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若不是2003年1月间，《中国青年报》在《谁来清扫“留学垃圾”》一文中，公开提出“留学垃圾”概念；若不是当年新西兰几所语言学校的突然倒闭，导致许多中国小留学生梦断异国；若不是在新西兰的中国小留学生之间惊爆的凶杀与绑架案件，恐怕没有几个普通的中国人会关注这个南太岛国，关注在这个国家的那些特殊的人群，关注这个人群对所在国的影响。
在这种异样的关注中，“留学垃圾”这个异常刺目的字眼赫然出现在眼前。
所谓“留学垃圾”，主要出在自费小留学生身上。他们基本是靠父母资助，主要分布在私立中学或语言学校，也有少数开始进入大学。有人将“留学垃圾”的常见症状分为三类：一是吃穿奢华，挥霍无度，比富斗阔；二是私生活缺乏约束，道德堕落；三是精神颓废，吸毒、赌博、犯罪。
“留学垃圾”现象从1990年代后半期逐渐显露，并在21世纪的初期出现一个高潮。国人对“留学垃圾”的斥责直接使包括新西兰等国在内的留学生产业遭受重创。
“留学垃圾”现象是的确存在的。我们关心“留学垃圾”产生的种种政治、社会、经济背景，并试图消除它。然而，在我们能够以具体行动消除这种现象之前，我们也许更应该关心这些在两种文化之间辛苦穿梭的孩子，如今他们中的许多却又要徘徊于道德的谴责与救赎之中，茫然无措。在采访中，记者经常能够从这些孩子身上发现一种落寞的无奈。“垃圾”或“非垃圾”？激烈的指责与争论之中，我们或许忽视的恰恰是“人”。那么，究竟什么是小留学生的真实故事？
寂寞中成长
一个17岁的中国小女孩站在惠灵顿一间女校的教室前，满脸委屈，她用蹩脚的英语反复和身边的老师争论着。
“我不能参加这次考试，我刚来一个月，是插班的，这个星期还在感冒，我实在不想参加这次考试。”她一次又一次向老师说明她不想参加这次考试的原因。“你应该参加这次考试，亲爱的，你会很好的。”金发碧眼的女老师和蔼但却似乎有些不近人情，她用手势鼓舞着这个中国孩子。
“可是我感冒了，我不希望我的成绩出现在成绩单上。”
“亲爱的，我向你保证这个成绩仅供参考，不会出现在成绩单上。”
“但是老师，同学会取笑我的。”
“亲爱的，他们只会因为你努力尝试过而为你骄傲，我只是希望你尝试，尝试是很重要的，经历过一次考试你就会有了经验，不是吗？”
长达半个小时的拉锯之后，孩子答应来参加这次考试，老师舒了一口气。
第二天上午，老师来到教室，却看见女孩空空的座位。
成绩对于小留学生总是显得很重要，他们到新西兰的第一课要学会的往往是如何承受低分的压力。
另一个小留学生在留学之初的一次考试中获得了一个低分，这是一个她从没有经历过的失败。她拿着卷子，伤心得只想躲起来哭，而这时候老师从她身边走过，却兴高采烈夸了一句：“棒极了！”这一下，她越发伤心了。
她告诉自己的同学，“老师在嘲笑我！”
而比较有经验的同学却告诉她：“外国老师习惯于鼓励，他看到你虽然不及格，却也获得了一些分数，认为你做得不错，夸你是希望你下次更加努力。”
伤心的眼泪很多来自这类误会，许多孩子在其中逐渐领悟，走向成熟。
一个17岁的女中学生在她的日记中写道：“爸妈把我送上飞机的那一刻，我没有回头，硬起心肠，独自走。后来妈妈打电话跟给我说，‘你好狠心啊，不回头看我一眼……’其实就在我走上飞机的那一刻，我的眼中已满是泪水，但是我知道，就在那一刻开始，他们已经帮不了我。这条路，只有我自己来走。”
当然也有在寂寞与压力中选择逃避的。许多孩子在采访中直接的告诉我，他们有过“垃圾”的行为，但他们也慢慢地意识到“垃圾”只是他们跨文化之旅的一个阶段，就像最初因为思乡和环境重重误会带来的“眼泪”阶段也是一个必然阶段一样。他们急欲倾诉，却又一再沉默不语的，正是这个“垃圾”的称号。
“垃圾”背后的成长
广州来的小留学生阿成，是第一个向记者坦白他有过“垃圾”行为的孩子。
阿成是一个颇具绘画天赋的孩子，有偏科的倾向。在初中快要结束之际，他的姑奶奶向他的父母建议，对于像他这样有偏科特色的孩子，去国外读高中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阿成听说在国外高中能学到他喜欢的“设计”课程，便高兴地起程了。
阿成出国的时候15岁，还是个不折不扣的孩子。四年之内他四度转校，从奥克兰到惠灵顿，从语言学校到高中，从天主教学校到公立高中。一开始是中介为他作的选择，但是很快，他开始自己去了解学校，自己考虑最适合的选择。
“最初的两年内，我没什么变化，还是那个娇生惯养的独生子。刚一入语言学校的时候，我有些自由过度，也有过过激行为。这里没有作业，老师也不像国内那么逼着。到教会学校后，我曾一时怒起，砸过学校的自动售货机，当时就是火，为什么扔进钱没出来东西。”
“究竟是为什么？”“这是我事后反反复复在心里问了自己半年的问题。为什么我会这样？垃圾。”阿成在采访中说到这一段的时候，深深地看着我。
“我当时就想，以前老觉得父母管得太多了。现在却在想，有父母管着多好！”
教会学校的清规很多，但是校长并没有因这件事情太多责备他，而是找他长谈，告诉他许多做人的道理，和如何学会去爱人。
“在天主教学校我并没有信教，但是我转变了，我开始明确认识到，人活在世界上，是一个群体的动物，必须学会相处，学会爱。在国内读初中时候是寄宿的，和一群非常骄傲的小少爷们在一起，为了一点小事，会大打出手，小事化大，大事化巨，但是我在国外的几年里，对自己的这种自我中心完全作了一个反省。这种成长不是一下子的，而是经历过非常非常痛的煎熬和思考。”
阿成给了我们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说明他在跨文化的学习中的体会。
“我在新西兰的高中里有机会参加很多体育活动，我和当地的孩子一起踢橄榄球，在刚开始踢球的时候，我不知道如何是好，有些当地学生就对我说：‘冲，你不一定抢到球，不冲，则完全没有可能抢到球，所以，你必须往前冲……”
阿成自己把这段话翻译成中文，记在心里，慢慢他悟了出来：“在中国有句古话，‘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但是在我的少年留学生涯中，我发现人常常是种瓜不一定得瓜，种豆不一定得豆，失落是必然的，但是我更接受这里同学说的，冲吧，即使明知道球不一定是你的。”
“也许很多认为我们是‘垃圾’的成人，自己走到另一个环境，另一种文化的时候，也会有不适应的时候，也会有垃圾的行为。”
“我特别希望国内的父老乡亲不要只看到‘垃圾’的行为，要看到作为一个群体，在每一段个体的‘垃圾’极端行为之后，我们都在反思着，成长着……在国外学的主要是做人，学会爱。”阿成说。
自由是笔财富
来自福建的客家少女云认为少年留学最大的优势和劣势都是“自由”。
“我们在国内的教育制度中并没有机会把握这些自由，许多同学刚一面对的时候完全不知道怎么用它。于是我们被自由压垮了。”
“但是我经历过一段时间，非常非常痛苦的挣扎之后，真的，心里吃了很多很多的苦之后，我明白，学会运用自由，要越早越好。”
“我曾经和这份自由辛苦搏斗过，过来以后，才知道一切都值得。我们的前辈留学生在海外奋斗得很辛苦，他们提起我们，总觉得我们太顺利，其实我们一样在奋斗。但是我尊敬他们。”
云刚刚获得雅思的一个高分，但是她几乎不愿提及这份成果。
“雅思考试只是入门，为了能扎扎实实学好大学的知识，我有可能不直接入大学，而到大专去先读一年，如果没有信心把大学里的知识好好读下来，还不如先多积累一段时间。我不想带着一个学位的闪亮光环而内心深处一无所有。”
云在两年高中生活选择了很多体验，去打工，去教堂，去图书室阅读大量英文书籍。她觉得在这里学习不仅是一个语言的问题，更是一种文化的学习。
最近，也最远的母体
亲历两种文化，“故乡”在小留学生的心中是最近的也是最远的母体。
许多小留学生比我们想象的要热爱自己的祖国，这种热爱倒不是异常高调的，而是一份特别的依赖。“神舟五号”上天的时候，新西兰的小留学生们聚在一起谈论这件事情，津津乐道每个细节。
阿成在出国读高中三年后在一篇散文中提及他对故乡的记忆：“每次回去总感到我的故乡在消失，高楼和快节奏的生活代替了童年所见的那些温馨的街市。诗歌里说‘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我只能在新西兰望着明月，思念我失落的故乡。”
高中生阿倩总在每次回乡时候和父亲为红灯口的停车问题发生小争执，她坚持让爸爸在红灯口停车，这是她在新西兰已经习惯的，而爸爸却说：“傻孩子，我停下，后面的车还在冲，大家都得死……”阿倩提起这类小事情总是会笑。
云在一次回乡历程中感受到了母文化对她的正面冲击，她作为县城里第一位小留学生被当地的一些领导请去见面，在县委呆了一周，学习体验生活。这一周里云参加了一些酒会，还有其他的一些场合。
“我感觉到了中国文化的意义，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是什么样的一种文化。现在国外读了高中回来以后，有了对比，体验才深刻起来。就说吃饭，西方的刀叉文化如何也比不上我们的圆形酒桌奥秘无穷。”
还有酒桌后面的官员，他们在看着云的时候，眼神都非常特别。云由此深刻感觉到自己是中国的孩子。“我感觉到每一个人都特别尊重我，说他们从我身上看出希望那也许夸张，但是他们告诉我，我像他们年轻时候的模样。他们说特别希望看到有这么一个孩子，眼神不亢不卑。他们为有一个特别的我的存在感到高兴。”
再回新西兰时候，云开始阅读《鲁迅全集》，中英文版本一起读。她又收集了海外亚裔作家的作品开始读，从《鸿》到《叶落归根》，所有的英文的中国故事。云深深为书中的中国的历史图景和故事震撼。而在学校，她认识新西兰同学，也有韩国、日本的同学，多元文化的冲击让她时时有着新的体验和思考，学校里一个韩国女生读完法律后没有选择当律师赚钱而继续去日本进修国际政治，为的是一个完整的大视野。同伴的这类故事总让她感触良多，也提供了她思考中国社会的一个不同的角度和背景。
“如果不出国留学，我可能只是哪个沿海城市高楼里一个赶潮流的白领，现在，我前面有巨大空间，知道以前的我只是井底之蛙。”
云在新西兰高中里除了英语外又学了日语，她的大学第一志向是维多利亚大学法律系。她觉得自己会先走得很远很远，最后回国。
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