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我读到了孙文广在香港出版的新书《狱中狱外集：百年祸国──从毛泽东到江泽民》，汇集了他的政治评论文章，在某个程度上比较完整的代表了他的政治观点，他称此书是自己“三十年来的思想结果”，事实上也反映了现今中国知识分子问政议政的思想理念和心路历程，并同时展现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和良知。
请看：希特勒与毛泽东、毛泽东三个世界和萨达姆、红色暴君帝王路、上书江泽民莫作“太上皇”、促江泽民辞职书、江泽民不退难有新政、江泽民不该忘了身份、评江泽民的“民主论”、六四正名追江泽民责任、军队应由国家主席统领──兼论修改宪法、修宪法国家主席统领三军──再论修改宪法、给胡锦涛的信：修改宪法启动政治改革、建议国家军委主席实行差额选举、请公布两会选举得票率、建议修改党章制约最高领导、支持蒋彦永为六四学运正名、……只要看看这些文章的题目，所言的都是今日中国政治至关紧要的核心问题，又都是当政者拼命要掩饰、避之犹恐不及的极度敏感的问题，对这些问题孙文广教授旗帜鲜明地政治立场一目了然。在犬儒之风盛行的中国大陆，孙文广教授宣示政见的远见卓识、针砭时弊的坚毅勇气，大义凛然，令人敬佩。
同样一句话同样的一个观点，在一个20岁的人嘴里讲出来和在一个年近古稀的人嘴里讲出来，或者在同一个人身上，不同年龄阶段表达出来，其涵义是有所不同的。孙文广 1934年出生于山东省荣成县，1953年在上海粤东中学毕业后考入山东大学物理系。毕业后留校在物理系任教。1960年“反右倾”运动中受到连续批判； 1964年在社教”运动中再次受批判；1966年“文革”开始即被批斗、隔离，自己写大字报反击，?向党中央写信上告；1966年6月中旬被关进监狱六个月，追查攻击毛泽东问题；1968年在“清队”运动中遭抄家、批斗、游街、拷问攻击毛主席的“反革命罪行”，关进“牛棚七个月；1971年，“清查 5．16”运动中被再次关进“牛棚”二十一个月；1974年12月，被逮捕关进山东省看守所单人牢房三年半；1976年11月，在“四人帮”遭逮捕后一个月开始，向党中央、人大常委会最高法院等写“上书”，批评华国锋、毛泽东的错误；1978年1月，被济南中级法院判处七年徒刑，罪名是“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捕后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被送入 “济南劳改支队”（对外称山东生建摩托车厂），期间他继续写上书评论国家大事，达五十余万字。后来，他以此出版了《狱中上书中共中央》一书。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政治放思想犯宗教犯等在中国监狱中书写的任何文字都是极其困难的，要想带到监狱外传播更是难上加难。据孙文广披露，他在狱中每写一篇文章，都急忙用“上书”──给“中共中央”信的形式递交监狱管理者，这些文字才得以保存下来，呈现在我们面前。这种巧妙的思想传播方式，不但体现了作者富有智慧，也丰富了今天中国的“监狱文化”。想必这对于有意利用中国监狱探索思想积累文字的人，都不失为富有启发的宝贵经验。
孙文广1981年12月刑满，仍留在劳改支队就业，一年后才获平反回山东大学物理系任教。1985年转入山东大学管理科学系。后来相继担任副教授，教授，副系主任，及经济信息管理系主任，发表经济论文数十篇，主要是批判极左经济思想理论。
了解孙文广教授的坎坷人生经历，我们就可以看到以天下兴亡、人间正义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是如何百折不绕地行走在一条充满荆棘的问政议政之路上的。历尽磨难作者在书中表示：“我很快要进入古稀之年。我走的这条路很可能就是我人生的最后一段，我愿以我的晚年为中国的自由化、民主化献出一点微不足道的力量，只要我的体力还能支撑，我会继续写下去。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息。”这难道不正是中国政治正本清源、健康发展的希望所冀吗？这才是中国的宝贵人才啊。
但是，孙文广教授想要努力改变的中国社会现实政治，依然专制、残酷，有时甚至令人窒息。孙教授在新书的前言中写道：“近来我有类似在监狱中的感觉。我也在准备第三次坐牢，于是，我写出的文章，都像在当年的监狱中一样，急忙发到境外，每当发出一篇文章，我就感到一阵轻松。……如果明天公安来抓我，我也心无憾事。” 政治的黑暗沉闷，更加衬托出孙文广教授“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境界。
看到孙教授的这本新书，我还感到了一种特别的亲切，因为其中有不少文章，我是曾作为编辑和读者，或已经先睹为快，或直接经手刊发到中文互联网上。孙文广教授说，“由于互联网时代到来，通讯手段的多样化，终于使我发现了出口转内销的道路，文章的境外发表，国内收看，我把写好的东西投向境外，以后通过网路，通过有人出境，让国人能够看到”。
与其他书籍不同的是，孙教授在这部新书中几乎每篇文章的结尾，都注明了曾经刊发过的网站名字：新世纪、大纪元、大参考、博讯、看中国、中国事务、北京之春、议报等，这不但是他对这些传播思想信息的网站的尊敬，客观上也为快速无比、稍纵即逝的互联网发展本身多多少少留下了某些历史的痕迹。
(转载 新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