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特色：富豪云集房地产业
最近，２００３年中国获利产业的两个排行榜问世，一个是“十大赢利行业”排行榜，另一个则是具有道德贬斥色彩的“暴利行业排行榜”（“２００３中国十大暴利行业，房地产中小学教育居前列”，《青年时讯》２００４年１月２日），列于两大排行榜上的行业有所不同，但房地产业却都高居榜首。
据房地产业内人士分析，全世界房地产业的利润一般都在５％左右，而中国房地产业的平均利润率则在１５％以上。而中国的大富豪栖身的行业亦异常集中在房地产领域。在中国福布斯２００２年度公布的１００名富豪中，竟然有４０多人涉足地产业。此后虽然不断有从事房地业的富豪身陷囹圄，但在福布斯《２００３年中国内地富豪榜》上，涉足房地产的还是高达３５名，与其他行业相比，房地产业的富豪之多，遥遥领先。仅此一端，足可证明中国房地产业“暴利”之说并非空穴来风。
中国的房地产业仿佛有点金术，在短短２０多年内，以超乎常规的速度催生了太多的亿万富翁。其中很多富翁都是从“一穷二白”状态起家，而且很多人有着和亿万身家极不相称的年纪。２００３年，从《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跌下来的刘晓庆、杨斌都曾从事过和房地产相关的行业，目前正在接受审查的上海富商周正毅、钱永伟、许培新也都是通过房地产业经营积累了巨额财富（“中国富豪一半是房地产商，很多是房地产贷款造就”，《世界经理人》，ＷＷＷ．ＩＣＸＯ．ＣＯＭ，２００３年６月２３日）。
与这一中国特色相映成趣的是：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中，５００富豪只有３０人左右是地产商。这就让人不由得产生疑问：中国房地产业何以能够维持如此高额利润？难道中国的房地产业真成了点金术？
二、房地产业缘何产生高额利润？
据多年来观察分析，房地产业的暴利主要来自于如下五条渠道：
第一，房地产商与政府官员勾结，使用各种“灰色手段”拿到土地。
中国自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以来，曾出现过三次大规模的“圈地运动”，而第三次“圈地”就发生在２０００年以后。根据笔者对中国近１５年来几度形成高潮的“房地产热”的观察，房地产业的暴富流程如下：制定圈地计划→贿买政府土地批租部门（国土局）→最低首付资金→取得可套取银行贷款的土地手续→利用承建单位资金开发→贿赂银行主管获得抵押贷款→基本完成收益周期。其中第一个重要环节就是与政府官员合作。
２０００年以来中国进入“城镇化（即城市化）高潮时期，许多地方政府往往把城市化当作大生意，与一些“社会能人”和利益集团进行权钱交易。这些“社会能人”凭借其参与城市建设这一机会，成为富商巨贾，少数人还能够继续赁借其财富优势，控制当地的城市规划，让地方政府为其服务，形成“地方政府傍大款”的局面，而官员们的私家住宅也往往由“能人”选择好地资助建造。这样一来，“能人”与政府官员结成了紧密的“利益共同体”，所作所为受到保护，成为地方的“老大”。城市垄断经营的公共部门，建造基本的道路、水管和供电设施，地方政府反而要求当地居民出资（“城市化陷阱：警惕地方政府傍大款”，房地产商既然能够成为巨富，帮助房地产商成为巨富的地方官员当然也肥得流油，据房地产业内人士透露，仅仅用于批地一项的贿赂（交易）成本就高达地价的３０％左右，这点在房地产业内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据国土资源部不完全统计，２００３年全国共查处包括历年遗漏案件在内的土地违法案件１６．８万起，７３８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１３４人追究刑责（即坐牢，“土地审计风暴，２０４６个开发区卷入，近千人受牵连”，《北京娱乐信报》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２４日）。按照这次公布的“反腐”政绩推算，每一起土地违法事件就算只有一位责任人，也该有１６．８万人，如此多的依靠土地获利者，却只有不到１％的违法者需要承担“刑事责任”，说明腐败获益的违法成本相当低微。官员们只要付出如此低的“违法成本”，就可以获得相当高的腐败收益，这种情况下，由中央政府发动几年一度的“大清查”，于惩治贪腐自然毫无阻吓作用。
第二，掠夺城市拆迁户的利益。
据《房地产导刊》披露，开发商绕过国家规定，拿到土地的渠道多达１０个，其中就包括城市中的“危房改造”土地。房地产开发商在付出“灰色”的高额“交易成本”后，为了保持利润，只能“从羊身上拔毛”，其拔毛的方式之一就是想方设法降低拆迁成本。而各地的拆迁户分散无助，加上各地主管拆迁的政府官员都是拆迁的隐蔽受益者，自然毫无例外地为房地产开发商撑腰。于是中国近十年来，城市拆迁户们在暴力拆迁过程中，纷纷失去安身之所。据中国国家建设部统计，２００２年１至８月份受理来信共４８２０件次，其中，涉及拆迁问题的占２８％。上访１７３０批次，其中反映拆迁问题的占７０％；在集体上访的１２３批次中，拆迁问题占８３．７％（“拆迁十年悲喜剧”，《南方周末》２００３年９月４日）。可惜的是，拆迁引发的公平和稳定的问题，并未引起中共最高当局重视，处于放任状态，以至后来房地产商在拆迁过程中，收买黑恶势力介入拆迁，发生许多恶性事件，如辽宁省拆迁户骼膊被砍断等类似事件不断发生。在拆迁户与房地产开发商之间，因抗拒暴力拆迁引发的冲突越来越多，最著名的是２００３年８月南京拆迁户翁彪被迫自焚事件。
２００３年一年内，在中共统治中心北京天安门广场先后发生了十余起自焚事件，其中几位自焚者就是因征地拆迁导致家破人亡的苦主。面对中国百姓这种悲惨的最后反抗，中国政府不但不秉公调查案件背后的冤情，反而将自焚者作为危害社会治安者加以拘禁，并将为拆迁户打官司的律师郑恩宠以“泄露国家机密罪”投入监狱。所有这一切，彻底表明中共统治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威权政治。
各城市的拆迁工程早就已经成了官商勾结、无耻掠夺拆迁户私有财产的丑恶戏剧。在２００３年８月２２日南京邓府巷拆迁户集体自焚事件发生后，江苏省省委书记李源潮也不得不承认：“城市房屋拆迁和农村土地征用，现在已经成为‘沙滩流水不到头’的两大问题”（“一个城市拆迁的标本审读”，《南方周末》２００３年９月４日；《新民周刊》２００３年８月３１日）。所谓“沙滩流水不到头”，指的是政府虽然规定要给拆迁户补偿，但用于补偿的金钱在各个环节都被贪官污吏们拿走了，最终拆迁户得不到合理的补偿。从各地城市拆迁户的惨烈反抗来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房地产商腰包里哗哗作响的金钱，凝结着无数城市拆迁户的血泪。
第三、掠夺农民赖以安身立命的土地。
中国２０多年前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即“家庭承包责任制”只是让农民拥有土地使用权，并没有允许农民拥有土地所有权，这种制度上的缺陷最后导致县、乡、村三级政权的官吏们成了土地的真正主人。从上个世纪９０年代开始，中国农民土地被低价征用的悲剧不断在中国上演，就在今年一月，《南方周末》还登载了一篇题为 “别夺走我的麦田”一文，记述了山东齐河县农民失去土地的悲惨遭遇（《南方周末》２００４年１月８日）。
中国农民贫困的根源之一在于土地权利的贫困，只有土地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的农村土地最后成了县、乡、村三级干部肆意掠夺的对象。浙江师范大学王景新教授在冀、鲁、鄂、桂、浙、滇等１１省１３４个县作了抽样调查，发现拥有土地的农业人口只占总人口的８４．５％。据此推算，全国至少有１３．７％的农民无地。据国土资源部统计，１９８７至２００１依法审批的征用土地数，加上违法占地约为４０７４－４４２０万亩，按人均０．８亩计算，失地农民总数约在５０９３－５５２５万。这些失地农民的血泪故事，只有少数能够见诸于媒体，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之穷，就在于私权不明确以及政府的高度腐败。在中共威权统治下，中国公民与政府之间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博奕机制。
第四、大量偷漏税。
据报道，九成房地产企业严重偷漏税。２００３年，南京市地税局稽查分局耗费半年时间，对２００２年度纳税额较大的８８户房地产业企业进行了税收专项检查，竟然发现８７户有偷漏税问题，涉税金额高达５０３１．６６万元。据报，这种现象在中国相当普遍，多数赢利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向税务机关申报的是“微利”或者“亏损”。不过税收是抽象的“国家利益”，在房地产商那里获取了利益的官员们对此睁只眼闭只眼，并不积极追查（“２００３年中国房地产还差最后一个排行榜”，信息时代网站２００４年１月１５日）。
第五、榨取购房者。
房地业的“黑”一直是中国消费者设诉的一个主要问题，不少欺诈都发生于房地产预售中。
房屋质量往往低于销售时的承诺，收取的各种附加费用更是多于牛毛，还有少数开发商连地价都未交清，导致购房者拿不到房地产证。针对消费者投诉，中国声称要在２００４年开始“中国房地产揭黑维权行动”（“２００４年中国房地产揭黑维权行动”，搜房网站，２００４年１月２９日）。
这种榨取激化了社会矛盾。据统计，２００３年前１０月，全国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为每平方米２４７０元，在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城市的房价则高达每平方米６０００多元以上。而２００２年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约７０００多元。以一家三口计算，全国城市家庭的年收入和城市平均房价比在１：１２左右。再考虑到目前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拉大这一因素，可知一般城市居民购房相当困难。房地商的不诚实欺榨，导致无力购房的贫民怨气积结。
三、房地商的巨额投资从何而来？
最后还必须回答一个问题：中国富商在进入房地产业前，大都是没有多少钱的“丑小鸭”，通过投资房地产业，他们才成为万人瞩目的“天鹅”。那么他们投资于房地产的巨额金钱由何而来？答案只有一个，中国国有银行的信贷资金是他们开发房地产的资金来源。
中国的房地产企业在开发之初，普遍都面临自有资金不足的困境，必须从中国国有银行“借鸡生蛋”，从开发资金到建筑企业垫付的工程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