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棍》一书的两位作者瓦莱丽·赫德森和安德烈亚·博尔，分别在美国杨伯翰大学和英国肯特大学从事政治学研究。他们认为：上世纪80年代中期，确定胎儿性别的技术在亚洲广为普及，越来越多的父母利用这项技术在胎儿出生之前就把女孩打掉。这导致亚洲国家年轻一代中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衡。例如在中国，根据 2000年人口普查，4岁以下儿童男女性别比率超过120:100；而这一年龄组的正常性别比率应为100:105或者更低。他们认为，这将导致在 2020年中国将有3000万男人找不到妻子。
两位学者认为，妇女的缺乏导致了这样一种局面：拥有金钱、技能和受教育等优势的男子可以结婚；而没有这些优势的男子却结不了婚，他们在社会经济最底层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光棍阶层。在中国和印度，到2020年，光棍将占到年轻的成年男性人口的12％至15％。
他们在《华盛顿邮报》撰文指出，处于社会底层的年轻成年男子，为了提升他们的社会地位，会通过暴力和犯罪方式联合起来。中国清朝末年的“捻军”就是一个例子。这个“光棍叛乱集团”所控制的地区一度拥有600万人口。
他们认为，为了提防“光棍乱国”，政府会考虑将这股“祸水”引向国外：或者通过鼓励年轻男子向外移民；或利用他们为政府的海外军事冒险服务。台湾问题和克什米尔问题会受到这种考虑的影响。这还会加剧国家的集权化。
该书于2004年5月出版后，在英美学者当中引起了较大争议，明显分成支持和反对两派。两派学者纷纷投书媒体，表达各自观点，美国伍德罗·威尔逊研究中心还于7月19日以“我们的安全是否被‘太多男人’威胁？”为题，举行了一场针对此书的研讨会。
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究竟男女性别比例与政治安全之间有没有《光棍》一书作者所认为的那样存在因果关系。
美国大学国际关系教授乔舒亚·戈登斯坦对其研究方法提出质疑，他在《泰晤士报》撰文批评《光棍》的“证据并不能支撑结论”。他认为，将男性过剩同暴力联系之前，需要对男女性别比例不同的各种国家进行系统研究。“我不相信有人曾系统的、在世界范围的比较研究中检验过（赫德森和博尔提出的）这些观点。”耶鲁大学的社会人类学家卡萝尔·恩贝尔也表示同样怀疑。
赫德森似乎也意识到支撑观点的论据比较薄弱，她告诉记者，下一步她准备走访多个国家，寻找更为充分的证据来证明其观点。
针对妇女地位与社会稳定和世界和平紧密相关的观点，批评者乔舒亚·戈登斯坦举了一个反例：18世纪和19世纪，西非达荷美王国妇女的地位与男子相比差不多，但该国却非常好战。
赫德森反驳说，她们并不是说性别比平衡或妇女过剩的国家就平安无事；她们只是说男性过剩是一个加剧不稳定的因素，并非不稳定的充分或必要条件。
另一位批评者卡萝尔·恩贝尔则指出，简单地根据“光棍”数量就作出社会和国家均暴力化的预测忽略了一点，即男人的暴力倾向是社会造就而非天生的。
批评者戈登斯坦还认为，在指责非西方文明的政治气候中，赫德森和博尔的思想是很危险的。
当然，支持《光棍》观点的也大有人在：史蒂文·费舍就给予了这本书很高的评价，尽管他认为像《光棍》这样将政治现象简化为性在学术研究中有“政治不正确”之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