑暗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出现“民工荒”，或许又是一件好事，促使金钱至上、唯利是图的中国社会，不得不稍稍正视广大民工的合法权益。比如今年，在“童装之都”的浙江省湖州市织里，企业老板为留住日益紧缺的民工，一反往日的傲气与冷漠，为返乡过年的民工提供专车接送，有的老板甚至在大年初八赶到安徽、江西，一家家为自己的民工拜年。这些民工的月工资则从1200元，加到 1400元。
外界曾将中国视为最诱人的市场、投资的天堂，主要依据有两点：其一，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矿产等资源；其二，相对稳定的政局和社会环境。如今，这两大因素都靠不住。随着经济发展，劳动力成本不断飙升；中国社会因“一胎化”政策而日益显露出 “老年化”，劳动力日显短缺；突然出现的“民工荒”，更使中国最廉价的劳动力出现断代；官商合谋的“圈地运动”，已近尾声，大致已无地可圈，土地成本急剧上扬；中国人均矿产资源，下滑到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58%，空前的能源和资源危机，大大加重了企业生产成本。
在北京，几乎所有行政与立法机构门口，每天都拥挤着上访的人流。多数为失地农民和拆迁户，当局在人群中安置大量便衣，实施暴力截访，不断制造流血。显示：这个政府已经精疲力竭、焦头烂额，丧失了解决矛盾的信心与能力。民众不满情绪汹涌高涨，依靠极权、暴力、和重点收买伎俩所维持的“稳定大局”，显得十分脆弱，岌岌可危。
(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