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就在不久前，也就是7月底，就是这个潘岳，以国家环保总局新闻发言人的身份，就淮河特大污染在北京发表讲话：淮河水资源开发利用率已超过50％，远远超过国际上内陆河合理开发利用程度30％的平均水平，河道基本丧失生态基流，已不能简单称之为河流。枯水季节，死水一潭；洪水季节，毒浪滔天，近万座水库闸坝的修建导致河流断
流，地下水位下降，水土流失加剧，生态不断恶化，河流的自然水文性质被彻底改变，淮河基本丧失自净能力。
淮河治理十年，投资600亿，却污染依旧，其原因一言以蔽之：体制。
淮河污染的最重要来源就是沿河的大企业，对这些企业的治理，本应当成为淮河治污的重中之重。然而，据记者调查发现，十年来，淮河两岸的排污大户──特大型企业莲花味精、丰原生化等依然直接排放污水。‘十五’建设的污染处理设施平均动工率不到30％。安徽动工率不到10％。而此时生活污水占淮河污染比重超过60％；半个多世纪
治淮兴建的闸坝工程，变成了各地‘拦清储污、伺机下泄’的工具，52家大型企业再次进入污染‘黑名单’……
政府的600亿，花的是纳税人的钱；治理淮河污染，是为纳税人服务的大型工程，而至今，中国的老百姓却都不知道这600亿是如何花，又是花在哪里的！仅此一项，淮河污染的原因不言自明。
不能说当局治污的决心不大，毕竟，淮河沿岸自古就是中国重要的产粮区，于国家的稳定举足轻重，淮河又是中国著名的大河之一。问题在于，当前国内的种种政策，在中共高层的眼皮子底下尚可执行，一到了地方，就完全走了样。没有地方势力的庇护，这些大企业如何敢于明目张胆的排污？
大陆政府将上述的问题归罪于地方保护，但为什么美国的地方保护，不仅不会污染环境，反而会成为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力量？污染问题本来就是政府问题，要解决环境污染，必须对政府行为进行监督，而监督政府行为则必须民主制度。公众的参与监督，是唯一可以借以打击地方势力的有力武器。
政治制度的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在环境污染日益成为大陆的迫在眉睫的问题的大背景下，在环保领域先引入民主机制成为政府的当务之急。环保听证，即将民主监督行为引入了环保领域，又不与现有的中共体制相冲突，于当局，于淮河两岸的百姓，都是两全其美的好事。
淮河污染的反弹，为环保听证的实施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如果大陆能够以次为契机，加块推进民主化进程，则不仅淮河有救，中国环境有救，中华民族，更是有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