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不是问题的问题的提出，着实令人深思：“文革”这段并不久远的历史，何以在某些当事人及不少“文革”后长大的一代人中显得如此“模糊不清”以至可以“省略”？
《人民日报》今年初曾刊发《邂逅巴金》一文，作者咏慷在文中写道，“巴金的很多话、很多文章，对我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其中对我最具震撼力的是这样两句，一句是‘讲真话’……再一句是‘建立“文革博物馆”’。”
“讲真话”、“建立‘文革博物馆’”，杨苡、冯骥才、陈思和等在此讲述的，其实也正是这两句话。“比如巴金……”，原本是个不应该出现的问题。
存一份历史的真实，便是建一座永恒的纪念碑。
并非我揪住“文革”不放，正相反，是“文革”揪住我不放。－－巴金
偶然从一张报纸上看到这两行文字：“比如巴金，他在‘文革’时期也经历过……但现在没有人怪巴金，非常尊重他。”那中间的省略号使我愕然！一连串的回忆陡然涌出心底，三十八年前开始的那场史无前例的长达十年的浩劫！我想到那些屈死的无辜者，（但愿他们能复活，责备人们的健忘！）也想到那么丰富的文化遗产在几天之内依次毁灭，当然我也联想到由于人性的泯灭而引发的那么多非常残酷荒诞的非人道行为！我又听到我可怜的老朋友低声呼唤我，她用身子挡住了她的巴金，脸上却挨了铜头皮带的一击！而在病得拖不下去时，任她如何哀求让巴金留下来在家里照顾她，却被工宣队冷冷地拒绝，说是留下来没用，也不利于巴金的“改造”！萧珊泪流满面，眼望着她的“巴先生”踽踽而去，心如刀割，那个时候哪怕想再握一下手也不可能！
我扳着手指数一数这三十多年我们同辈的老朋友们如今还幸存几个？我多想问问这是怎么回事，巴金在“文革”中的经历，大家不是很清楚的么，1966年夏天，巴金作为在京举行的亚非作家会议中国代表团的副团长在大会散会后，回到上海，刚送走一批外国朋友，以为自己完成了国家交付的任务，却立即被宣布为专政对象，关进了“牛棚”，直到1973年下半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才允许他可以和群众一道学习，还说是：“敌我矛盾性质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而他家里楼上的书房直到1977年4月21日才被打开，书橱才被撕下了封条。巴金在4月25日给我的信上说：“现在要对我落实政策了。拿走的东西也将在本星期内退还，其他等等估计下个月可以全都解决。这一次是完全解决了。但倘使‘四人帮’不垮台，我的问题就永无解决的希望。最近听说张春桥曾公开讲过，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