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部著作突然在全国热力四射。
那就是“农民增收”；那就是《中国农民调查》。
曾经有过一句格言：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曾经有过一种感觉，三农问题离我们太远太远。
然而苹果掉下，离树不远，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中国，毕竟是10亿农业人口的农业大国，三农也从来就不是骄傲的公主，你不理她，她偏找你！因为，她是我们的源泉，她是我们的母亲，岂有源泉干了，而绿洲独存；岂有母亲渴了，你香车宝马的子女掉头而去！
农民增收困难，制约了整个国民经济增长，《中国农民调查》问世，震撼了多少人的书桌，2004年2月10日，新民周刊和作者陈桂棣谈心，陈桂棣表示：近日海内外无数来电都关注著书中人物的命运和现状，你们的跟进采访将非常及时地弥补我们的不足，你们的跟进采访将使读者非常及时地解除近渴，预祝你们圆满成功！
于是我们不揣续貂之嫌，长驱千里，纵横八皖，让那些已经封存铅椠的人事再次走进我们的生活，近些、近些、再近些……
我们，还将继续。
“安徽孙志刚”的身后事
一个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10岁的淮北农妇蹲下身子准备扛100斤面粉回家，但是把脸都挣黄了，还是“卟”的一声连人带口袋跌倒在滚滚尘埃里。
这个女人的浑身肌腱骨架都因为透支使用而濒临散架的边缘，她，就是为中国农民减负献身“第一人”－－丁作明的妻子祝多芳，再过6天就是丈夫“殉道”11年忌日，她必须弄些面饼之类的点心款待前来探视的乡邻父老。
自著名报告文学作家陈桂棣的《中国农民调查》一纸风行南北后，祝多芳的命运和现状就成了无数人关心的焦点。
然而，身处僻壤的祝多芳对外界的轰轰烈烈却一无所知，仍然过着“日子难捱日日捱”的生活，因此，我们就成了《中国农民调查》发表后她接待的第一批记者。
“安徽孙志刚”在黎明前死去
43岁的祝多芳头发上沾满麦杆草屑，衣服脏得看不清布丝，手掌粗糙得跟男人一样，作为一个功能性女人，她其实早在11年前那些血腥的日子里就“死”了，11年来，她犁地、翻土、播种、施肥、蓐草、收割、脱粒－－做着所有皖西北男人都觉得不堪重负的农活，右臂伸出后赫然一个“开放性骨折”的伤疤，那也是男人死后，一次超重农活留给她的印记。
采访祝多芳的消息传开后，丁作明的破屋前围满了闻讯前来的乡亲，现在的时间是2004年2月15日下午2：20，淮北的太阳无力地悬在利辛县纪王场乡的“路营村”上空，除了远处越冬的小麦，村落内外没有一抹绿意，祝多芳干涩而呆滞的眼睛打量了我们好久，突然倒地“哇”地一声惊天动地哭了起来，她的82岁的公公和81岁的婆婆也嚎啕起来，亲友邻居的记忆也被我们掘开了创口，里里外外顿时一片汪洋。
被我们称为“安徽孙志刚”的丁作明被恶警们活活打死已经11年了，左邻右舍对我们说，合肥那个作家当时来调查后说的话句句都是实在话－－
11年前安徽农民的负担已经重得不能再重了，大家推举了全村文化程度最高的“秀才”，高中毕业的丁作明为村民代表直接向县委反映村干部违规提留、“横征暴敛”的现状。
那是1993年的2月11日，路营村丁作明为首的村民查帐小组的工作不但取得了县领导的支持，而且也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村委书记董应福和副村长丁言乐以及丁的婆娘、纪王场乡计划生育专职干部孙亚珍等人涉嫌贪污的行为也露出了端倪，他们暗中策划要对丁作明报复的传言其实已经在悄悄流传，只是丁作明不知道而已。
这一天的下午三时许，村民徐赛俊、丁大刚二人在暖洋洋的冬日里下棋。因为丁作明在一边观看，路营行政村副村长丁言乐便趁机凑了上来。
丁言乐当然知道丁作明向县里反映了他和负责计划生育的妻子贪污提留款和计划生育罚款的事，因此今天明摆着就故意找碴，同丁作明发生口角。
丁言乐对徐赛俊和丁大刚威胁道：“你们这可是赌博呀，我可以把你们抓起来！”他这么说，却盯着丁作明看，他似乎知道丁作明的犟脾气，设好圈套让他钻，丁作明果然上当了：“他们这是在玩游戏，又不犯啥法；就是犯了法，抓人也应该是派出所的事。”
丁言乐冷冷地笑笑说：“那可不一定！”
丁作明听了不屑一顾地一笑，并不搭话，但是，丁言乐已经迫不及待了，最开始是用肩去撞丁作明，几位村民都回忆说，一边撞还一边满世界地嚷：“怎么，你还想打人？我给你打！我给你打！”
丁作明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只得连连后退。丁言乐却步步紧逼，越撞越猛，就在丁作明闪身躲开的当儿，丁言乐凶狠地撞了过来，那差不多是“跳远”前的迅猛助跑，由于整个身体突然失控，自个儿一头跌进旁边的庄稼地里，跌了个嘴啃泥。
这下，丁言乐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出兵”了，而丁作明，不过是伊索寓言中的那只可怜的小羊，即使站在狼的下游，还是会被按上“污染上游”的罪名。
这天下午，住在后巷的丁言乐为扩大事态，先后六次咆哮上门，要打丁作明，丁言乐的儿子丁杰更是持刀上门，要杀了丁作明，丁作明只好离村躲避，妻子祝多芳为求太平，只得一再赔礼道歉，但丁言乐并不罢休，声称“被打伤了，要住院！”
于是关键时刻，好戏开场了，路营村的支部书记董应福出面，亲自把刚才还“浑身是胆雄赳赳”，六次作势要扑杀丁作明的丁言乐安排进了乡医院。随后，孙亚珍又以分管计划生育的身份，向乡长康子昌、乡党委副书记任开才递上了头天晚上写好的揭发材料，声称“丁言乐因计划生育工作抓得认真得罪了丁作明，被丁作明拦路殴打致伤”，要求对丁作明做出严肃处理，于是，中国农村最常见的滥用“镇压之权”弹压农民的血腥一幕开始了。
乡长康子昌和乡党委副书记任开才毫不犹豫地指示乡派出所对丁作明的问题“立即严肃处理”。
躲在外面的丁作明，听说派出所对他发出传票，甚是奇怪，他想一定是丁言乐夫妻二人给他捺了“坏药”。不过，他并没把这事想得很复杂，他认为只要自己没干犯法的事，任谁诬告栽赃都没用。
丁作明坦坦荡荡地走进了派出所。
这以后发生的事情，公开的传媒至今没有作过任何披露。所幸的是，侦破此案以后，有关方面曾整理出一份相当权威的充满血泪与恐怖的“调查报告”。
据载，派出所副所长彭志中见到丁作明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为什么打丁言乐？”
丁作明解释说：“我没打，我从没打过谁。”
也许他觉得全村人都可以证明他没有“打村长”，这件事要澄清，简单得就像问路人“刚才是否下过雨”一样，至于丁言乐为什么会“伤势沉重” 而且还偏偏“伤”在“吻部”，那就应该去问丁言乐本人了。
“说你打他，你就是打他了！”彭副所长很快没有耐心了，尖锐的声音显示出他的立场早已预设：“一，你丁作明付给丁言乐二百八十元五角的医药费；二，在纪王场逢集时，你丁作明用架子车把丁言乐从医院拉回家。”
这种颠倒黑白充满凌辱敲诈的处理意见，丁作明当然不可能接受，于是一贯以奴隶总管自居的彭志中当然要拍起桌子：“我，现在就可以把你关起来，你信不？”丁作明依然毫不示弱，说道：“即便按照你刚才的处理意见，我也够不上是‘刑事犯罪’；就是你对我‘刑事拘留’，也应该在二十四小时内说清楚拘留我的原因。”彭志中说：“那好，我，告诉你，我可以关你二十三个半小时，放出去后不赔钱，我可以再关你二十三个半小时，直到你赔钱为止！”
彭志中话毕，摔门而去，他喊来他的“绿营团勇”治安联防队员祝传济、纪洪礼和赵金喜，命令三人立即把丁作明关进派出所非法设立的“留置室”好好整一下！之所以说它“非法”，是因为国家公安部和安徽省公安厅，都分别于一九八九年和一九九二年先后两次发文严令各派出所不得设立羁押场所。
祝传济碍于曾是丁作明的中学同学，又是近庄邻居，不便当面下毒手，便借故避开。但离开前却特地把纪洪礼和赵金喜喊出门外，交待二人不妨给丁作明“拉拉马步”。
“拉拉马步”就是当年派出所最高级别的刑罚，祝传济提到“拉拉马步”四个字时，语调是十分平静的，也根本不会想到这一次的“马步”日后会惊动国务院，但当时的纪洪礼和赵金喜二人，还是从祝传济的阴笑中感到了一股杀气。
阴鸷的祝传济望着纪、赵二人回到黑屋，依然不大放心，就又到后院治安队宿舍向“虎将”王进军传达彭志中的指令，要他也马上赶过去，务必将丁“扁”了。
纪洪礼、赵金喜此时已经开始让丁作明“拉马步”，所谓的“马步”，其实就是要你两手夹腰，摆好马步蹲档式，然后敞开门户任他们痛打而无法躲避，丁作明知道这样被打非死即伤的后果，自然不依，纪、赵两人的拳脚就雨点一样喂了上去，逼丁作明就范。
这时王进军手提一根粗实的桑木棍上场了，见丁作明不服，也就没有什么“来将通名”的寒暄，操起桑木棍劈头盖脸就抡了下去。丁作明虽然左右腾挪，臂上、腰部、头部还是连遭猛击，每中一棍，都痛得他脱口惨呼，但就是不讨饶。
屋内响彻“呼、呼、呼”的劲风激荡声，边打边问：还上访不？还上访不？都知道桑木棍和枣木棍一样结实得可做枪柄和斧柄，但是这一次桑木棍居然
也被打断了。
据说“逼供信”因为需要口供而一般不会当场致人死地，但是，这却是一次不需要口供的毒打，是层层安排的一次为毒打而毒打的毒打，王进军打折了桑木棍，就照准要害部位将丁作明跺倒，随后改用电警棍，猛击丁作明的腰腹和双腿，丁作明的呼救声和痛骂声刹时响彻大院内外。
眼见丁作明已快昏死，王进军也累得气喘吁吁，纪洪礼的兽性也开始发作了，他摸起一根半截扁担扑了上去，同样发疯地朝丁作明的腰部、臀部一阵猛捣猛捅。
电击之后又遭暴殴的丁作明已不再呻吟，他对眼前的这一切显然感到了震怖。他分明已经看出，只要不求饶，不承诺不上访，眼前的这几个家伙就要把他往死里整，然后向某些人邀功。可是，他依然不向暴行低头，你们可以有皖西土匪的暴虐，我也可以有皖西捻军的不屈！事后很多人证实他瞪大了眼睛，拔直喉咙无比愤怒地喊道：“我告乡干部村干部加重农民负担，违背中央政策，遭你们这样毒打，我不怕！就是你们把我打死，我也不服！变成厉鬼，我也还是要告！告！告！连你们一起告！”
纪洪礼的视线冷不丁遇到了丁作明血红而垂死的眼睛，抡起的半截扁担吓得“当啷”一声掉到了地上，两腿筛糠一样地抖了起来。王进军看看纪洪礼的人性又萌动了，不由勃然大怒：“你他妈的孬种，干吗要怕他？这是他嘴硬的地方吗？”
于是纪洪礼抖擞精神拾起一根硬木棍又凶狠地扑上去。赵金喜索性找来一块肮脏的手巾，将丁作明的嘴巴塞了起来，“不让他喊反革命口号”。
就这样，在共和国一个腹地省份的西部，被叫做“王进军”、“赵金喜”、“纪洪礼”的三个“辅警”，在丁作明不能动弹也不能说话的状况下，又轮番对他往死里毒打了二十多分钟。
就这样，在共和国一个腹地省份的西部，一个比孙志刚还自觉维护农民利益并抗争社会黑恶势力的理想青年，第一个为9亿中国农民减负而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当清账小组中的其他村民代表在派出所找到丁作明时，丁作明已经不动了，浑身冷汗淋漓，亡阳之征毕现。
这时，不可一世的派出所副所长彭志中摇着八字步回到了所里，他大概是来“受降”的。丁作明的父亲丁继营一听说眼前这个“大官”就是所里的领导，又听说儿子是不愿为副村长丁言乐付二百多块钱的“医药费”才被打成这样的，就苦苦哀求彭志中：“我向丁言乐赔礼，丁言乐的医药费我认了，明天把钱凑齐交给你，请你放了我的儿子吧！……”
彭志中也没想到他的“绿营兵丁” 们这次下手如此勇猛，也不管丁作明此时其实已是弥留状态，见丁继营正好向他求情，也就势挥挥手，巴不得赶快将丁作明抬走。不过他依然没有忘记这时正悠闲地躺在医院装病的丁言乐，说：“哎，我可把话说清了，明天一定得把该付丁言乐的二百八十元五角的医药费，给我交到派出所来！”
得到副所长的“恩准”，丁继营才得以和查账小组的村民一起，急急忙忙把丁作明送往医院抢救，翌日上午八时，丁作明被确诊为脾破裂大出血，回天乏术，一切都太晚了。
丁作明终于在抢救他的县医院的手术台上停止了呼吸，时年32岁，从祝多芳保存至今的录象带看，被尸检的丁作明通体紫得像茄子，几乎“无一处无棍棒”，“无一处无‘熟化’（创伤术语）”，与之相比，曾令我们发指的所谓的“廷杖”、所谓的“杀威棒”只能算是皮下注射而已。丁作明即使不死于脾脏大出血，也一定死于全身性肌肉组织坏死。
“减税第一殉” 身后倍萧条
因为新华社记者孔祥迎的“大内参”，“丁作明事件”惊动了国务院，国务院组织了专案组一竿子直插纪王场乡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调查，调查的结论不容置疑－－ 一，查帐代表丁作明确因反映农民负担过重导致报复而被毒打致死；二，利辛县的农民负担事实上比丁作明向县委反映的还严重，已经到了激发民变的边缘。事实上，陈桂棣夫妇后来的调查证明，整个安徽农民所承受的苛捐杂税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开街建集修路费、宅基规划费、房屋准建费；种子检疫费、畜禽防疫费、牲畜保槽费、架设电线费、统一灭鼠费；以及为派出所民警购置对讲机和摩托车、为司法人员添置服装费……
有的地方，仅乡镇学校就增收有赞助费、辅导费、试卷费、资料费、扫帚费；仅喂猪一项就有生猪税、屠宰税、增值税、所得税和城建税，许多村镇不管你养不养猪，一律要按人头征收猪头税。
调查还发现，有些乡镇仅结婚登记一事，就得征收十四项费用。除收取结婚证工本费外，还要征收介绍信费、婚姻公证费、婚前检查费、妇幼保健费、独生子女保证金、婚宴消费费、杀猪屠宰费、结婚绿化费、儿童乐园筹建费、计划生育保证金、晚育保证金、夫妻恩爱保证金（不恩爱就罚没）、金婚保证金（婚期不满50年罚没）等。
自从国家颁布了《环境保护法》，一些地方竟把农民烧锅做饭冒出的炊烟也视列入“污染环境”，振振有词地向各家各户征收“污染物排放费”。有敢说话的农民向上门的村干部讨说法的，不讨则已，一讨就又冒出一项“态度费”，真所谓“几十顶大盖帽管着一顶破草帽。”财政部部长助理刘长琨透露：“汉朝八千人养一个官员，唐朝三千人养一个官员，清朝一千人养一个官员，现在四十个人养一个公务员。”
被无数根吸管暴插着的农民正因迅速脱水而碳化，丁作明的悲壮献身因此而注定要载入史册，他死后的第二十六天，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就联合下发了《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紧急通知》；同年6月26日，国务院召开全国减轻农民负担会议；同年7月22日，“中办”和“国办”再次联合下发《关于涉及农民负担项目审核处理意见的通知》取消、修改、坚决纠正涉及“强制摊派”和“搭车收费”的项目122项。
然而，丁作明虽然为广大农民的减负而牺牲，身后事却异常萧条。
我们走进的丁家，应该是全村最破的一家，11年过去了，丁作明和祝多芳的婚房已经烂成了危屋而租给邻居做牛棚，屋顶有一个比脚盆还大的窟窿，地面是大滩的牛粪。
丁作明死后，老父和老母因悲伤过度相继患上了肺结核和脑血栓，后者已经瘫痪在床；两个女儿丁艳（16岁）丁卫（15岁）因贫辍学而外出打工，最小的孩子丁强两岁亡父，现在读初一还不知道能不能支持得下去。
祝多芳和儿子丁强蜷居在原先的柴屋里生活，屋内昏暗而且潮湿，到处是霉烂的气息，唯一的奢侈品就是一台没有天线的、当年丁作明留下的12寸黑白电视机。丁作明的亲弟弟丁超说，11年了，眼见得大家都渐渐好起来了，只有我们家和11年前一样贫穷。
好不容易盼来了记者，祝多芳长跪不起，撕心裂肺的哀号使我们手足无措，从她的“拌泪数叨”中，我们知道，当年阜阳中级法院所判的“刑事诉讼附带民事赔偿费”九千元，至今11年了，一分钱都没有兑现，丁超给我们看法院开具的收据，上面写明“1993年9月18日收到祝多芳‘实际执行费’五百元整，签收人马维新”，但是执行费收了不办事，五百元对祝多芳来说却是一笔“巨款”，是向村里做煤球生意的好心人丁作文借的，借了10年了。
因为反复上访、因为“诉讼如蛇”、因为给丁作明“大办”丧事、因为给两位老人治病、因为骨折治病动手术，祝多芳倒落下了大笔的债务。
有鉴于丁家一贫如洗的现状，乡里免去了她的农业税和农业税附加，同时还每年给她100元左右的补助金，村里则每年给她一袋面粉（50斤），“还得每年去讨，去求”她哭着说，“你不去求，不去吵决不会给你……”。
问题是对家里两个患病老人和3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来说，这些补助无疑是杯水车薪，“除了继续借债，我几次想走（改嫁），”她哭着说，“但是孩子们跪下抱着我的腿不放，俩老人也求我不要丢下他们，我怎么狠得了心！最重要的是作明和我感情好，我一走，还有谁来管他的事呢？！11年前，我才32岁，现在更甭谈了……”
村里的农民都说借了丁作明的光，他死后，各种“苛捐杂税”一下子少多了，“费改税”后，日子比以前更松了，但是因为壮劳力的丧失，当初为推动农村税费改革而献身的丁作明一家却仍然沉沦在贫困的冷雾里，农村从来就没有一种机制可以保证为公益活动牺牲的农民家属过上温饱的生活。
“老天！老天！你说好人有好报，这好报在哪里？！”淮北农妇祝多芳一声声地仰天俯地地叫着，围观的乡民越来越多。
“丁言乐回来了！”
丁作明的坟在村西碧绿的麦田里，在皖西通常很难得见到这样比较体面的坟，虽然是土坟，但是碑高2米5，大青石碑体的碑额上大书：名垂千古。碑前有青砖供桌，乡亲们年年上坟时都不忘给他上一柱清香。
丁作明因为反映农民负担过重而死，当年从县到乡村的涉案干部理所当然地要被撸掉了一批，谈起那些昏官酷吏的命运，农民们的眉宇间会流露出难得的痛快。
1993年7月2日，安徽省阜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在利辛县城公审了在“丁作明事件”中负有法律责任的六名罪犯。
那个将桑木棍舞得飞轮一样、对纪洪礼偶露的恻隐之心也痛加斥责的王进军被判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那个不许丁作明呼喊“反革命口号”的赵金喜被判无期徒刑；善使扁担的纪洪礼则被判有期徒刑十五年；而那个为“保证丁言乐医药费一步到位”而直接下令“修理”丁作明的“现场总指挥”彭志中却只判了有期徒刑十二年，“现场总调度”祝传济也只判了有期徒刑七年。
最蹊跷的是那个恶村长丁言乐，打死丁作明虽然不是他授意，却脱不了一定的因果干系，综观全程，种种缘由，缘由种种都是因他衔恨报复、制造事端、蒙骗上级、追索医药费而又拨乱其间所致，事发后又逃之夭夭，拒不配合取证，如此恶棍，法庭对他不置一词。而村支书董应福也“有福”的很，贪污了那么多的提留款，事后只卸去支书一职了事。
为严肃党纪、政纪，阜阳地委和行署分别做出了以下决定：给予利辛县县委书记戴文虎党内警告处分；副县长徐怀棠行政降职处分；纪王场乡党委书记李坤富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乡党委副书记、乡长康子昌留党察看、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处分；乡党委副书记任开才撤职处分。并要求全区人民群众更好地监督干部认真执行党的政策，责令各县(市)务必进一步采取措施，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11年过去了，他们的命运又如何呢？
曾谎报案由的县委书记戴文虎现在还是县人大主任，依然出有车食有鱼；乡长康子昌、副书记任开才虽然赋了闲，据说日子仍然很好过；村支书董应福去了南京经商，据说业绩还不错；但最惊人的消息则是外逃10年的丁言乐不但回来了，而且还和祝多芳“打了一架”，“赢了”祝多芳并把她送进了拘留所。
祝多芳一说起此事就又气得捶胸跺脚。
那是去年（2003年）麦收时节（10月中旬），她回忆说，丁言乐在乡干部的前呼后拥下大摇大摆地进村了，真所谓“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她一见他那挑衅的模样（像拳师一样向祝多芳招手，示意她放马过来）就忍不住冲了上去，但被乡干部架开。
从此，路营村的上空就又蒙上了阴影，几乎全村的乡亲都要向他讨个说法，但丁言乐就是能在乡干部的保护下，常常回来。
他说他要讨还被他荒抛的11亩地，祝多芳则要的是他的赔礼道歉。
冤家路窄，两家的地又偏偏连在一起。那天祝多芳又在田里遇到他，她回忆说，“他又向我招手说，‘你敢过来吗’？我一想起家破人亡，就要上去和他拼命……”
谁知道乡干部为他准备了摄象机，她说，我上去打了他一巴掌，抓破了他的脸，他狠很地揍我，把我脸打得至今还有伤疤，喏，你们看！全村人都看见了我的脸被他打得皮蛋一样，我毕竟是一个女的，右手伤残，又没带凶器，能把他怎么样？
但是事后的录象回放却只有我抓他的镜头，没有他打我的镜头，他的脸被抓破了，获得了“轻微伤”的鉴定，我因此被抓进去蹲15天拘留所，尽管我的脸被揍得鲜血淋林。
我气得绝食七天，他们就把我放回来，还警告我，再闹就判我刑，可以判我一到三年。
听了她的叙述，我们就去探视丁言乐。
水泥砖瓦结构的“丁言乐旧居”在丁作明家后面50米许，空无一人。我们说它“旧居”，是因为它早就被外逃的丁言乐遗弃了，当年丁作明一死，上千名愤怒的群众找丁言乐讨说法时，发现丁言乐早已全家逃走，便把他的门窗给扒了，11年过去了，五百平方米左右的水泥大房依然还很硬朗，联想到当时的路营行政村穷到有两个自然村的村民完全靠卖血所得上缴苛捐杂税，丁言乐的生活可是早已“小康水平“了。
丁言乐不在，许多乡民捏着拳头说，这个“黄世仁”要再回来就揍扁他。
调查发现，大约百分之九十的村民对丁言乐旧怨难释，道理很简单，他当年造成了那么多的后遗症，尤其把为大家减负的英雄给“害”了，却至今还不道个歉，农民不原谅他。
淮北的太阳仍然无力地悬挂在村西的树梢上，凌厉的北风中，我们去丁作明的坟头向他告别，想着他的生前逸事，想着他的身后凄凉，想着为他“守节不嫁”的祝多芳，想着他的“生死冤家”丁言乐……
历史往往经不起回头一看，在“三农问题”得到中央高度重视，得到全社会空前关注的今天，再回头看当年的那场“血战”，我们会发现丁言乐其实也是一个可怜的悲剧角色，一个旧有体制的殉葬品，并且因为“减负”和“反减负”而无形中和丁作明统属两个不同的阵营，有的事，他身不由己，有的事，他虽然不负刑事责任，却至少难逃行政责任追诉和公共道德秩序的严厉拷问。
丁作明生前身高1·73米，白净脸，好读书，关心时事，为人外柔内刚，好说笑，谦和而幽默，高中毕业考大学，距高考录取线只差2分，省里陪同我们的同志说，若在上海或北京，当可进入很好的大学。
他的坟，向着西南，向着县城、阜阳和海洋的方向，那是他临终的绝望，却是他现在的希望。
夜访纪王场乡
纪王场乡的来由已经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了，既脏又乱的街上，看不到一家正在营业的小饭馆，暮色中它显得相当破旧而且看不出有什么稍成气候的乡镇企业，但就是这样不起眼的小镇11年前发生的事却惊动了中央决策层领导、惊动了国务院、中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法制局、国家计委和国家农业部。
在纪王场乡采访的日子里，总觉得丁言乐10年后的“回来”似乎意味着什么，象征着什么。
为了了解不久前祝多芳和丁言乐的那场“纠纷”，我们首先走访了具体处理部门“纪王场乡派出所”。
指导员徐浩听了新民周刊的来意后，有点紧张，说，祝多芳和丁言乐的纠纷我们不清楚，我们就是执行乡政府的指令，把祝多芳拘留起来，因为经过司法鉴定，丁言乐的皮肤被抓破了，属于“轻微伤”，我们就可以拘人。
我们请教徐指导，祝多芳是个女性，右手残疾，又没有携带利器，请问是怎么把丁言乐搞成“轻微伤”的？而且祝多芳当场被丁言乐打得鼻青眼肿，脸上至今落下疤痕，见证人非常多，你们取过证吗？你亲眼见过祝多芳的伤痕吗？祝多芳脸上至今还有清晰疤痕，说明当时至少是“互殴”，为什么不同时把丁言乐也拘进去呢？这样处理是不是含有某种“历史的因素”？
徐浩说，我是2002年才来的派出所，历史和我无关，至于丁言乐当年的事嘛……
这时，一个姓孙（音）的“辅警”冒冒失失地进来接口就说：“噢，丁言乐当年没抓，是乡里保他的嘛，怎么会没有他的事？！要不（为什么）潜逃10年才回来？我当时就在派出所嘛，知道……”
话未竟，就赶紧缩回了话头。
徐指导打量了一下我们手中的袖珍录音棒，显然还比较礼貌地说，我刚来，对历史问题不了解，你们要了解（祝、丁）纠纷案的具体细节，还是希望先去县公安局，通过领导同意，才能让你们哟ゾ碜凇Ｖ劣冢ㄕ獬。┚婪椎穆枷笫窃趺椿厥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