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即中国大陆的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已经越来越成为国际国内学界极为关注的热点。海内外一些满腔热血的学者们常在一起认真地探讨着一系列与“三农问题”有关的重大课题，这些问题，构成了最近这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中心议题。会议的主办单位是美国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协办单位有纽约市立大学斯泰登岛学院和纽约皇后区图书馆国际研究中心。参加会议的有来自中国大陆、香港、澳门、日本和美国等地的二十多位学者。会议的组织者是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的学术部主任陈奎德博士和斯泰登岛学院政治系的夏明教授。
汉学家林培瑞致开幕词
会议共进行了两天：二○○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和十三日。纽约市立大学校长斯普林格教授和斯泰登岛学院院长理查德．特鲁特教授先后在开幕式上致欢迎词。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的新任理事长、普林斯顿大学的著名汉学家林培瑞教授致了开幕词。他指出：西方对当代中国的研究，长期以来只重视知识份子等问题忽视了农民问题，而农民才是自文革以来中国政治最大受害者。十三日会议在纽约皇后区图书馆的演讲厅，由六名中国学者向当地听众（主要是华人）举行公开学术演讲。他们是金雁教授、程铁军教授、任不寐先生、何清涟女士、谢泳先生和秦晖教授。美国《当代中国研究》杂志主编、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程晓农回顾了中共五十年以来从未解决的“三农问题”：五十年代初的土改斗争扩大化；五五年到五六年的强制性的农业集体化和农业全面减产；五八至六○年的“大跃进”造成全国性严重饥荒，饿死三千万人以上；六一年到七八年，人民公社制度造成农民“农奴化”和贫困化；八五年到九一年的抑制农产品市场的形成；九二年到九六年，全国性房地产投机热中，农村发展开始受阻；九七年到现在，农业凋零，乡企业大批破产关闭，乡镇政府摊派日益严重，农民生活水平下降。程晓农指出：中国的“三农”问题之所以久议难解，一个根本原因是当局并不真想解决它。所以，“三农”问题在中国就变成了一个说一说、议一议的空谈话题。
中共农村政策不及阎锡山村政建设
美国耶鲁大学资深讲师康正果以“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致命偏离：从国共农村路线分歧谈起”为题，追踪了“三农问题”的历史脉络。他指出：生产力的落后既不该简单地归咎于地主的剥削，穷人的脱贫更不应该靠破坏生产的打劫富人，按照孙中山构想，耕者有其田的目标乃是在大局稳定后，与振兴资本等国计民生整体上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和平实现的。他明确反对“夺富人之田为己有”的强暴方式，谢泳以他最近发现的民国十一年五月。美国麻省农科大学校长白德斐博士来华考察后写的一个政府文件《改进中国农业与农业教育意见书》指出：许多当年美国专家提出的中国农业的问题和建议，例如“强调中国农民与中国政治生活的关系”“乡村教育”“发展农民组织”“统一田赋”等等今天看来仍然新鲜和实用。谢泳介绍了一九一七年玉一九二七年至阎锡山搞的“山西村政建设”，无论制度设计还是操作实践，都远在中共山西村政建设的成绩之上。
这次研讨会的规模并不大，但是它提供的视角却多维而宏阔。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秘书长，中央编译局的金雁教授的讲演“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中国与苏俄之比较”就是富有启迪的别开生面之作。金雁指出：俄国大农庄目前已经显示出它的新的活力，使俄国的粮食问题在近年来得到了基本的解决，而中国的“三农问题”却日趋严重。
来自澳门大学的程铁军教授长期以来研究中国户口问题，他在会上以一个非常独特的角度──户口，作了“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户口系统”的报告。程教授指出：中国城镇户口制度在九十年代以来的经济改革中有了不小的松动。某些省市近年来颁布了不少较为宽松的户口条例。它们至少在事实上承认了移民并帮助了长期分居家庭的团聚。中国一方面完全依赖于农村劳力，没有他们，就不可能有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另一方面，城市又拒绝给广大农民在工作机会、社会保险、教育和家庭问题等等方面的平等的公民权。鉴于现在中国从农村流入城市的劳力已经接近一亿，这一问题的无法妥善解决简直有爆发另一场“文革”的危险。
大陆作家任不寐先生大概是出席研讨会的学者中最为年轻的一个。他最近在北美出版的《灾变论》一书颇受好评。他认为中国社会是灾民社会，中国农业思想历来具有灾民特征。当代中国社会主义运动、中共和农民的关系，都不是突发性事件。对解决三农问题，任的基本观点是，“农民问题的理论出路在相互相连的两个方面，即实现完全的私有化田制，同时取消农民身份制，给农民自由，包括迁徙自由、从业自由、贸易自由及谈判权、组织中介结构（市场中介组织和政治压力集团）的权利。”
三无农民将成中国大地震源
与会的学者没有只是停留在对政治制度的批判上，相反，提出了很多切实可行的方案方法。经济学家何清涟女士以“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的再组织过程分析”为题，用大量的数据说明了自八十年代改革以来中国农村社会的再组织的失败，从几个方面提出了根本变革的设想。她指出：改革以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成功的，但这种成功只延续了十年多一点，问题在于没有改变土地的占有关系。
在政府用乡村两级组织取代了人民公社生产大队之后，“乡干部都成了吃财政饭的官。而导致农民负担过重的根本原因，就是乡镇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和对农民乱收费。全国有近三千个县，五万个乡。县乡部门达七十万个，吃财政饭的人员有三千万人，还有近三千万村组干部。这么多人全靠九亿农民供养。县乡一级政治势力形成了一些盘根错节的乡土利益集团，导致九十年代在中国开始试验的乡村选举困难重重。如果中国政府不从制度、文化、教育等方面切实地解决“三农问题”，中国农民将成为彻底的无产者：无地可种，无业可就，无处可去。一旦城市管制放松，城市贫民窟化现象将成为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状态。几亿失去土地的“三无”农民，将成为中国大地震源，这种来自地底的吼声已经越来越清晰可闻。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秦晖是在国内长期研究“三农问题”的专家。他提出：当前中国农村的土地问题状况是“一方面土地抛荒，农民厌耕，另一方面是农民的土地权利往往受侵犯，‘圈地运动’屡禁不止”，必须保障农民的地权这一基本的公民权。以开明的态度鼓励乡村社会各种民间组织的发展，以民间组织的合作、互助保障弥补政府保障之不足。
这次的研讨会只进行了两天：但它却是短小精悍，深入而浅出。既抓住了问题本质与根源，又讨论了一些派生性的具体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