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民族学院的退休教师和凤鸣就是夹边沟的幸存者之一。一九五七年，在《甘肃日报》工作的和凤鸣与丈夫王景超一起被打成右派，在夹边沟农场开始了一段苦难而恐怖的人生。不久，丈夫被折磨而死，和凤鸣本人则侥幸生存下来。四十多年之后，她终于拿起了笔，记载下那段不堪回首却又必须回首的地狱之旅。
在她的《经历》中，描述了六十年代初发生在夹边沟许许多多悲惨的死亡故事。难友刘学琨在十七岁就参加甘南农民起义，领导者是其四叔刘余生。在刘学琨被迁入安西十工农场之后，很快就饥饿而死。临终前，他托人给难友马英送去一本笔记本，首页写道：“马英同志，你如果能活着出去，请一定转告我的四叔刘余生、省委书记高键君，就说，我是被饿死的、冻死的、折磨死的，我是无罪的。”刘学琨死时年仅三十五岁。
傅作义弟弟报效祖国归来饿死夹边沟
傅作义的弟弟傅作恭也饿死在夹边沟。傅作恭兴致勃勃地从海外回来报效祖国，却被打成右派，押送到夹边沟。一九六零年三月，傅作恭再也无法支撑高强度的劳动了。同是难友的美学家高尔泰向管教干部赵来苟汇报说：“傅作恭是不是真的不行了，我看见他拉的是黑屎！”赵来苟说：“我拉的也是黑屎！谁让他当右派，他如果不当右派，就到北京住在他哥哥傅作义的公馆里，想吃什么吃什么，谁能管到他头上！傅作义与人民为敌，杀了不知多少人。傅作恭从国外回来，也不是好东西。”傅作恭挣扎着走了十几里路，告诉管教干部说：“我实在走不动了，在资本主义国家，有事还允许申辩嘛！”赵来苟听了大怒，骂道：“我看你就是资本主义！”他命令别的劳教分子用芨芨草拧成绳子在傅作恭的脖子上围成一圈，前面绑着半截绳子，后边也绑着半截绳子。傅作恭仍然背着草筏子，前边的人牵着绳子拽着他向前走。傅作恭走不动跪倒在地上，后边的人就往后一拉绳子，将他拉起来继续向前走。三天后，傅作恭再也站不起来了。当难友们把他拉到新添敦的时候，原兰州大学医学院教授、劳教份子刘逢举走过来看了看说：“已经死了两三个小时了。”
在饥荒的高潮期间，夹边沟满山遍野都是右派份子的尸体。难友张露玲带着三岁的小儿子小三去荒野捡柴禾。在一个大沙窝旁，母子俩捡着捡着，小三突然喊道：“妈妈，你看，那是什么？”她抬头望去，才发现那是一具被沙子半掩盖着的尸体，头脸都黑黑的，露出的一只手也是黑黑的。她回头向四周张望了一下，又发现六七具未埋好的尸体，暴尸荒野。随着父母到农场的右派份子的孩子，早早地就见到了死亡。
这些死者，大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人才。对于精神变态的独裁者毛泽东来说，折磨并消灭知识份子是他最快乐的事情。就在右派们在无数个“夹边沟”里悲惨死去的同时，毛泽东却在中南海里上演“不吃红烧肉”的“减肥秀”。在这个魔鬼的心目中，人的生命和尊严微不足道，他的子民仅仅是一个数字而已。
作恶多端草菅人命的管理人员
毛泽东固然是这场苦难的制造者，但如果没有大量忠实的凶手和走狗的话，他也无法实施庞大的虐级计划。夹边沟的管理者们在中共的权力体系中，这些农场的场长、队长、管理员，仅仅是金字塔底层的“芝麻官”，他们却掌握着无数右派份子的生死存亡。他们没有丝毫的“良知的弹性”，而是变本加厉地实施“上面”的命令，导致了死亡像瘟疫一样在“夹边沟”里蔓延。
《经历》中记载了在夹边沟农场新添敦站的诸多惨剧：一九五九年三月，站上组织大队人马劳动，早晨五点起床，站上用夹着谷糠的小米熬了稀米汤，供大家吃喝。因米汤太稀，有人想出一个办法：在地上挖个小坑，放上毛巾，把饭盆端来的稀米汤倒在毛巾上，汤里的水分渗走了，小米和谷糠流在毛巾上。这样就能得到少许小米，吃进肚里还能顶点用。这种做法很快被管教干部发现，一个正在这样充饥的右派份子郭斟玉被抓住，在他的短大衣里发现了一堆小米。管教干部当即将郭吊到一间房子的房梁上示众。六个小时之后，吊郭斟玉的绳子断了，郭斟玉人掉到了地上，头颅变成褐色，两个眼球被吊得突出，已气绝身亡。
另外有一位难友从地窖中偷了一个老南瓜、几个洋芋，被站上来的场长刘振宇发现。刘当即命令下边的管教干部脱去他的棉衣，只剩下身上的衬衣，用麻绳将其捆结实，扔进一所空房子。然后，刘扬长而去。第二天，站上的管教干部这才想起来。但是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在一夜之间已经将这位难友冻成了冰棍，哪里还能活过来？
有个原省检察院二十多岁的干部张雨沛，被打成右派之后也押到了夹边沟。他编了一段顺口溜说：“祁连山戴帽，劳教人员睡觉，苦难的日子何时了，问谁谁也不知道。”被人告密之后，由场方汇报到张掖地委。地区法院将张雨沛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予以逮捕，后于九月判处死刑，在新添敦就地枪决。和凤鸣叹息说：“这一‘杀一做百’的暴行，使每个难友胆战心惊，绝望到了极点，他们经受的真是人间地狱的苦难啊！”
这些案例还只是夹边沟的死亡和罪恶的冰山一角。像赵来苟、刘振宇等有名有姓、作恶多端的管教干部还有很多很多。他们是毛泽东政权的坚固基石，他们对毛泽东的指示深信不疑：阶级敌人都不是“人”，我们要将他们象蚂蚁一样消灭。所以，在赵、刘等人身上已毫无人类的基本的同情和悲悯之心可言。
毛泽东死后，邓小平开始了“改革开放”。但是，毛泽东的罪恶并没有得到彰显和清算，那些帮凶们也并没有受到惩罚。暴力依然是这个国家唯一的信仰。这些杀人不眨眼的凶手以及他们的接班人依然在掌握权力，毛泽东的阴影依然笼罩在中国的上地上。
毛成功地消灭人类的尊严感
毛泽东的“国家恐怖主义”为何能够畅通无阻地“落到实处”？让西方人迷惑不解的是，即便在数千万人饿死的时候，也罕有公开的反抗？我认为，首要的原因在于毛泽东建构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强大、最残暴的国家专政机器；其次则是因为毛泽东泯灭了中国人最后的尊严感和高贵感，将中国人降低到只知道“活着”的、植物般的、最低级的生存状态。毛泽东时代绝非北京御用文人们说的“激情燃烧的岁月”，而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人与人之间隔绝、敌视、仇恨、斗争的时代。
甚么样的暴政能够将“知书达理”的、“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知识阶层“改造”成抢着吃蛆虫的行尸走肉？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个暴君能够做到这一点。毛泽东却做到了。和凤鸣写到了这样一个细节：农场财务处的张振英从二站转悠回来，说：“二站的右派把指头粗的长蛆也抓来煮着吃，叫站上把煮蛆的茶缸子给没收了。这些右派咋真不讲卫生，吃死了咋办？”对此，作者评论说：“我的难友们如果不是饥饿难耐，谁会到麦地里抓绿蛆吃呢？……在目前如此险恶的生存环境里，想出吃这种虫子，实际上也是出于自
救的一种智慧，这种智慧却被粗暴地扼杀，连同茶缸也被没收。”
作者还讲述了省建工局出现了一件奇事：建工局被送到夹边沟农场劳教的右派份子共八人，六人死在农场，两人被“抢救”回来。五月间，一个被宣布“死亡”的人，却突然出现在办公楼里，吓得大家惊慌失措。原来，此人名叫曹德明，是建工局的技术员。在大饥荒的日子里，他昏死过去之后被难友拉出去埋葬。难友胡乱在他身上盖点土便回去了。他苏醒过来后，被一个放羊人救起，辗转回到兰州。那么，埋葬他的难友为什么发现他活着却没有将他救回呢？后来人们分析只有一个原因：当时农场规定：埋一个死人给两个馍，如果他把活人再拉回去，两个馍都不会给他。为了两个馍，他便把曹德明留在了荒野中自生自灭。
两个馍比一个人的生命更有价值，这就是毛泽东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伦理逻辑。我们很难谴责那个为了两个馍而对难友见死不救的搬运者，因为他本人也是个可怜的受害者。《圣经》告诉我们：有了爱，才有了文明、尊严和勇气以及一切高贵的品质。而作为撒旦的化身，毛泽东所致力的恰恰是消灭爱、尊严和文明。在夹边沟里，他成功地实现了这一罪恶的计划。
二OO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载自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