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媒体的报导，当然是一片赞扬喜庆之声，认为看到希望，感到安慰与鼓舞。国外则更多失望与批评的声音。笔者无意加入争论，只是认为，他的发言反映了他的个人性格、所处环境的压力，以及未来民间力量应起作用的趋势。
随着时间的推移，温家宝的性格作风已经日渐明朗。就其作风而言，他比其他政治局常委更接近民众。2001年他在江苏农村，因为没有扬明身份而被一位经受过不公的农妇怒骂，半年前他还在三峡库区为一位民工追讨工钱。笔者不想在此评论这些行为本身，只想说明他的一些个人特点。他的真话作风也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保持着。他引用的诗词，不能不说是中国现实最准确的透视，高层人士最清醒的认识、最精练的概括。在共产党建国55年、年年处处都是“成就辉煌”的主旋律下，他仍然说出“雄关如铁、迈步从头”的话，无疑是不谐之音。他引用屈原的话，在江泽民三个代表，代表最先进文化、最先进生产力的情况下，还要“上下求索”，又是一大异音。或许很多高层人士也已经认识到中国社会丝毫乐观不得的问题，有着同样沉重的感触，但敢于这么说话的人，并没有多少。与此相随的，是他的小心谨慎，明显得似乎与他的敢言与亲民特点有很大一段距离。如他对六四的评论，说重一点是违背良心、自欺欺人，说轻一点是不敢正视，绕着弯走。
温家宝的种种表现，反映了他所受到的重重压力与他自己的局限。我相信，在他引用毛泽东的诗句时，他不会有当初毛泽东革命刚刚成功的喜悦与豪情，而是更多的沉重、无奈与自勉。他目睹了体制的种种弊端，但他又很难跳出他所在体制与权力的束缚。不管他是否愿意承认，很多问题都是体制性的，靠他个人的理念、热忱与对细小问题的关切，长期看来都是补天乏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任何个人的志力，已经很难挽回这套千疮百孔的体系的急速衰落趋势。同时在江泽民的一手安排下，他受到太多的权力制肘，很多事情，如打击上海的腐败案，即使他想做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很多事情，他没法说了算。那些权高位重的同僚，与他有着不相上下的正式权力与官场影响力，但却没有他那样的理念，甚至会反对、打击他的作法，让他难以对抗。更难以对抗，或者说缺乏勇气对抗的，是治国智慧缺乏，但却仍然掌控最高权力的江泽民。
温家宝的弱点，是他还缺乏愤然一击的勇气，真正去触动体制的弊病。我们不知道这是因为他个人的顾虑，还是权力的制约，不知道他曾经作过甚么冲击性的尝试，或者他还没有尝试就被制止了。他力量的缺乏，是因为在权力的安排上使他没有足够的权威号令诸侯百官，而在下面他虽然对百姓表示关切，但却似乎没有真正去动员百姓、其他各界精英的力量，依靠他们来进行某种智慧性的扭转现状的努力，因此而倍显孤独。他能够依赖的，只有民众的支持，但这种支持很可能因为他个人的小心审慎以及社会问题的普遍激化而流逝。他也许有决心与毅力去与旧体制比拚，但他不是个铁腕人物，他改善系统的作用可能无法抵消系统早已开始的坏败速度，而且他的时间不会太多，从目前的状况看来他似乎不太可能在危机出现之前解决很多内部结构性、本质性的问题，诸如腐败蔓延、下层百姓权益严重受侵等等。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很可能与他的前任一样，是个悲剧型人物。尽管人们并不愿意看到这个结局，但他的性格、目前江泽民的权力牵制、整体的权力格局、官员整体的沉默抑郁，还有社会问题的积蓄，很可能已经决定了这一点。这是中国历史不断重复的镜头，让人只能心头默默泣血，胸中无限悲叹。也许我们能做的，是给予祝福与帮助，但愿他们这次有勇气有智慧走过这一劫，走好这一路。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前途的重担最终将落在国内的普通大众身上，当然还包括不同数量、不同层次、各行各业的官员与社会精英。只有通过他们的主动努力，以及海外广泛的声援，才有可能最终推动最高层的行动。否则，社会整体的局面将不大可能有大的改观，因为最高层开明的力量仍然薄弱，他们太多的利益瓜葛与观念顾虑也在羁绊着他们走出更为大胆的步伐。前段时间，广州孙志刚事件引起全国范围声势浩大的维权声浪，一些敢言法律专家鼎力相助，海外发起声援，最后温家宝签字废除了收容遣返制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刘荻、孙大午等案件能够出现比较好的结果，也跟民间力量的动员分不开。
真正能够铁肩担道义的，不是少数几个清正的高层官员，而是社会更多的敢言之士，例如大胆上书要求调查江泽民历史问题的吕加平，敢于在萨斯、六四问题直言的蒋彦永，敢于要求制订《反歧视法》、切实保障人权的周洪宇，敢于对镇压法轮功说不的丁石孙教授、杜导斌、郑贻春，敢于为民权发声的刘晓波、杨银波、王怡、余杰等等仁人志士，还有无数普普通通、默默无闻的敢于为信仰而抗争的法轮功学员。他们以一个个个体，汇成了一个壮观的整体，成为中国社会深层面上最闪亮的一族。民族脊梁当下的史歌，正由他们首先谱写。用史达的话，就是一场“真话革命”，但没有炮火与硝烟，没有流血与仇恨，而是在和平与理性中道义与良知的复兴，勇气与力量的迸发。它将真正改变中国社会的面貌，使中国社会出现根本的良性转机。
这一转机，在民间维权、在全民反迫害的和平正义的努力中悄悄来临。目前的关键，是在这场努力中，还有多少这样的人能站出来，并能动员自己能够动员的人站出来说话，在自己力所能及范围内尽下自己的心意与作用。法轮功学员非常值得学习的一点，是他们默默地直接向大众讲述他们的故事，讲述真相，呼吁大众的理解与支持。他们当然也直接向上层呼吁、请愿，但他们更值得学习的是他们走入了社会，冒着冷落与异样的目光，冒着仇恨与误解，冒着艰难去改变人们的看法。这种努力的结果，现在看起来非常有效。网上已经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在起来反对这场迫害，呼吁直面法轮功问题，恢复法轮功的合法地位。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至少让身边的人都明白站出来说真话，起来承担他们的一份责任，情况就会迅速逆转，社会面貌、思维将可能在比较短时间内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我们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忘了我们个人所应当承付的责任，而仅仅把目光与期待投向高层的少数人。我们当然可以呼吁，可以鼓励，也可以给予压力，以期转化为不同程度的有利于改变现状的动力，甚至形成更多规模的良性变革。但我们要的不是期待，而是每个人尽到责任。我们无法期盼天上掉馅饼，期待圣世明主，把希望寄托在少数人身上，因为社会的客观状况，道德的急速下滑，使很难我们对权力与地位的拥有者作过高的期待，希望他们能冒大风险，作巨大付出。尽管他们当初很多也意气风发，但要在权力体系内长期保持理念与追求并不容易。不论温家宝，还是胡锦涛，我们无法期待太多，只能希望他们心底还能恪守他们的良心，不去公然说出违背良心的话，不去阻碍民间力量的健康发展。如果他们能够更积极地默许或鼓舞人们说真话，在更大程度上放弃个人利益的考虑，作出更为大胆的决策，当然会更令人欣慰。笔者无意为胡温辩护，也无意贬低他们可能起到的作用，只是从更客观与理性的角度，笔者认为不太现实，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因为如果他们无法承载社会巨大的期望，无法抗衡守旧派的压力，他们甚至会倒向反面，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但当民间真正动员起来的时候，高层很多开明的人士就可能紧跟潮流，起到他们该起的作用。
也许，从今天起，我们应该把期待的目光从他们身上移开，转向更多的普通大众，让民间的力量行动起来，鼓励他们勇敢地讲真话，主动地去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去解决社会的各种弊端问题，把行动付诸各层各界，各行各业。也许不用多久，中国的社会将会走向一个新的转折。历史在考验着温家宝、胡锦涛，更考验着我们每一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