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两个人的案子请看官自己评评是冤也不冤，不过再冤两个人加起来还没在下自己一个人的案子冤。
警方是先抓的燕鹏，这燕鹏是有身有份花了钱跟着旅游团，他并没脱队，怎么就犯了偷渡罪呢？就算是越境也是旅游团越境境，与公民何干？要弄清来拢与去脉，得从头说。我在九九年获释回到青岛，承蒙警察们青鸟殷勤，于三月就正式答复同意我出国，说的很肯定。到我拿了欧洲作家协会的邀请信他们却翻眼不认账了，牢坐久了，警察就把我们说成“俺处的对象”（即政保处监督对象），听起来还挺缠绵，温情脉脉的。要是他们不处在警察人格下，也常常说了漏嘴，在他们自己人、亲人、熟人圈里常常说我是冤案，区局的警察们就学给我听过。有一天燕鹏与警察同在我家，燕鹏就说：“田姐，你们警察也太耍弄人了，说好让孙哥走，人家办好了证却又不让了，心也大黑了点吧？”扯着扯着就扯到前不久他们去牟传珩家询问对法轮功态度时，一不小心说漏了嘴放出一句话：“老孙个大老实人，什么没干就白坐十年大牢，多冤，这是十年呀。所以我们研究决定放他走。”经燕鹏一揭，老田、小郑起初还想抵赖，又经燕鹏一一回忆，提示当时的场景，他们也就打着哈哈承了认，倒也爽快。并说我们也是人，不过身为共产党员身不由已，那男的还说：“你意为就你们几个人聪明，知道共产党坏，好像别人都不知道似的！我们也知道，也骂，就是不像你们骂到场面上，我们吃共产党的饭，拿共产党的钱，你们骂我们是狗，我们就是狗，共产党叫我们干什么，俺就干，当警察还讲什么良心？……”
接下来燕鹏就说：“孙大哥说瘫就瘫（那时我连着出现瘫痪十七次，最长的半小时，短的二、三分钟）可怜巴巴的，他个草包，别死路上，你们方个便，我越境把他送出去，怎么样？”他们说：燕鹏你傻啦是怎么的，你们的自由来和我们来商量，你大哥的事你们俩拿主意，你叫我们说什么？……我们是管你们的，不知道是咋的？
后来在个人的情况下，警们多次重述此议，以示提醒，我判断像是真话。这么说吧：我释放出来两去济南，一去北京，都马上被当地警方追查，我从青岛逃到西安、昆明，且在昆明发高烧三天，才绕道广西进入越南，在境内耽置了至少有七、八天，却风平浪静，顺顺溜溜，终于叛国成功。
去年的“六四”后，突然接到一直失散的女儿的电话，才知道山东警察跑她们那儿去追捕，守侯，她到了十三岁，一米六二时才真真切切地知道了她苦命的老爸。
我逃前并没和青岛的朋友商量，只与现在狱中的王金波说了句：“我要逃”，因他不是青岛人，且第二天就要离开青岛。后来我被困在越南的法国大使馆，这件事情就闹到了上边，中国外交部要法国外交部把我送回北京，并答应让我从北京离境，但遭法国拒绝，法驻越大使很清楚地对我说：你们外交部不简单，第一次说了“孙丰是一起政治外逃事件”。并告诉我：他们总统，总理都关注这件事，已提交欧盟各国……共同对中国施压，一定能保护你的安全。经了外交交涉，一件不起眼的小事闹大到了最顶上，青岛警察吃没吃上头批评，我不得知。
但他们所以要抓燕鹏，却全从此起。
而我打从到了法国直到到现在，也没与青岛的老友们发生联系，不是不想，一是没有收入，太穷了；二是电话监听；三是我的性格是地道的乡巴老，干什么事只爱自己闷头拚，不太会交往。这燕鹏出了事我也没直接去询问，只在背后，仅有的一次是在吴江家开会，薛超青与牟传珩通话，我接过话筒问了事态的进展，告诉牟：你的活动要量力，适可而止，这事不能由着情感膨胀，得给他们（警察）留下点回旋的余地，争取燕鹏方面的最小付出，千万不要超过限度，把你也弄进去。警匪们若不能回旋就会另打主意的，反正他们必须正确。这件事不能求谁理谁非，只应求损失最小。
过了段时间，牟传珩就在局子有了名。
叙述了这个前因，大家就明白为什么凭白无辜地乱抓瞎捕燕鹏，警察是把对我外逃的恨、气，转嫁到燕鹏身上，拿他来煞气，把我的行为嫁接到他身上，逃了一个吃上峰一顿闷棍，抓他一个补补差，管他是真是假，反证他们抓了人啦，也就有差可交，算不立功也可折前失。
其实，在燕鹏“企图越境”一事上，警察犯了心理上的错误：以推断代替证据，他们忘了旅游是公民的正常生活，一个人得按照旅游公司要求，购买旅游票，还得遵守他们的规定，燕鹏又没越出旅游团的限定范围，即使在“边境”上，即使出境----不出境咋能浏览越南风光？这怎么是偷越国境的证据？如果没有确凿的其他证据，这种案子是不能办的，你有天大能量指控也无从成立。就算警察有火眼金晴，看透燕鹏的肺腑，那也不是具有可证性的证据，那是臆测。
再加上水浒寨的传统，燕鹏当然不接受指控，事情就卡在那里，检察院无法立这个案，到抓牟传珩前，就不是个指控成不成立的问题，而是怎么来圆这个案子的场的问题。
无产阶级专政的优势就在这里：它可以随意地偷换逻辑：左拳打不着党有右手，手再打不着还有脚，反正挂了共产党的边，就把“理”字撇一边去罢，他们是说方就方，说圆就圆的万能法律。
他们心里是：孙丰就是这样逃跑的，至少你燕鹏曾亲口提过要帮他逃嘛！----这证据在警察心里，他们却权当了事实，抓了人才知拿不到侦察报告里去，检查院无法支持。可人已抓了起来，打了，修了，这壶水不开，就得另打主意，反正共产党是不会有错的，共产党杀共产党叫肃反，叫打AB团，叫“抢救”，共产党杀共产党可用马在地上拖死，捆起来几个人用石块对着砸死……至于牟传珩、燕鹏这小小老百姓，就用不着高射炮了，连名也不用起了。吹着尘土找裂纹，几千万人都不明不白的死了，何差他俩？这壶水不开，那就提壶酒来----非把你砸在里边不可。只是为了补错抓燕鹏这个面子才抓了牟传珩的，这一抓就有“证据”：牟传珩那爪子要不写字就乱颤抖（八一年坐牢被绳煞的），牟传珩那脑筋要不思考就胀的生疼，牟传珩那嘴不说实话就要咬断舌头。反正他那些书呀、文呀，都在那里，没骼博没腿又跑不了，还有个互联网，写上了就揭不下来！抓燕鹏的台阶是有了，可越境案却成了颠覆政权案。共产党根本不用靠黑箱作业，他们是天光下吃人吮血。冤，真他娘的冤！你冤枉了才知道党是厉害的！这是个啥世道，是个什政权呢？这叫“稳定压倒一切”！
这一回坐牢两人的皮肉在看守所里可经受了考验，警察们只在背后指点江山，坐在一个号里的同犯们却不问是不是同根生，是不是阶级兄弟，相煎起来决不能不急！那警匪们当然在丛中笑了。
我坐牢时常想，牟传珩咋不冤枉一回，进来陪陪老友？老天不公！这一回老天不算党却来算，弄了他三年，让我心平了三分之一的衡。
他是七九年的老民运了，后来结出了他这个打不散的小团体，这个伙计能吃苦，耐劳，坐了一回反革命大牢，出来以后呢？他去攻法律，我心理想：哪有让反革命分子当律师的可能，党能那样傻，就不叫共产党了！他可就是啃着杠子头（青岛的死面烧饼），喝着白开水，一口口地啃了出来，我们山东头一批自学律师考了多少门时只剩下三人没补考，就有咱小牟，不服不行。要不，他怎么能把党派来监视他的人都拖下水呢？他现在能不能算上个法学家，我不知道，我只知他能辩，有三寸不烂之舌。
今早上他问了我一声好，我却还是不问他。这叫卖老。想来，我们那班朋友该为他洗尘接风了，我孤单单眼红，就狠了狠心，想：哪天咱们大家捣了黄龙，到俺青岛去痛饮，然后跳到海里去：一齐喊：民主呀你可来了。
那时咱们不要阿扁，不同他玩，想今天俺兄弟燕鹏无路投了他，他都只顾自己凉快，不肯伸伸手，咱们非报这一箭之仇之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