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吴向东之死，对徐珏女士来说是刻骨铭心的。她曾不止一次向我说起她儿子，说起当年她和她丈夫一起去寻找儿子下落时的情景。后来，也就是在１９９９年“六四”十周年的时候，我们这些“六四”受害者和受害亲属，向最高人民检察院递交了一份起诉状，控告李鹏在“六四”大屠杀中犯下的反人类罪行。为此，难友们纷纷提供了证言材料。在徐珏女士提供的证言中，她对儿子向东遇难前后的情况作了如下的陈述：
“６月３日晚，我和向东父亲等待儿子久不归家，来回于长安大街寻找，并在一家商店门口焦急等候。直到４日凌晨５点左右，仍未见儿子归来。我们夫妇俩决定骑自行车去天安门广场寻找。
“在行进路上，我们见一群凄凄惨惨的学生，有的受伤，有的抬着被坦克压扁的学生。我们心急如焚地只顾骑车向西单方向去，惨状更是触目惊心，长安街上到处血迹斑斑，路面被坦克碾压得印痕累累，长安街两侧商店的房墙上被子弹打得千疮百孔，玻璃窗上到处用鲜血写着‘打倒法西斯！’等斗大的字。再往新华门走，正遇上手无寸铁的北京市民与横跨在长安街的坦克、装甲车部队相抗衡的壮烈场面，市民高呼‘打倒法西斯！血债定要血来还！’
“太惨了！是谁挑起中华大地堂堂首都三十里长安街头的血流事件？我们拖着颤动的双腿绕道宣武门直奔前门，一路上房墙上子弹孔密集。到了前门，解放军早已把天安门围得水泄不通，路人告诉我们快到各个医院去找吧！广场早没学生了。
“此时已是４日中午，我们在回转的路上，见到早晨放在街上的军车现在正冒着熊熊大火。接着我们去了人民医院、儿童医院、阜外医院。每个医院门口都贴着死伤者名单，都是密密麻麻一片，大家都簇拥着寻找自己亲人的名字。我们翻了许久，未见儿子向东的名字，又进到医院内从无名尸体中一个个去辩认。可怜哪！都是一具具血肉摸糊、睁着大大眼睛的年青人，但仍未见到儿子。
“在众多市民的建议下，我们辗转来到复兴医院。这时已是下午５点多，我们见复兴医院的自行车棚外排着长长队伍的市民正在围观着死难遗体。我们看到了一份名单，排在第一个的就是‘吴向东’。我还以为是受伤的名单，询问旁人住在哪个病床？这时一个青年人跑过来说：‘这５０多个名单都是放在车棚里的死人。’我顿时头脑里一声‘轰’响，倒下不省人事了。
“等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医院一张长凳上，我是被外面一阵乱枪震撼窗玻璃的巨响惊醒的，后来知道这是戒严部队和市民抢夺死难者尸体的抗争战。我立即站起来，奔向我儿子的尸体，医生们扶着我，嘱咐我说：‘您看一眼就回家去，晚上解放军仍然会来抢尸体的，他们要来毁灭罪证！’当我向儿子尸体那边走去，见周围密集地摆着一具具惨不忍睹死难者遗体。我一见儿子的尸体，发疯地扑向他，大声喊着：‘向东！你醒醒，妈妈来看你了！’我要拥抱我屈死的儿子，我要亲吻我的儿子；他脸色苍白，双眼还睁着。但还没有等我扑倒在儿子身上，几个壮实的年轻大夫就把我架了起来。我嚎哭着，挣扎着要挣脱他们把我往外搀扶的双手。
“我看完儿子尸体从医院出来，来到大街上，众多市民都上前安慰我，有一个小伙子对我说：‘你儿子是好样的，我们都是你的儿子！血债定要血来还！’一辆出租车免费把我们送回了家。
“７日，在３０万戒严部队警戒着北京城的夜晚，在众多单位、朋友们的帮助下，我们冒着生命危险把向东遗体悄悄地送到东郊火化埸急速火化。当时在吉普车内，我看见我的儿子连血迹也未擦掉，在换衣服时，见到枪口是从左边锁骨之上脖子射进，从后边近脊椎处穿出，子弹进口为１－２厘米，射出口为２－３厘米，伤口四周被灼烧成一个圆洞。
“我的儿子就这样离开他的父母匆匆走了！……我儿子曾在５月的天安门广场写过一份遗书，遗书中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就是死了也在所不惜！……。’他以自己的生命实现了生前的诺言。
“九月底，我们在八宝山人民公墓买到一方墓地，入葬那天，他弟弟吴卫东骑着一辆黄色自行车，车后安放着胞兄‘吴向东’的骨灰盒，就算是‘灵车’。我身着白衣骑车紧跟卫东卫护着向东的‘灵车’。一路上，长安街两旁一队队头戴钢盔、手持冲锋枪的戒严部队士兵枪口对着大街，街上不时驰过全付武装、装有机枪的军车。我们是在这白色恐怖下安葬儿子的。”（以上均见徐珏的《证词》）
徐珏女士退休前是中国地质科学院的研究员。作为一位六十年代走出校门的知识女性，她与所有同代人一样，执着于自己的事业。在以后的岁月里，她跋山涉水，风餐露宿，长年奔忙于野外考察，为此几乎献出了自己全部的青春年华。因忙于工作，她无法用更多的时间来照顾她的儿子。现在儿子离她而去了，这使她常常陷入一种难以自拔的痛楚与歉疚。为了追回失去的一切，也为了弥补她作为一个母亲的爱，她以一种特有的方式来哀悼她死去的儿子。
“六四”屠城后，整个北京城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人们连上趟街都是提心吊胆的，因为北京街头的戒严部队还是十步一岗、五步一哨，虎视眈眈地监视着每个角落、每个行人的动静，如果稍有不慎，引起大兵们的疑心，说不定灾难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
但是，恰恰是在这样一种险恶的气氛下，人们也许会发现，有一位身穿白色衣裙的中年妇女，骑着一辆黑色自行车，来回于从东单到木樨地的长安大街。她就是吴向东的母亲徐珏。第一个七天，第二个七天，第三个七天……一连到第七个七天；在七七四十九天里，每过七天她都要这样骑着自行车来回在长安街上走一趟。她这是在做什么？岁数大一点的人一定知道，中国民间有一个习俗，家里死了人，逢“七”要为亡灵招魂。作为一个母亲，她想起了这个民间的习俗，这大概是她唯一能为儿子做的事情了。
一个人处于极度痛苦的境地，就会渴望某种精神寄托。在为儿子“招魂”的那些日子里，徐珏女士的自行车车篼里，总是放着一只小猫，这是她儿子生前喂养的。自从儿子离她而去后，她常常与这只猫作伴；猫也很有灵性，从不离开她一步。她曾对我说过，当时她无法排解对亡儿的思念，于是产生一个念头，要带着这只猫为她儿子招魂。她说，当她在长安街上来回骑行时，猫匍伏在车蔸里很安静；但只要一到木樨地桥头，这个小动物就躁动不安，且发出凄唳的叫声，非要跳出蔸外，在桥头的地上来回奔跑走动，象是要寻找什么。她告诉我，头“七”那几天，小猫不吃不喝，流着泪蹲在小主人的灵前，不愿离去。
在一个悖理、反常的社会里，常常是人妖颠倒、人兽易位的。那些杀戮者的人性被兽性所取代，而善良的普通民众常常连表达正常感情的权利都被剥夺了，人们往往把这种感情转移到小动物身上，从这些小动物身上去寻找本应属于人的那一份同情和怜悯。猫通人性，但一个失去了儿子的母亲，则把这只猫看作她死去的儿子的化身。
然而，徐珏女士的苦难并没有随着儿子的离去而到尽头。在儿子遇难的六年后，她的丈夫竟也离开了她。这正应了一句俗语：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从此，她就只剩下了一个远在异国他乡的小儿子。作为一个女性，她要承受的痛苦和艰辛是可以想见的；但她是一个勇于向命运挑战的强者，丈夫死后，她毅然挑起了丈夫撂下的担子，继续为生活而奔波着，为寻求正义而忙碌着。
每年的清明和“六四”，她依旧去墓地扫墓，依旧骑着她那辆自行车，但如今她面对的是两座坟墓，一座是她儿子的，一座是她丈夫的。而且，如今她只能独自一人往返于墓地了。
记得在９７年的６月３日，她来我家里看望我时对我说，明天是“六四”，她要给儿子和丈夫去扫墓。我问，有人陪你去吗？她说不需要。后来我知道，６月４日这一天，她一身黑色穿戴，独自去了墓地。她从自己的住所，经新街口、西四、西单，转复兴门外大街，一直西行至八宝山人民公墓。自行车的车兜里装着鲜花、祭品，两边车把上悬挂着两条白纸黑字的条幅，上联为“六月雪，六四英魂游长安”，下联为：“孤母泪，爱子洒血夫相随”。她一路缓缓骑车前行，前后左右警车、摩托“护卫”，在她与围观的民众之间筑起了一道隔离墙。她照样骑车前行，她已不再惧怕，因为对她来说，最宝贵的都已经失去了，还怕再失去什么呢！
多少年来，徐珏女士一面继续从事着她所热爱的地质事业，一面与难友们一起，继续为讨回公道、寻求正义而勇敢抗争。她经常接受海外媒体的采访，她要把自己及难友们所遭受的苦难昭告于天下，她要把受难母亲们的心声传达给世人。这些年来，一个坚韧不屈的“天安门母亲”群体之所以能在中国这块到处弥漫着恐怖与冷漠的土地上站立起来，是同群体中每一位母亲的勇于担当分不开的，而这中间就包含了徐珏女士的巨大付出。
（丁子霖执笔，２００４／２／２０）摘自《民主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