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丁子霖女士的《六四死难者寻访实录》（见《民主中国》2004年3月号、4月号），听蒋彦永大夫爲六四正名的呼喊，我再次被震撼，难以摆脱的羞耻感咬嗜着灵魂。
每年都坚持爲亡灵写点什么，与其说是展示自己的勇气，不如说是对亡灵的忏悔。每次坐在电脑前，坟墓的倾诉萦绕不去，耳边响起的是这样的警告：活人必须怀着足够的谦卑和敬畏，倾听来自坟墓的诉说，六四亡灵们才能教会幸存者什么是活着，什么是死去，什么是虽死犹生。
一 两个儿子和两位母亲
据我所知，在六四难属群体中，有两个死去儿子的家庭，曾经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名门。一个是人们比较熟悉的丁子霖女士的家庭，其叔父是中国最著名的地质学家、新文化运动主将之一丁文江；其子蒋捷连，中弹于北京市木樨地地铁站口附近，年仅17岁，正在人大附中读书，丁文江是蒋捷连的舅外公。
另一位死于六四屠杀的年轻人则比较陌生，他是周淑庄女士的儿子段昌隆，乃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著名军阀、北京临时政府执政段祺瑞的侄孙。段昌隆是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应届毕业生，6月4日□晨遇难于北京民族宫附近，年仅24岁。
据丁子霖女士的难属寻访录《被害者段昌隆和他的母亲》一文介绍：“昌隆不是被乱枪打死的，也不是官方所称的‘误伤’，而是被戒严部队故意杀害的。他就倒在开枪者的跟前。”被害经过是：“昌隆是6月4日□晨遇难的。他左侧心脏大动脉中弹，是由小口径手枪近距离射击致死的。据事后了解，那天晚上他出门去寻找他的妹妹和女友，当他推车至民族宫附近时，正遇上东进的戒严部队与民众形成对峙局面，群情激愤，情势紧张，一场杀戮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昌隆目睹这种局面，随即跑步前去劝解。他当时也许想，这样僵持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如果向双方说明道理可能会避免悲剧的发生。可是他没有想到，当他跑向戒严部队前排一位看来是指挥员的军官跟前时，一颗罪恶的子弹彻底粉碎了他的善良愿望。而这颗罪恶的子弹，就是从那个军官的手枪枪口射出的。”（见《民主中国》2004年4月号）
过于年轻的生命，消失于刽子手的屠戮，怎能不刺穿母亲的心！儿子昌隆遇难后，悲愤的母亲周淑庄变成了一位勇敢的母亲。她是最早敢于面对境外媒体说出屠杀真相的母亲之一，也是“天安门母亲”的骨干。她不倦地爲那些无辜死难者及其难属奔走呼号，从不向强权的恐怖威慑低头。早在1993年，周淑庄就与丁子霖一起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披露了儿子段昌隆的被害经过，谴责六四大屠杀。1995年8月，丁子霖和蒋培坤夫妇在江苏无锡遭到非法关押，周淑庄通过海外媒体挺身而出，谴责当局对丁子霖夫妇的诽谤和迫害，用雄辩的事实和充分的道义维护了难属群体的名誉。1998年，北京市安全局命令中国银行无锡分行冻结了一笔来自德国的“六四”人道捐款，周淑庄和难友们向当局发出了强烈抗议，并一起前往国安部进行交涉。在“六四”十年祭的1999年，108位难属向最高人民检察院递交了控告刽子手李鹏的起诉状。在这一法律维权行动中，周淑庄不顾体弱多病，多次接受海外媒体的采访，控诉刽子手的反人类罪行。不幸的是，她终因不堪重负而突发脑血栓，从此半身不遂，至今未愈。
两位名人之后都倒在共产党的枪口下，两位母亲共同站出来讨还公道。这，也许是历史的巧合，但在敌视民意的制度下，又是必然：大屠杀的发生是必然，它是独裁强权实施恐怖统治的极端化；正如当年的周作人，在目睹了近现代中国的各类政府的一系列杀戮之后，近乎绝望地写道：“我觉得中国人特别有一种杀乱党的嗜好，无论是满清的杀革党，洪宪的杀民党，现在的杀共党，不管是非曲直，总之都是杀得很起劲，…… 把杀人当做目的，……尽量地满足……残酷贪淫的本性。”（参见张菊香编：《周作人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6月出版，P170 ）只要独裁制度不灭亡，恐怖统治就不会消失，滥杀无辜的野蛮也不会根绝。
纵观中共的历史，其对内杀人并非始于“六四”，至少从肃AB团开始，中共就在制造大冤案，延安整风也制造了众多冤魂，掌权之后的阶级灭绝就更肆无忌惮，镇反、三五反、反右、大跃进、四清、文革，一路镇压过来，直到用全副武装的军队屠杀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与平民。因爲，暴力性的整肃和镇压是中共得以夺权、掌权、维权的秘诀之一。
与此同时，受难者讨还公正之路的漫长和艰辛也是必然，被□辱遭迫害的国人的自发抗争已经持续了数代人，还将继续下去，直到恐怖政治被终止和人权至上被确立。
二 两大惨案和两个政府
在众多六四死难者中，我之所以单独挑选段昌隆来爲文，绝非因爲他是名门之后，而是他的受难让我想起中国现代史上的另一著名惨案，并通过类似事件的历史对比来凸现当下中国的现实。
1926 年，也就是六四大屠杀的63年前，中国现代史上也发生过一次政府对学生的著名屠杀，史称“三。一八惨案”。死于六四屠杀的段昌隆，他的叔祖父段祺瑞执政的北洋政府，曾在官邸前镇压徒手请愿的学生，打死47人，伤200多人，死难者中有一名女学生叫刘和珍，因鲁迅的沈痛悼文而名垂青史。
一个必须对屠杀负有责任的政权及其执政者，该如何面对这罪恶，不仅检验着政权本身的善恶，也检验着执政者本身的爲政之德和人性之有无，更能突现出历史的进步与倒退。毫无疑问，两次屠杀皆是大罪恶，但两个时代的两个政府──军阀混战时代的北洋政府与和平建设时期的中共政权──对这罪恶的态度却迥然不同──今天的中共政权远不如当年北洋政府。
回到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尽管，当年的北洋政府是军阀政权，段其瑞本人也是著名军阀，其执政时期的独裁和乱相颇受病垢。然而，执政段祺瑞在知道政府卫队打死徒手请愿的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处罚了凶手，并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
中国知识份子和媒体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社会良知，用同仇敌忾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蒋梦麟、王世杰、闻一多、梁启超（刚刚动过手术、正在住院）、许士廉、高一涵、杨振声、□叔华等著名知识份子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哀歌唱遍京城；鲁迅先生更是激愤不已，爲此而终止正常创作，就此惨案连续写了七篇檄文，名垂青史的悼文《纪念刘和珍君》便是其中之一。
当时，诸多媒体加入谴责屠杀暴行的行列，如《语丝》、《国民新报》、《世界日报》、《清华周刊》、《晨报》、《现代评论》等，特别是邵飘萍主持的《京报》，大篇幅地连续地发表消息和评论，广泛而深入地报导“三。一八惨案”真相，在惨案发生后的12天内，就连续发表了113篇有关“三。一八惨案”的消息、评论、通电，《京报。副刊》也发表了有关文章103篇。
惨案发生后，北京各高校和大学校长、教授也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的。时任北大校长的傅斯年在昆明见到对惨案负有直接责任的关麟征，傅斯年第一句话就是：“从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沈默吗？”1926年3月23 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会团体、各学校齐聚北京大学大操场，爲亡灵们举行万人公祭大会。北大代校长的蒋梦麟在会上沈痛地说：“我任校长，使人家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材，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他说到这里竟潸然涕下，引得“全场学生相向而泣，门外皆闻哭声”。
强大的民意压力也启动了半死的国会和司法，曾被讥爲“花瓶”的国会也破天荒地召集非常会议，通过了屠杀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京师地方检察厅对惨案进行了调查取证并发表正式档认定：“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侵害之行爲，而卫队官兵遽行枪毙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三百十一条之重大嫌疑。”由此可见，当时中国，还多少有些议会政治和司法独立。最后，执政府的国务院总辞职，执政段祺瑞颁布“抚恤令”。
尽管如此，也没有最终保住民心尽失的军阀政权。因爲，对于一个政府来说，一旦向徒手的青年学生与平民百姓开了枪，不仅践踏了爲政之德的最低底线，也越过了维护社会秩序的法治界限。正如周作人在《爲三月十八日国务院残杀事件忠告国民军书》中所言：屠杀学生和平民的政府，“同情、信用与期望之损失是无可估量，也无法挽救的”。所以，在屠杀发生后不到一个月，段祺瑞政府就在遍布全国上下的抗议声中于1926年4月倒台。而国民党北伐之所以迅速成功，除了军事上获得苏联的大量支援之外，国民党相对于军阀政权在政治道义的优势，也是其取胜的重要原因之一。可以说，段祺瑞军阀政权的合法性资源，已经因“三。一八惨案”而丧失殆尽。
总之，在发生“三。一八惨案”的1926年，中国虽然因军阀混战而乱相丛生，但那毕竟还是个有些许言论自由、议会政治和司法独立的时代，政府合法性的来源多少还有主权在民的影子，所以，践踏了最低的爲政底线的政府暴行不可能畅通无阻，杀人者也不可能仍然大权在握且满世界招摇，并用“稳定”之类的理由来炫耀脸上的血污。
（以上史料，请参见：付国涌《三。一八枪响之后》，摘自“文化先锋网www.whxf.net；吴言《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三一八"惨案七十三周年祭》，载于《二十一世纪》1999年6月号；《”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江长仁编，北京出版社1985年出版）。
无论在当时还是在掌权之后，中共爲了自我美化，也常拿“三。一八惨案”大做文章。毛泽东在把鲁迅塑造成革命文化的“偶像”的同时，鲁迅的名文《纪念刘和珍君》也被编进了中学课本。正因爲鲁迅爲“三。一八惨案”写就了这篇著名祷文，“民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才变成民族记忆的一部分。
然而，丁子霖女士等人收集到的证词和难属群体长达十五年的抗争，蒋彦永大夫前不久给中共高层的公开信（截至3月19日，已经有上百篇赞扬蒋大夫的文章、近五千多个支援蒋大夫的签名），多份在互联网上流传的当年亲历者的回忆……已经见证：在六四惨案中，中共杀人更多、手段更残忍，不仅有够鞯锻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