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部门有伪装成不同面目的据点。我被捕的第一晚是在哈密一处不起眼的建筑。整座楼似乎没有别人，我被关在二楼一间类似招待所标准间的房子进行审问。开始我并没觉得事情有多严重。虽然我复印的文件名义属于秘密，但实际上在许多机关谁都能看。何况我又不是为出卖情报，而是研究如何解决新疆问题。不过我在开始没说复印文件的目的是为研究，也没有扯出Q的课题组。我想尽量自己承担，少别牵扯别人。虽然Q有言在先遇到情况时我可以说课题组，但我打著作协会员的身份，拿著作协介绍信，扯出个课题组反而容易使事情复杂化。于是我只说是为写书来收集材料。
关于复印件的原文，我知道不可能把J瞒下来，就告诉审问者我先是持作协介绍信去兵团宣传部联系，由兵团宣传部介绍给J，因此J借给我那本文件汇编不应该有责任。如果有什么问题，完全在我。
后来我发现写书的说法和承揽复印文件的责任都是他们需要的。对违法行为“供认不讳”，就可以被扣上确定无疑的罪名，有了拘押和审判的法律根据（这是一种进步，至少不像毛泽东时代那样无所顾忌）。而复印文件的目的是写书，那就有了盗窃情报换取金钱（通过写书）的逻辑关系。不过这种逻辑不是一就子清清楚楚端到我面前的。他们的审讯手法除了在开始急于确立罪名，以使拘留和审讯有法律依据外，进一步的审问都是以迂回方式进行，不会让人一下就看清其中的逻辑与目标，因为那样就可能让人知道如何躲避陷阱。他们花了那么大力气，不应该仅是为了办一个复印文件案，而是要抓大鱼，最好不是一条，是一群。
我是在第二天让我在拘传文件上签字时开始意识到事情严重程度的。拘传文件的发出单位一栏写的是“哈密地区国安处反间谍支队”。这使我陷入深思。我当然不是间谍，然而事实到底是什么并不重要。共产党制造过无数冤案，从来不看事实，而是需要。1999年被当局视为“大事之年”，接踵而来的有“六四”十周年、“五四”八十周年、西藏事件四十周年、千禧年等一系列关口，当局对这一年会不会出事心怀紧张，层层布置严加防范。除了重判民主党骨干，还有施滨海、方觉被捕，彭明“中发联”被禁等，都是措施。
被抓以前，我没有把这些事串起来看，一旦自己身临其境才开始猜想，我会不会也是当局为安渡“大事之年”棋盘上的一颗子呢？抓我可以警告知识界与我类似的人不要乱说乱动？判我入狱不仅是对“现行”活动的警告，还可以传达秋后算帐的威胁－－就算《黄祸》已过多年，仍然逃不了应有的惩罚！
第二天，我被路上跟踪我的那辆日本越野车押回乌鲁木齐，关进新疆安全厅的一个秘密据点。那是外表看上去类似居民楼一样的建筑，但是铁门紧闭，进出复杂。我被带进其中一个单元，杨科长煞有介事地端起一张纸向我朗读，宣布对我实施“监视居住”。我的“居住地”是那单元房内的一小间，铁栏封窗。
(12)：审讯
接连几天的审讯都是在关我的那间小屋里进行。一天审数次。每次都由墙角一台摄像机录下全过程。开始的审讯者是一位从哈密跟过来的警官，完全是用对待“阶级敌人”的方式，因此我和他的对抗逐步升级。随后他消失了，再未出现。换上了杨科长登场。杨对我解释因为那警官态度不好被换掉。但我后来明白态度不好也许就是为了演白脸，因为我发现他们总是既有演红脸的，也有演白脸的，那似乎是规范化的工作程序。
不过初始我还不懂这种手法，换上温文有礼的杨科长，让我感觉像是遇到了一个知心朋友－－这就是设置白脸的作用。杨科长不是一本正经地坐在桌后审讯，而是跟我面对面地促膝聊天（虽然我们的膝离得挺远，但却给我那感觉）；负责记录的任警官面目慈祥，笑容可掬；还有开车的祁师傅对我问寒问暖，关照我的生活；女警官小李还动辄叫我一声“王老师”。可是没有多久，我就意识到这种方式比哈密那位警官的简单粗暴更难对付。对白脸你可以干脆不理他，你能被激发出那种斗志。可现在人家笑盈盈的围着你聊天，说的是为了你早一点自由，把问题了解清楚，你总不能不理吧。而只要你开口说话，他们就会引导你不断往下说。比如你接触过甲，他们会问和甲是怎么认识的？如果是通过乙，就会问乙是什么样的人，人在哪里，做什么工作，然后又会接着问和乙是怎么认识的？通过丙，又开始问丙……这样的“谈话”很快就对我形成极大的压力。虽然我不说对别人不利的话，但即使只说出别人名字也会让我产生出卖的感觉。
除非什么话都不说，就像张春桥对付审讯那样。然而张春桥有那种意志，是因为知道无论怎样都不可能改变他的下场。我可不是，我是千方百计想把自己解释清楚。我推翻了原来说的为写书收集资料，告诉他们我是来做关于新疆问题的课题，复印文件只是为了课题，不是要危害国家安全，恰恰相反，目的是要维护国家安全。然而对方一句话就能让我哑口无言：法律不考虑动机，一个好人杀了坏人照样是犯法。不管你的动机是什么，你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刑法，按照法律规定已经可以判刑。但你若是好好配合，我们也可以帮助你解脱－－结果怎么样，完全取决于你的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旦你产生了对方能够帮助你解脱的期望，就不可能有勇气对审讯不回答，顶多是不做对他人不利的回答。
如果把审讯视为一场斗智斗勇，被审的人是处于绝对劣势的。审讯者是一个庞大的组织体系，有专业知识，有分工合作，掌控着一切信息和资源。而被审的人一切渠道都被封锁，孤独无助，任人宰割。对我来讲，压力最大的时候不是审讯过程中，虽然那时脑筋转动激烈，事后会感到筋疲力尽。但比起审讯之间的间歇，至少不那么紧张。那时除了看守者，其他人全到另外的房间（那房间里究竟有多少人我一直没搞清，只是听出人来人往）。那时清楚地知道一群专业屠夫就离我咫尺的地方，在那里合伙算计着如何对我宰割，他们分析前面的审讯情况，寻找其中的破绽，商量对付的策略，拟定下一轮审讯内容，而我却无法知道他们到底要怎么做，要达到什么目的。那时会拼命地猜测，却是绞尽脑汁也没有可凭借的信息。那种大脑陷入盲目空转的滋味非常难受，就像被蒙着眼睛等待不知何时将从何处下手的刀割一样。我逐渐开始产生顶不住的感觉，我怎么能对付得了他们？！他们的职业就是整人，而且他们是一个机关！机关－－那是何等形象和准确的一个词！
我逐渐发现，他们的审讯手法很有讲究，绝不是把所有想知道的问题一下统统摆出，而是分出步骤与层次，有时还会故意制造一些迷惑，让你搞不清他们的最终目的在哪。你觉得每次问的是些小问题，回答起来不会对自己和别人有伤害。但是分开看无足轻重的小问题，合起来可能就会成为一个圈套，让你不知不觉就已经钻进套中。而当你最终明白的时候，已经无法解脱，因为你已经在每份审讯记录上签下了“属实”的字样，在每一页按下了手印，不可更改。等到他们最后把不同的审问记录组装在一起，你才会大吃一惊地发现，你承认的东西已经可以解释成为罪行。
尽管我已经告诉了他们我来新疆的目的是做研究，但能够感觉他们并不相信或是不想相信。按照他们的思路，我应该是多年一直在盗窃国家秘密，炮制著作，再换取金钱。我这回来新疆也是做同样的事。甚至进一步，何必非得通过写书把秘密转化成金钱，直接窃取秘密进行出售岂不更简单？明镜出版社一直是他们眼中的重点，在他们眼中是敌对势力与异议分子的阵地。既然明镜出版社是从出版《黄祸》起家，我和明镜的关系又是那样密切，那么明镜出版的大量涉及党政军内幕的出版物中有我提供的情报，在审讯者看来就是再合理不过的逻辑，甚至我就是为他们在国内刺探秘密代理人和传递情报的枢纽？
审讯一度集中在我与明镜的财务关系，明显地是想从中发现我靠“出卖情报”得到的收入。这使我想到会陷入一个卡夫卡式的城堡，越来越说不清。我有一个账号，由朋友与我共同署名并帮我管理。我倒没有多少钱，但按规矩银行每月都寄一份帐单。可是在来新疆前两个月，属于朋友的一笔数额不小的钱被错打进我的账号，随后马上又被调走。那以后，银行不再把每月帐单给我而是给朋友，因此从我堆在抽屉里的帐单上，能看到一笔钱在我来新疆前打进，却看不到那钱又被原封不动地调走。安全机构对此能有什么解释呢？那只能是出卖情报的收入，或是给我来新疆刺探情报的经费。而要我辨白，却成了糊涂帐。我说真实情况，会被认为是小儿科水平的编造，能为我作证的因素都在境外，既难以得到，他们也不会相信。
除了我的收入，他们对我的花销也感兴趣，而我一被问起这方面的内容，更是乱七八糟，因为我从不理财，这方面的记忆力出奇地差，说起来前后矛盾，漏洞百出，看上去就特别像是有鬼。在他们看，得需要很大花费才能支持我的生活方式。譬如经常去难到达的地方旅行，自己开车去西藏等。包括这次来新疆，竟然买了一辆新车（好在这一点容易查清）。如果对此解释不清，至少有“财产来源不明”之嫌，那本身已经是罪名，何况对我，意义远不在经济，而是可以由此证明我是通过出卖情报换取高额收入的间谍！
他们真会相信我是间谍吗？我觉得不应该。我哪有一点间谍的模样呢？就从我毫无防范地让他们监视，从未采取过任何“反侦查”手段，就应该能说明我不是搞“秘密活动”的材料了。世上有这样的间谍吗？我力图打动他们，别往那种将会置我于死地的方向引导案情。我努力和他们沟通，希望能够打消他们这种怀疑。
我逐渐发现，问题其实不在于他们个人认为我是什么，而在于他们的部门（或上司）需要我是什么。中国年轻一代的情治人员基本已没有意识形态色彩，对社会的看法和普通百姓差不太多，甚至听你谈论民主也会点头附和。但你如果认为因此他们就会放你一马，那就大错特错了。相比之下，他们这一点可能还不如上一辈。老辈情治人员有意识形态，面对“阶级敌人”仇恨满腔，可一旦真了解到对方是好人，有时还真可能提供一些帮助。年轻一代则完全是技术化的，原则不再是意识形态，是个人利益，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在于是非对错，而在于能否完成任务、立功受奖。表面接触，他们会比老一代温和得多，容易沟通，总是把自己摆在“吃这碗饭”的位置，说些有人情味的话，告诉你不是他愿意这样做，是职业所迫的不得已，因此希望你能够“配合”他完成工作，别砸他的饭碗。然而你一旦被这种话打动，去“配合”他们的“饭碗”，结果就一定遭殃。因为他们的“饭碗”是没有底的，怎么装都不会满。那些提升、加薪、奖金等有关他们个人的所有切身利益，取决的不是能不能为你解脱冤情，而是能不能板上钉钉地把你定为罪犯－－不管事实上你是不是。
(13)：恐惧
当我想明白了是否被定罪不在于有罪与否，而在于需要与否，就真地开始陷入恐惧。我想起早有人提醒过的话：你这样的人当局不动则已，动就要置你死地。那么今天是不是就到了我的死地呢？
80年代曾辗转听说我上过一个名单，那是准备借“清除精神污染”和“打击刑事犯罪”双重之机搞掉的一批人。那批人被认定可能在未来具有威胁。接受一旦异议人士形成知名度就不好处理的教训，深谋远虑的做法是及早把他们铲除在萌芽，用刑事罪名投进监狱，消磨掉他们的青春和锐气，会为将来减少许多不稳定因素。据说那名单后来随“清除精神污染”的夭折而搁置。我虽一直不敢确信存在过那样的名单，但对一个专制集团而言，至少是个有“创意”的思路。如果我真在80年代被投进监狱，后来就不会有《黄祸》和《天葬》问世。现在，他们是不是正要亡羊补牢呢？
我无法判断可能被判几年刑。审讯者说按法律规定我犯的罪应判5到10年，如果数罪并罚，可能更多。面对突然近在眼前的刑期，我才发现自己原来是多么脆弱。我这从来无拘无束的人，对失去自由的生活根本不能想象。一想到将有那么多年在监狱度过就感到恐惧，那恐惧在漫漫长夜深入骨髓，随之而来的各种想象也异常活跃，具体而细微。其中想的最多的是70多岁的母亲将怎样奔波于北京和新疆来“探视”。那种想象让我痛苦万分。
更大的恐惧接踵而来。杨科长在一个阳光明媚（我只能在从不允许打开的窗帘上看到光影）的上午突然转移了话题，不再问那些只跟我有关的事情，他的问题是：谈谈跟你来往的各界人士吧。
什么叫各界？！我惊悸地问。外表的激烈其实正出于内心恐惧。我一直怕被问到这样的问题。
杨科长不急不躁，微笑着解释他的“各界”：比如说学术界啦、文化界啦，还有新闻界什么的。
我回答：我认识的人都是普通老百姓，没有学术界，没有文化界，也没有新闻界！
杨科长遗憾地摇头，这种貌似强硬的谎话在他眼里只是虚弱，如果我真地强硬，回答的声音不需要那么尖锐，应该很平稳，只说一句就够了－－我不想谈，也不会跟你谈。
在整个审讯过程中，我一直盼着让我躲过这样的问题。我知道不少这样的情况：一个人在受审时连累了别人，在他获得自由后（甚至还在服刑时），就没有人再提起他曾经受过的苦难，而只记住他的“出卖”，并且会无休止地流传下去。从被抓那一刻我就担心抓我是要扯出一个窃取和出卖情报的网络。我一直盼着审讯只跟我自己有关，不要牵扯别人，理智上却又知道不可能，因此始终对此提心吊胆。
一个被切断一切信息来源的人对处境的判断很容易变成幻想。那幻想能利用的材料只有以往的经验。80年代那份传说中的名单在我头脑里成了模式，深想下去，越来越认为今天也有如法炮制的可能。只要把我搞成窃取情报的间谍，就可以通过指控为我提供过情报的罪名，在我交往过的人中随意挑选整肃对象。因为什么是情报，他们可以随便说。中国什么都能成为情报，即便是闲聊天也可以“泄密”。而定这种罪名，前提是从我这得到指控所需要的证据。只要我承认了谁给我讲过什么，让我看过什么，一起做过什么，审讯记录上有了我的签字和手印，就可以将其定为我的同谋，断送掉他的前程。
我当时真正相信他们会那样做而且正在那样做。即使后来被释放，我也认为那种相信有合理成分，因为那是出自对专制权力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而那不信任是共产党用其血腥历史造就的。对共产党和它的机关而言，做出我所怀疑的事情实在寻常无奇。旅居德国的作家龙应台从已经公开的当年东德公安部档案中发现了一份对付一位物理学家的计划。那位名叫波普的学者被视为“坏分子”。1987年，波普的妻子袅丽可无意中对女友透露了对婚姻的厌倦，负有监视任务的女友马上汇报给公安部，负责波普的公安部22处处长随即进行了如下设计：
第一阶段：促使袅丽可申请进修以加强她与其夫分手意向……同时进行，避免波普本人在其工作单位及社交生活有任何升迁或改善可能。完成日期：1987年3月。
第二阶段：扩大波普婚姻危机，加强女方离婚意愿，应设法使袅丽可与第三者（线民哈洛得）发生亲密关系。完成日期：1987年6月。第三阶段：给波普工作单位主管写匿名信，使波普成为问题人物。完成日期：与前同。
第四阶段：在《青年》报上发表波普和前妻（克莉）所生女儿一篇文章，赞美其“坚定的社会主义信仰”，以之为榜样来警告坏分子。完成日期：1987年5月。
第五阶段：促使波普女儿就读学校加强对该女政治信仰教育。该女儿最得波普宠爱，影响其女儿应可加深波普无力感及家庭分裂。完成日期：1987年3月。
第六阶段：在波普朋友圈中散布不利于他的谣言。完成日期：持续进行。
仅从这段文字中还看不清秘密警察到底要达到什么目的，也许需要结合有关波普的全部档案才能知道。不过这段文字足以让人看到，秘密警察可以把工作做得何等细致，阴谋设想得何等长远，布局设计得何等复杂。中国的秘密警察即使没有德国人的效率，毕竟也养了那么多人，花着那么多钱，一年365天都在琢磨这些，在诡计方面中国人不输世界任何民族，因此从险恶方面估计他们的用心，并非多余。
(14)：我出卖了一个人
面对审讯，我陷在矛盾之中。那矛盾源于我的双重恐惧。一重恐惧是怕出卖别人，另一重恐惧是怕失去自由。这双重恐惧分不出孰清孰重，因此无法得到一个稳定的重心，结果变成两头都想要－－既不要出卖人，又能获得自由。其实若不是身心被恐惧渗透，不难判断出二者都要的想法其实根本无法实现。因为获得自由，前提取决于安全机构是否释放，而你不答应出卖，他们怎么又会放人？然而我那时渴盼自己有克服不可能的能力，或者是像抓住救命稻草那样，相信最终能发生被稻草救起的奇迹。
后来我对那种矛盾心理是这样反省的，之所以那时有幻想，总是期望与审讯者沟通，原因是没有找准自己的定位。如果我是因为进行政治反对派活动被捕，自然知道应该的态度是“大义凛然”；如果我是在写完《黄祸》后被捕，也会因为那是预料之中而坦然处之；然而这回明明来为“国家安全”做事，却被“国家安全”机构所抓，难道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吗？会不会一旦弄明白哈哈一笑，眼前的麻烦顿时化为乌有呢？
我决定不要一味抗拒，还是应该说点什么，否则无法过关。审讯者循循善诱地劝导：抗拒没有好下场，你违法窃密已是事实确凿，按照法律说判就能判，不过这种事是橡皮筋，抻长也可，抻短也可，就看我们怎么处置。只要你跟我们“配合”（这是他们最爱说的一个词），不判也不是不可能。在这种诱惑下，我想即使讲一点“各界朋友”，只要都是他们已经掌握的，由我再说一遍应该算不上出卖。
下次审讯我开始和他们“配合”，几乎又恢复到促膝谈心的气氛。谈到以往以何种身份出去采访，我先做了一番铺垫，为我要谈到的一个朋友做了很多开脱，然后说出我那时有个“特约记者”身份，是那朋友给办的。每次出门我都去开一封介绍信，但并不允诺一定写文章给他。那身份对我在外面活动很有帮助，如果不是朋友后来发现与我来往会影响仕途，这次来新疆我还会是“特约记者”而不是作家。按照我的想象，这应该是一个早被“有关部门”掌握的情况，说和不说不会有本质不同。
看到认真倾听的杨科长脸上闪过的一个表情，我突然意识到错了。那表情虽然一闪即逝，可其中的兴奋如此地强烈，像一把利剑深深刺进我的心－－那是抓到了大鱼的表情！是取得了“重大突破”的喜悦！
我开始向深渊坠落。原来他们不知道！原来这成了我的出卖！这成了一个沉重打击，我的整个脑子都乱了。
审讯结束后任警官让我在每页记录上按下手印。我要求重读一遍记录，但并不知道能做些什么补救。我觉得全身心都陷入了沮丧和绝望。虽然理智在告诉我不要过多想“出卖”的问题。他们－－广义的他们－－对此肯定早知道，只不过杨科长地处边隅，没有掌握充分的材料罢了。那位朋友和我的最后一次见面已经让我感受到这一点，那以后他就和我断绝了来往。他已经在仕途上走了半生，人生意义除此无所可系。平时他会尽可能帮我，在影响到这一根本时，我们就只能分手。然而即使再不相见，我也始终把他当作朋友，感念他的一切好处。最后见面时他的紧张状态和仓皇神色一直留在我脑海，现在又浮现出来。看着我的供词，印在上面的鲜红指印像流淌在上面的鲜血。那是谁的血？！我似乎看到朋友的妻子哭着怨我毁了她家前程，朋友的儿子在后面牵着她的衣服。那使我的心都要破碎，我无法按照理智判断冷静对待，白纸□字和鲜红指印逐渐扩展，充满了我的视野，那印证着一段不可更改的历史，是我亲自写下的，记录着对朋友的一次出卖。不，不要辩解，即使不是实质上的出卖，也是意象上的出卖！
我在头脑一片混乱中要求和杨科长谈话。我告诉他，我拒绝这种把别人牵扯在内的审问，如果继续这样的审问，我不会回答，而且将会以绝食进行抗议。
态度虽强硬，内心并没有战胜恐惧。在那种场合，没有一种坚定不移是不可能获得足够勇气的。我的话混乱摇摆，在拒绝审问的同时，又给他们提出替代方案，建议他们搜查我的住处，我的全部文件和联系名单都在那里，你们可以自己去拿，不要让我来说！
刚说出这建议我就意识到，这完全是乱了方寸的表现。这样建议无非是想摆脱自己的责任，期望他们不通过审问就掌握我的全部情况，而不需要再由我说，似乎那就可以避免我再“出卖”了。这样一种混乱表明我已经快要顶蛔×恕＞”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