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我想起这个题目的是前不久经济学家杂志社和国际战略研究所在伦敦联合举办的一场辩论会。辩论的主题是：经济上崛起的中国在全球化中的角色。会上有两种意见互不相让：一种认为中国愿意成为、而且正在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国际大家庭的伙伴，随着经济势力的强大，它在国际事务中会发挥越来越积极和显著的建设性作用。一句话，对世界大家庭而言，中国将成为一个守法的战略伙伴。另一种意见则迥然而异，认为中国的崛起无论从经济上看还是从国际政治上看都给国际社会增添了不稳定的因素。中国在经济上的不公平竞争使得其主要贸易伙伴蒙受损失，在政治上对前南斯拉夫米洛索维其、伊拉克萨达姆、北韩金氏王朝等反文明的独裁政权的同情和支持表明了它对全球秩序的破坏作用。西方国家在当前反恐斗争中争取中国的支持实属迫不得已，但是对中国决不能抱有幻想，因为它在本质上还是一个集权的不守法的国家。
有意思的是，持有这两种不同意见的人在支持自己的论点时，都不约而同地用蒋彦永大夫和与蒋大夫有关的事件作为论据。支持中国政府的人提到，中国在去年处理非典型肺炎一事时所采取的公开透明的态度，表明了其正在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而对中国政府持怀疑态度的人则马上指出，在蒋彦永大夫和南方都市报冒着风险挺身而出揭露此事之前，中国政府的做法是当众撒谎、欺骗世界舆论。只是当此事被蒋大夫和南方都市报揭露出来后，在国际社会的同声谴责和巨大压力下，出于惧怕招致国际制裁而引起的经济损失，才激活了党内的矛盾，并最终导致了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的去职。但是这两人事后都迅速地安排了同等级别的职务。相反，在揭发这一事件真相中有功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蒋彦永大夫和南方都市报负责任则都以莫须有的罪名被监禁。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辩论。辩论的双方运用同一个事件，表述了两种完全相反的观点。当然我完全不可能同时赞成辩论双方的观点，但是我完全赞成参与辩论的双方都默认的一种逻辑：即蒋大夫的命运或者说蒋大夫去年所涉及的那场事件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这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蒋大夫的命运，在判断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时，我看至少可以得出两点结论：
第一，中国政府还不是一个自觉的守法的政府。守法既包括遵守国内法，也包括遵守国际法。中国政府在这两个方面的表现并不完全相同。在国内，这个政府基本上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它可以以国家的名义蛮横地没收公民的财产、拆除居民的住宅，拘禁包括蒋大夫这样的任何在它看来反对它的人，至于党禁、报禁、游行集会禁、罢工禁、公民入国禁等等限制人民自由的恶行更是比比皆是。但是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政府的表现则不得有所收敛，多多少少还要应对一些国际社会的其它成员对其遵从国际法的要求。其实，这个政府在国内的所作所为才真正表明其本质，因为在国际上它的让步只是当它实力不够的时候的权宜之计而已。
第二，现有政治结构下的政府不可能带领中国成为一个守法的负责任的国际大家庭成员。中国政府之所以无法无天，是因为没有一个民主的政治制度来制约它。其实，任何国家的政府官员都有摆脱法律制度的制约、为自己牟取私利的可能。在国内事务中如此，在国际事务中也如此。问题是，如果有定期的民主选举，有自由的新闻监督，有不同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有一套对官对民一视同仁的健全的法律体系，即使那些官员想恣意妄为，也不得不对其法律和政治后果三思而后行。中国现行的政治法律制度离这样的标准相距甚远。
在未来的世界事务中，中国将成为一个负责任的成员还是成为一个有实力流氓，完全取决于未来的中国有一个什么样的政治法律制度。任何时候，只要蒋彦永大夫和大量像蒋大夫这样的正直的中国公民还在监禁之中，只要他们仍然为说出真情和表述自己的见解而面临牢狱之灾的威胁，中国就不可能是一个自觉的负责任的国际大家庭成员。只要这个制度不变，在国际社会中，中国不仅不会随着其实力的增长变成一个守法者，它反而会由于实力的增强而更加不守法。假如中国由于这个原因招致国际社会的谴责和制裁，中国人民不应该怨恨国际社会，而应该怨恨绑架他们、将他们带入困境的独裁和不守法的政府。
－－RF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