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拿出统计数字，自称为富豪的家伙，其实大多数都是些诈骗犯。这样做的目的，都是为了进一步诈骗、圈钱。因为在中国，真正的富豪，是绝不能露富的。否则各路党政诸侯，各级党政官员，各方骗子，都会猛扑上去，把他扯个粉碎，这就叫共产主义！仅仅税务机关从大到小的官员，就够他招呼的。因为中国的政务和司法，都是不规范的，都有大量漏洞，而又无理可讲，无公正可求。
所以从牟其中到刘晓庆到周正毅，最后都要身败名裂，负债累累，进入监狱完事。这个腐朽的政府和混乱不堪的制度，可以轻轻松松啃掉任何一群富豪，只要这些人胆敢冒富。
与权力官员结盟的富豪，也总会卷入官场倾轧，最后又总是作为牺牲品，也给弄进监狱。
真正的中国富豪，80％以上还是官员。官越大，权位越重，越有钱。所以中国真正的富豪榜，基本上还是在中共高干里面，按政治权力和政治地位排名的。
中国的政治改革始终很慢，实质性举措从来没有，但是各级党政官员贪污的办法，却改革的非常快。一般腐败大案判决书里的“巨额来源不明财产”，都是以红包送礼的形式，累积而成的。这可不是一般亲朋之间的红包，而是下属给上司的例行大红包，逢年过节，碰到检查，或随便找个理由，都要送的。
凡是不会送大红包的，除非你一分钱不贪，否则领导们就会盯住你，很快就会抓住你，搞掉你。
一般县级以上的掌权干部，现在根本用不着明显触犯法律，像过去那样办一件事收一笔贿赂，只要从从容容在家里，在办公室里，点点红包就行了。一年最少也能得到几百万元的红包，还不触犯任何“法律”。只有那些官场的“二传手”、小喽喽，才会按事要价、敲诈索贿。
级别越高，红包越重。而且只能不断增加，绝对不能减少。1995年，王怀忠当阜阳市长的时候，市委书记肖作新问他：“咱俩这次到省里开会，给省里领导们的每份红包，封多少钱为宜？”王怀忠回答：“我估计，现在的时价，至少得两万元。”
其实这是前一年的时价，肖作新拉帮结伙的能力差了一点，没有被传达到“最新政策”，对“与时俱进”的精神实质没有悟透，一下子就栽了。
结果，肖作新封的红包是两万，王怀忠封的红包却是五万；结果，领导们开会一讨论，很快就取得共识：肖作新小气、吃独食，集体主义观念不强，把他交给纪检调查，当作腐败分子抓起来！王怀忠出手阔绰、忠于领导、表现出色，迅速升任副省长！
中共官场，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直截了当！
别的都是假的，都是做表面文章，哄别人，哄老百姓的。只有红包，只有越来越大、越来越厚、越来越重的红包，才能真正表现出一个革命干部的革命本质、革命觉悟、革命水平和革命能力！
所以现在纪检办案，搞“共产主义”，越来越难办，不得不使用越来越残酷的手段。一般的“双规”也并不可怕，现在大部份贪官都知道，只要立刻交代一些没被上级发觉的赃款，送给办案人员私吞，办案人员再送给有关领导一部份，很快就会“查无实据，解放出来”，继续当官做老爷捞钱。
只要没有像陈希同、王怀忠那样，得罪了不能得罪的“中央首长”，拿出钱来就没事了。各级纪委的实际功能，主要还是实施政治打击，进行敲诈勒索。
中国主管财政的官员，始终对一个现象纳闷，就是这些年，人民银行发行了那么多大额钞票，为什么银行里见不着，也没有引发物价上涨？
其实很简单，这些新的百元大钞，全都被辗转送到贪官污吏手里。他们当然不敢存入银行，只能暗藏起来。这些钞票既没有流入生产领域，也没有进入流通领域，也就没有导致人民币贬值。
中共刺激经济、扩大内需、发行钞票的每一次结果都是，消费市场更萎缩，人民更贫困，购买力更低。这就雄辩地证明，官员们“与时俱进”的贪污速度，竟然超过了国家造币厂全力以赴印钞票的速度！竟然有效地遏制了通货膨胀！
所以2004年初，中共就敢往四大国有银行注入数千亿人民币，来维持这几个巨额亏空、早已烂透了的银行的生存，而根本不太担心通货膨胀。
狡兔三窟。王怀忠被搜出一千多万现金，我们可以估计，他家没被搜出的现金恐怕还有几千万。所以现在纪检办案，都是钻窟窿打洞到处找大笔现金，而且往往轻易地从地板下、墙缝里挖出几百万元、乃至几千万元“来源不明” 的现金。
除了高干富豪们以外，其余少量的富豪，也很少是从事正当工商业的。他们都是领导人的亲属或“挚交”，主要搞走私、制假、贩毒等暴利行业，他们当然也是极为隐蔽的一类。
如赖昌星就是许多党政要员的“挚交”，只是他在不知不觉中，太招摇了，没有满足来自四面八方的勒索，才身败名裂、仓皇出走的。
这类的红顶商人，必须永远都别露富。而是恰恰相反，年年月月哭穷，才能积聚财富，把财产偷偷转移到国外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