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先生晚年多次谈及“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责任问题。他反复说明，“九.一八事变”时，“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是我自已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
但日本广播协会的采访录认为：“关于不抵抗政策，张学良极力证明并非蒋介石的责任，考虑到他现在所处的立场，不得不如是说。”意指张学良身居台湾，不能不这样说。
其实不然，张学良从来都是好汉做事好汉当。一般来说，他不大会屈从于形势，言不由衷。特别是到了1990年，不仅蒋介石早已逝去，蒋经国亦已辞世，他已基本上获得自由。假如说，蒋氏父子，尤其是蒋介石在世时，他谈及历史问题还有所顾忌的话，这时他应是可以直言了。也正因如此，他才主动邀请华人历史学者唐德刚教授“为他的回忆录捉刀”。1991年张学良在纽约期间，他又主动要求与哥伦比亚大学年轻留学生座谈抗日战争历史，由此引发了哥大口述历史处与张学良合作，记录他口述历史的工作。
1991年5月28日，张学良在纽约曼哈顿中城贝公馆接受纽约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偕老报人李勇等八人访谈时，有人提问：“大陆拍摄的电影《西安事变》中说：蒋介石下手谕，命你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没有这道手谕呢？”张学良立即回答：“是我们东北军自已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籍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是我下的命令，与蒋介石无关。”
张学良不止一次谈及“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问题，都是这样说的。他不仅公开答记者问如是说，在私下对他信任的人也同样是这样讲的。有文章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曾给张学良十余件电报函件，令其不抵抗。张学良的部下王卓如、阎宝航建议他将这些电报妥为保存。后来张夫人于凤至将其保存在伦敦汇丰银行保险柜中。因为有这些函电，西安事变后，于凤至以此威胁，使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不敢加害张学良。但据为张学良所信任、替张氏记录口述历史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张之宇记载：“张氏曾自疚，告诉笔者：我是封疆大吏，中东路、九一八事件、对苏日关系，平时我有自主权，不能说有了事，推卸责任。外间传说我有蒋（介石）先生不抵抗手谕存在于凤至手中，是扯淡。于凤至不是那种人。”
著名华人历史学者唐德刚记载了张学良回答他询问“九.一八事变”不抵抗问题的一段谈话。张学良说：“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这样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他解释当时为什么下令不抵抗：因为过去对日本的挑衅，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当时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东北那么大的事情，我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没想到日本人敢那么样来（指用武力侵占整个东北）。我对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
炎黄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