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哈姆雷特式的疑问产生于一项相当亚洲诺贝尔奖的菲律宾麦格塞塞奖获奖名单的发布。
被誉为“中国的良心”的中国军医蒋彦永，获得今年麦格塞塞公共服务奖。麦格塞塞奖基金会表示，中国的军医蒋彦永获颁“公共服务”奖，以表彰他在中国“勇敢地站在真理一方，促使当局采取措施，对抗并控制致命的SARS威胁。”
于是，全球的焦点汇聚到了北京。众所关心的问题是：北京是准还是不准蒋医生去领奖？
仿佛时空转换，我一下子想起了一件尘封已久的前苏联与诺贝尔奖关系的故事。
1958 年，鉴于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和世界性影响，瑞典文学院授予帕斯捷尔纳克诺贝尔文学奖。为了不刺激莫斯科，获奖理由并没有直接提及这部小说，只说表彰他在“当代抒情诗创作和继承发扬俄罗斯伟大叙事文学传统方面所取得的主要成就”。这里的“叙事文学传统”其实就是是指他的《日瓦戈医生》。帕斯捷尔纳克收到诺贝尔奖金评定委员会秘书安德斯•埃斯特林拍来的电报后，于1958年10月23日答复道：“非常感谢、欣喜、自豪、诚惶诚恐。”之后，他收到了许多贺电，接待了不少记者。其妻季娜伊达•尼吉拉耶芙娜已在考虑要给自己缝一件什么样的衣裙穿着去斯德歌尔摩。
一石投水，万千涟漪。骤然，一系列事情接踵而来。
第二天一早，苏共官员康•费定突然登门，威逼帕斯捷尔纳克，要他立即抗议性地拒绝领奖。帕斯捷尔纳克回答说：没有什么能迫使他拒绝接受已决定授予他的这一荣誉，况且他已经答应了诺贝尔奖金评定委员会，不能让别人认为他是一个忘恩负义的骗子。他还断然拒绝与费定一同去其别墅会见等在那儿准备向他作解释的中央委员会文化处处长波利卡尔波夫。
接着，帕斯捷尔纳克给作家协会主席团写了一封信，其要点是：
“我认为，作为一个苏联人，我仍可以写《日瓦戈医生》，再说，该书完稿之时，杜金采夫的长篇小说《不只是为了面包》已获出版，那给人造成了一种解冻的印象。我把小说交给了意大利共产党人出版社，并期望经过书刊检查后的版本能够在莫斯科问世。我同意修改所有不被接受之处。我认为一个苏联作家的才能要比其实际表现出来的才能更大。我把小说原样交出，希望能得到批评界友善的指教。”
“我在向诺贝尔奖金评定委员会发致谢电时没有想到授奖给我是因为这部小说，而认为，如其授奖通知所述，是因为我所做的全部文学工作的总和。我是可以这样认为的，因为早在该小说尚未写成以及任何人都不知道有该小说之时，我就已曾被提名为获奖候选人了。 ......没有什么能迫使我放弃授予我－－一个生活在俄罗斯，从而也就是苏联人的现代作家－－的荣誉。不过，诺贝尔奖金我打算交给保卫和平委员会。”
“我知道，通过社会舆论的压力，一定会提出把我开除出作家协会的问题。我不指望你们能公正处理。你们可以枪毙我、驱逐我、随心所欲地处置我。我预先宽恕你们。但你们别高兴得太早了。这决不会给你们带来幸福与荣誉。请记住吧：几年之后你们仍将不得不替我恢复名誉。在你们的经历中，这样做也并不是第一次。”
帕斯捷尔纳克的高度自尊，他的遗世独立，他的强大的精神世界，使他顶住了苏联报刊对他发起的各种侮辱、威胁和咒骂。
然而，官方毫不松手，压力加大，情势急转直下。
当《日瓦戈医生》成为1958年西方最畅销的书籍时，在苏联，莫斯科的一些官方作家请求政府剥夺帕斯捷尔纳克的公民权并将其驱逐出境。高压之下，其夫人被迫表示不能离开故土，女儿又决定要和妈妈呆在一起而不愿与他同行时……。
压力层层加码。最后，达于临界点。它指向了帕斯捷尔纳克的情人伊文斯卡娅，她就是日瓦戈医生的被人诋毁的忠诚情侣拉莉萨的原型。
帕斯捷尔纳克一直是伊文斯卡娅的热爱的诗人、崇拜的偶像，当她1946年亲眼见到他时，激动不已。帕斯捷尔纳克也被伊文斯卡娅超尘的美貌所震撼。两人的相识相爱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当时伊文斯卡娅34岁，帕斯捷尔纳克56岁，但年龄的差异并未阻碍他们相爱。伊文斯卡娅不仅是帕斯捷尔纳克温柔的情人，还是他事业的坚决支持者。拉莉萨的形象应当说是他们共同创造的。形象原型参与塑造形象在文学史上也属罕见。从此，帕斯捷尔纳克的一切出版事宜皆由伊文斯卡娅承担。这是帕斯捷尔纳克的妻子无法胜任的。他的第二任妻子虽然决然离开前夫义无反顾地把身心献给他，但文化修养的差异使她不能同他在精神上产生共鸣。帕斯捷尔纳克对这两个女人的态度同日瓦戈医生对妻子东尼娅和情人拉莉萨的态度一样，对妻子深感内疚，下不了决心同她离异，因此也无法同伊文斯卡娅正式结合。当帕斯捷尔纳克在苏联成为众矢之的时，唯有伊文斯卡娅对帕斯捷尔纳克忠贞不二，她预言小说迟早会被苏联人民接受，并挺身而出，把寄送书稿到国外等一切责任都包揽在自己身上。
在各种武器都归于失效后，莫斯科亮出了最后的杀手锏：若帕斯捷尔纳克坚持出国领奖，伊文斯卡娅将被停止工作，并被处严重刑罚。
伊文斯卡娅已被中止工作，在此之前，她已经为《日瓦戈医生》坐了五年牢（1949－－1953）。10月31日，帕斯捷尔纳克在同伊文斯卡娅通过电话后，立即到邮电局给瑞典文学院拍了一份电报，“鉴于我所从属的社会对我被授奖所做的解释，我必须拒绝领奖，请勿因我的自愿拒绝而不快。”。另一封电报则发给苏共中央委员会：“请恢复伊文斯卡娅的工作，我已拒绝领奖。”
帕斯捷尔纳克不惧死亡和流放，但爱情却阻止了他通往斯德哥尔摩的航程。为使伊文斯卡娅免遭迫害，帕斯捷尔纳克在所不惜，甚至荣誉。他不得不签署一个苏共同意的致《真理报》和致赫鲁晓夫的信文。蛮横与荒谬之点在于，那封信不由帕斯捷尔纳克拟写，但一定得要他署名。
生离死别，一连串猛烈的打击使帕斯捷尔纳克身心交瘁，一蹶不振，孤独地住在作家村，心脏病不时发作，很难出门。官方不准伊文斯卡娅进他们家门，他们两人极少见面，甚至无法互通消息。
一年多之后，1960年5月30日，帕斯捷尔纳克溘然逝世。苏联官方不准伊文斯卡娅同他告别，伊文斯卡娅在门前站了一夜，最后只能在人群后面远远望着徐徐向前移动的灵柩。此时她五内俱焚，晕倒在地。
一位苏联作家的一桩崇高的个人荣誉结果反而变成了他个人的悲剧，最终，也成了苏联的国家悲剧。
索尔仁尼琴是另一个例子。1970年他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但是他并没有去瑞典领奖，因为担心去国以后，苏联当局会不准他回国。但他的《古拉格群岛》1973年在法国出版后，苏联当局仍以叛国罪逮捕了索尔仁尼琴，并在1974年将他驱逐出国。
此外,还有苏联科学家、人权活动家萨哈洛夫，因“在人类和平事业中的个人的和无畏的努力”获1975年诺贝尔和平奖。于是，在国内他也被当局流放到西北利亚。
现在，轮到中国了。
1989年达赖喇嘛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事，2000年华裔法国公民高行健的中文创作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事，众所周知。前者被禁足他的家园－－西藏达45年，这位世界著名的宗教领袖、伟大智者被北京蔑称为“分裂主义者”。后者的著作与消息则被北京官方媒体所封锁。
今天，获“亚洲诺贝尔奖”的蒋彦永医生的去向究竟如何呢？据报道，蒋医生说他从别人口中知道自己获奖的消息。被记者问到他是否会去菲律宾领奖时，他说：“不会，我不会去”。问他对获奖有何评论，他说：“对不起，我不方便谈这个问题”。人们关切的是，被无端绑架和羁押五十多天接受“思想教育”的七十二岁高龄的蒋医生，他这一表态的背后，是否有什么曲折的故事呢？我们不知道。但是，天知，地知，历史将知。
因为，在当年的新闻报道中，帕斯捷尔纳克确实也表态拒绝领奖了。但是在当时，又有谁知道背后有如此凄绝哀婉的故事呢？
许多年过去了。到1989年12月9日，在有各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和苏联官员出席的瑞典科学院的隆重的招待会上，瑞典科学院常任秘书斯托勒伊文斯卡娅艾伦教授将鲍里斯伊文斯卡娅帕斯捷尔纳克的诺贝尔奖纪念品交给了帕斯捷尔纳克的儿子。他宣读了帕斯捷尔纳克于1958年10月23日和29日所拍发的两封电报后说，瑞典科学院确认，帕斯捷尔纳克拒绝领奖是出于被迫，现于31年后将其纪念品交给他的儿子，并对该获奖者已不在人世表示遗憾。他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帕斯捷尔纳克的儿子在答谢时指出：“帕斯捷尔纳克被迫拒绝领奖和在交给他的致政府的信上署名是一种公然的强暴行为，它折磨着帕斯捷尔纳克直至其生命终止。他生性廉洁，对金钱毫不在乎，可非常珍视在他去世之后的现在才终于获得了的这一荣誉。”
致辞之后，大厅里响起了哈姆雷特在克劳狄斯酒宴上的独白那一段悲怆的大提琴独奏。在巴赫那不可测度的宿命般的音乐回荡中，或许，帕斯捷尔纳克的亲人们、苏联官员们都不约而同在脑海中回响起了帕氏当年致当局信中的最后一段话：
“我预先宽恕你们。但你们别高兴得太早了。这决不会给你们带来幸福与荣誉。请记住吧：几年之后你们仍将不得不替我恢复名誉。在你们的经历中，这样做也并不是第一次。”
又过去了若干年，如今已经是21世纪了。在蒋医生获奖事件中，北京当局是否能从历史中获得哪怕一丁点智慧，而变得聪明一些呢？现在，“球”已经在中南海手中了，他们是有选择的余地的。且看他们如何动作吧。对他们吸取历史教训的能力，我是很悲观的。因为过去的经验证明这是幻想。有时，看着北京亦步亦趋地在重蹈覆辙，一步不少地重新把克里姆林宫当年做过的事严格依顺序地再做一遍，重复当年莫斯科那种害人又害己的愚蠢政策，不由悲从中来。只有等若干年以后，当菲律宾再来给蒋医生补发麦格塞塞公共服务奖，当他们再尴尬地在被告席上聆听历史对他们的判决时，可能其智商才能有所长进。
或许，唯一值得欣慰的是，中共的行为方式已经“进化”到前苏联六、七十年代的水平了。掐指算算，要到1991年的水平，还要等多少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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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观察》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