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比较流行的镇压有理论主要有两条：
1、经济发展论
2、学生示威非法论
对于第一点，包括了“中国分裂论”。杞人忧天者们，担心“六四”不镇压会引发象前苏联一样的分裂危机。这一点，安田在《驳“‘六四’镇压有理”说》中，已经有了较详细的驳斥，不再赘述。现在需要说明的，就是一大批在国产私有化过程中既得利益者，以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成就，来论证共产党当初镇压的合理性。更有甚者，以此得出“专制优于民主”的谬论。
对这样的谬论，张三一言先生在《“民主无助于经济发展”是陷阱》一文中，有了精辟的驳斥。其主要观点有二：
一、民主的目的不是发展经济
张三一言先生说得很明白：“经济发展由经济制度与政策决定；社会发展由政治制度和政策决定。”
二、民主与经济发展是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
相对而言，专制与经济的发展，就是“矛”与“盾”的关系。
安田想针对“六四”屠杀特别说明的就是，中国经济的发展恰恰不是“六四”镇压的结果。
何以这样说？从政治方面看，六四镇压结果是以赵紫阳为代表的改革派全面失势。镇压的主导者，是以李鹏为代表的保守派。相对而言，现在中国私有化的经济政策更接近改革派的经济路线。这是一个很滑稽的结果：六四镇压的政治得益者竟然抛弃了自己的经济主张，改而采用被打倒的改革派的市场经济路线。这不是自己打了自己的嘴巴？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这样的路线是“六四”镇压后，共产党政府化解合法性危机的唯一出路。这样很简单的道理，那些镇压有理派们竟然视而不见。抢了别人的桃子，还说抢得有理。和祖师爷毛泽东当初养精蓄锐抢夺中华民国抗战成果相比，毫不逊色。
也许有人会说：“六四”后经济发展，是邓的南巡讲话的结果。那么，这些朋友也就同意了这样的事实：“六四”后到92年讲话之前，中国经济发展很萧条。那么，到底是那三年经济情况更能代表“镇压者”，还是92年以后，因为邓的恨话“谁不改革谁下台”而不得不重新启动的经济改革更能代表“镇压者”们的经济政策？当然邓是镇压的最大得益者，他支持经济改革。问题是，既然邓的南巡讲话是被镇压下去的改革派的主张，那么“六四”不镇压，改革派上台，中国岂不要早三年实行后来被“镇压有理派”们引为自豪的经济政策吗？如此说来，“六四”镇压至少让我们的经济发展落后了三年。
其实，现在的经济发展到底是否一定象宣传的那样好，中国人心知肚明。安田唯一感到可惜的，就是一个好的经济改革政策白白地被误用在一个专制国家了。我们只要回头看看赵紫阳的十二大报告，就会明白：相对于那篇既有经济改革方针又有政治改革方向的文件，中国现在的一点点经济成就，实在是得不偿失。“六四”镇压的结果，是放弃了政治改革。就像一辆双轮的车子，掉了一个轮子还在跑，看起来跑得很快，其实是下了道。中国现在的社会矛盾，远远超过了89年。这就是单轮发展的代价。
由上所述，目前这样的经济成果，不仅不是“六四”镇压有理的依据，反而是镇压无理的佐证。
驳斥完“经济论”，安田回头驳一下广泛流传的“学生示威非法论”。这个论点看起来有模有样：不是都承认应该建立法治社会吗？那么，学生没有按照“游行十条”的要求，擅自游行罢课还占据了天安门广场，岂不是“违法”行径？而政府的戒严令是依法行事。
为了反驳这种观点，王丹曾经说过一句遭人诟病的话：“恶”法非法。王丹这句话的毛病就在于：作为约束“自由”的法，不能用道德体系“善恶”观判别。
在民主政体里，有相互独立的立法和执法机关。对于立法者来说，制定一条法律，必然有他的理由。这样的理由也许有对错，但凭此而生的法律却仅仅是一条行为准则。你不能说因为这条法律对你不利，就说是“恶”法，因为法的解释权掌握在立法者手中，其他人等无权干涉。退一步说，即使是“恶”法，也不能说就是“非法”。难道“恶”人就“非人”了吗？王丹的说法，无故让“六四镇压有理派”抓住了把柄。
作为安田的理解，王丹原意可能并非这四个字。他想说明的应该是：六四学生“违法”示威合理－－因为专制国家的法，是法制而非法治。一字之差，谬之千里。
简单地说，法制就是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任何政权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都要搞的一套。在专制体制里，由于法律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是统一的（专政者），所以，必然存在着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统治阶级。由此带来了法律的偏向性（但不能说是“恶”）。比如秦朝的《秦律》规定：戍卒误期当斩。陈胜吴广被征募防守渔阳，因为大雨耽误了行程，即使到了目的地，也得被处死。这样的法律，不应该违反吗？所以，陈胜吴广起义合理。因为那样的法，是根本不考虑民意基础的专政工具，被专政者（社会中沉默的大多数）对于一条强加于自己头上的套索，当然有取下它的天赋人权。这就是专制社会法制的死穴。如果剥夺了被统治者打烂这个工具的自由，那么，我们今天依旧还应该生活在秦朝，遵守着秦律。那样，说不定现在就是“秦万世”的天下。
这样想一下，要十五年前的学生们遵循独裁专制的共产党用来装门面的“游行十条”－－至今好像也没有谁通过这条法律申请到游行准许证（党的计划内游行除外）－－也就不难理解其荒谬性了。那些以“学生违法在先”为理由，赞同镇压的血债同谋者们，在找出更好的理由前，是不是可以考虑闭嘴了？
起步于法制的法治，与法制是不同的概念。它是民主社会下，法律制度的特殊状态。法治下的法制不再仅仅指现存的法律和法律制度，而是指一种结构。这个结构的突出特点在于：法律的至上性、自治性以及公正性。法律至上性，意味着把社会所有阶层的人都压在了法律的底下，强制性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你都得仰头看她。也许各个人脖子仰视的角度不同，但面对法律的方式都一样。这一点，就保证了社会的民主色彩。
而谈到法律的自治性，不得不提到昂格尔定义的四个方面（不详述）：
1、法律脱离宗教道德体系，成为世俗行为准则；
2、国家有一套独立审判机构；
3、法律推理风格自治，不同于科学解释以及伦理、政治等论证方法；
4、存在一个特殊职业集团，操纵规则、组成法律机构以及参加法律诉讼。
由此可见，中国的法制，别说“六四”时期，就是现在，也完全没有做到“自治”这一条。何谈法律公正？因为，离开了至上性和自治性，就不可能有法律的公正性。显然，只有法治具有这样的公正性。所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应该遵守的是什么样的法，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只有三权分立的民主社会里的法治才可以保证法律的公平。
法治表现在国家政治生活上，就是法律对政府权力（行政）的约束。这样的约束，是一种透明、稳定和理性的约束。对比一下，“六四”时的中国又有哪一点符合这样的法治精神？对于一个专制社会，无论它的法律多么地健全，也只不过是研究出了新式的刑罚工具而已。这样的法律，和陈胜吴广时代的《秦律》没有本质的区别：统治阶级用来压迫镇压人民的工具，而不具有法治的公正性。
由以上对法制和法治对比分析，我们不是很容易得出“六四”学生“非法”游行的合理性吗？
那些以谎言欺骗人民的专制政客们，实在可以休矣！其实你们比谁都清楚：“六四”镇压，于情不容，于理不服，于法不符！你们所需要的只是一点点做人的良心以及对苍天悲悯的相信：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Apr 2 2004
(博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