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抓以前，跟维吾尔人谈话总能听到“人权”一词，那时我是在抽象的意义上理解，也认为他们是在抽象的意义上使用。政治上表达不同意见，人权是个通用词汇，如此而已。直到自己尝受到被剥夺人权的滋味，才切身体会到人权的真实意义，以及它对人有多么重要。
今天中国的缺乏人权和毛泽东时代有所不同，那时政权以阶级斗争为武器，强行进入全部国民的个人的生活，剥夺所有的私人空间。今天阶级斗争已经难以为继，政权失去了同时进入每一个私人空间的能力，所以那些“安分守己”的公民（尤其是社会上层人），平时可以不太感受人权方面受到威胁。然而今天的政权仍然保留着与毛泽东时代完全相同的一点－－只要它愿意，随时有能力侵犯任何个人，个人则没有任何能力在它面前保护自己，只是一粒任凭碾压的草芥。
对我而言，一旦被抓，立刻就如掉进一个黑箱，被切断与外界的所有联系，得不到任何信息，也得不到任何援助，只能听凭摆布。而对方是一个庞大机构，人员众多，资源无限，信息畅通，你如何有能力和它抗争呢？
进了看守所，同牢房犯人偷偷摸摸拿出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照着法律条文帮我分析可能受什么指控，判多重的刑。那本刑法是我在里面唯一的法律知识来源，也是判断自己未来命运的唯一依据。然而只要外面一有响动，同牢犯人条件反射式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把刑法赶快藏起。他解释说让“管教”看见就会被没收。我奇怪监狱难道不是最该让人读法律的地方吗？他嘲笑我的文人气。犯人如果明白了法律，就会给办案增加麻烦，犯人什么法都不懂才容易摆布。刚入狱的时候，他也曾要家里送法律书，结果都被看守所截下。这本刑法是以前的犯人传下的，怎么拿进牢房的已不可考，平时总是被藏在隐秘地方。我听罢不禁笑了起来，我是因窃密而犯法的，关到牢里却仍然在窃密，所窃的秘密就是中国的法律－－这是多么黑色的幽默。
虽然有那本宝贵的刑法，却帮不了我太大忙。从那些条文中，我可以确定自己罪名是“危害国家安全罪”。据说中国刑法去掉了“反革命罪”是一大进步，但是“危害国家安全罪”看上去却更加宽泛，比“反革命罪”所能包括的内容还多。它的条文模糊，难以界定。在相关的十二条条款里，可以被安在我身上的看上去有好几条。那种语焉不详的词句－－如“与境外机构、组织、个人相勾结”、“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煽动分裂国家”、“以造谣、诽谤或其他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境内外机构、组织或者个人资助境内组织或者个人……”、“为境内外的机构、组织人员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或者情报”－－解释的灵活性几乎可以随意扩展。怎么掌握那种灵活性是由当局说了算，想重可以重到判死刑，想轻也可以轻到无罪释放。其间属于“合法”范围的权力究竟有多大，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那时已经做好了被判刑的准备，不知道的只是被判多少年。关于我请不请律师的问题，同牢犯人的意见不一样。赞同的意见是，虽然律师不会改变大的结果，但是有可能争取到少判一两年。为了一两年的自由，请律师就值得。按照他们的经验，钱是少花不了的。因为新疆本地没有敢接政治案件的律师，只有从北京请。每次来回飞机，住旅馆，打车，再加上各方面的打点应酬，还得找熟悉新疆情况的助手，不考虑律师酬金，光是开销至少也得十万八万。不赞同的意见说，对一般的刑事案件律师可能有用，但是政治案件不是按照公检法的一般程序就能判的，肯定事先通过政法委（政法委是共产党内的一个机构，中国的各级公检法归同级政法委统一领导，所以公检法独立办案是徒有虚名），政法委定下来判你几年，法院绝对不会判成另外结果，所以请律师没有用，钱肯定是白花。
维族犯人一般都不请律师，除了知道律师起不了多少作用，也是因为没有钱。这将是中国通往现代化之路的另一种障碍，法治难以实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多数人请不起律师。大量地颁布法律不等于就是法治，所谓“国家越糟法网越密”。法律大量地脱离现实，与社会脱节，不为人知，难为人用，结果是人人都可能触犯法律。一方面在法不责众的情况下法律失去权威，从而进一步不被执行，另一方面人人犯法等于赋予了权势者新的迫害武器和寻租工具。如果人人都可以被法律惩治，那么惩治谁不惩治谁就成为最大的权力，法治也就成为新的专制。
我决定不请律师，除了相信律师不会对我的案件起作用，我还有一个打算－－要把法庭当作讲台。法庭受审是唯一能让我对外讲话的机会，我必须要利用。而且那些话只有我自己讲，任何律师都不可能替代。
后来出狱时，我看到海外舆论把我的罪名说成了“泄密”，并且为我进行辩护，说我一直在体制之外，不可能掌握秘密，因此不可能有什么“泄密”。我当然感谢海外舆论对我的声援，但我认为我到底有没有犯法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按照现行的法律，可以把我定为犯法，因为我复印的材料上的确印有“秘密”二字。然而问题是谁给了他们这样的权力，可以任意把公共信息以“秘密”二字进行封锁和垄断？共产党总是宣称国家属于人民，如果真是那样，了解共产党如何治理国家就应该是人民最基本的权力，治理国家的信息就应该是最开放的信息。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谁去了解一点这样的信息就会被判为“窃密”，谁说出一点这样的信息就会被判为“泄密”。人民的知晓权被彻底剥夺，这是什么法律？是出自专制权力的恶法！对于犯这种法，我既无愧疚也不后悔。既然我选择了写作为业，我职业的功能就是要让人民知晓。对我来说，人民的权利是最高法律。这最高法律有权蔑视一切恶法！我“窃密”也好，“泄密”也好，都是恶法之下的罪名，也都是恶法所逼，因此只要是恶法不变，我过去这样做，将来还会要这样做！
当我在笼子一样的小院踱步默想法庭上的自辩时，经常会感到热血沸腾，甚至盼望立刻走上法庭。我向同牢犯人仔细了解新疆服刑的情况，如何下煤矿，如何烧砖窑，受苦的程度，生存的艰难，虽然对那种前景不寒而栗，但是在心里，我已经把自己未来的相当一段生命定位于新疆的苦役。那时我完全没有想到结果会是另外一种。
(26)：被“发展”
春节后审讯重新开始，我发现了一个没有想到的变化－－审讯突然变得简单起来，不像刚被捕时那样步步紧逼和布满陷阱。我当初回避回答的问题现在不再继续追问，或者即使问也在表面，似乎只是走个形式。审讯者们好像因为春节喝了太多的酒而变得智力迟钝，失去了开始时那种精明、洞悉和令人畏惧的手段。我觉得多日绞尽脑汁做好的准备变成多余，甚至有点为失去较量的机会而遗憾。这种变化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他们从来就这水平，只不过是我的恐惧把他们的能力放大了？还是因为我的自杀使他们担心，不敢施加太大的压力？想来想去，大概不会那么简单。还有两种可能，一是他们已经搜查了我的住处，正在对成果进行整理，准备更集中的火力对我进行突破，现在不过是“战前的宁静”；另一种可能就是他们对我的案子在整体上如何处理变了打算。
对后两种可能的猜测又开始把我搞乱。前一种可能是让我已稍有平息的恐惧再次泛起，因为我思考出的不过是一些针对人和事的说法，只要那些说法能自圆其说，并且不可对证和不可追问，就可以过关。然而他们从我住处得到的是白纸黑字和电脑文件，就会使自圆其说的难度增加很多。我如何能用头脑再现那容量高达几个G的电脑硬盘，把上面成百上千的文件、邮件及其时间、地点、人物等因素，全搞成无懈可击的自圆其说呢？就是让电脑来做也是一个大工程啊！但是想到后一种可能，不禁又让我萌生希望，会不会是他们终于认识到抓我是搞错了，已经不再准备给我定罪判刑，目前的继续审讯只是走个过场，结果将会是我被安然释放呢？摇摆在对这两种可能的想象中，如同在交替地进行冷热水浴。
不过我还是强迫自己放弃幻想，把头脑集中到再现家里的电脑硬盘和成堆的文件上，虽然那是个令人近于绝望的工作，毕竟耽溺于空洞的希望毫无意义，把时间精力放在实际一点的事上，即使不能全部做到，也是做一点算一点，比不做强。一天晚上，又一次被提审。我以为跟以往的审讯一样，进了审讯室却发现那场面有点怪。除了专办我案子的几个人，K处长也在，坐在中间。最奇怪的是连祁师傅也坐在一旁，平时他从不在审讯场合出现。这次K处长给我介绍，祁师傅并不是个只管开车的司机，而是一位科级侦察员。今天祁师傅到场，是因为平时祁师傅对你不错。为了你更好，我们今天要给你一条出路。K处长把他的话加了不少修饰，我听了好一会才全部明白。所谓出路，其实就是要我答应将来为安全部门工作。没错，我表示过在国家安全方面可以和他们合作，但那只限于研究，我一直做的就是这方面的研究。我不爱党但是爱国，我会对祖国和人民负责。
然而显然他要我做的不是研究，具体做什么，他没有说，而且表示不重要，他要的只是我的一个承诺－－同意和他们合作。“也许很久都没事，甚至不会跟你联系，只是偶然有需要，才会请你帮一点忙。”K处长轻描淡写。我一时没有说话。当我在医院急救的时候，我曾对K处长说了当年容国团自杀前说的那句话－－“我爱荣誉，胜过生命”。他是对人能够有这样的心态全然不相信呢？还是因为习惯了权力可以控制一切，因此相信只要权力在手，就可以任意改变人心呢？K处长看我沉默，把选择摆到我面前－－现在我还没有被正式逮捕，但拘留期马上要过，是否进行逮捕也马上要定。
如果我同意他所说的，他们可以不把案子交给检察院，也就是不进入法律程序，自行了结。如果我不同意合作，他们就将按程序上报检察院批准逮捕。我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齐全，检察院肯定批准（检察院从来不会不批安全机关申请的逮捕）。那样就进入法律程序，也就不再是安全部门一家的案子，最终就一定要搞出个法律结果。在法院进行判决之前，他们还有两到三个月的时间对我继续侦查，那时他们会好好研究我的电脑和文件，其中所有问题都要搞清楚。如果发现了碌奈シ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