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本想靠23条立法一劳永逸，但去年的七一大游行，导致23条被搁置。之后，港人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一直持续，为了2007年实行特首普选、2008年全面直选立法局议员，加之台湾大选前夕“公投”问题的发酵，使北京政权既紧张又无奈。紧张的是，香港民主派的势头正健，区议会选举中的民主派获胜就是明证，如果任其扩张，很可能导致将来的港府不再对北京“惟命是从”。无奈的是，囿于政制的差异和“一国两制”的承诺，加之国际社会的压力，北京还不敢对香港的要求政改的强大民意和民主派动粗。
于是，北京只能基于现行制度架构，玩弄一实一虚的双管齐下：
实的是牢牢握住最终决策权：在政制改革上，北京利用主权原则，一再强调“一国”优于“两制”，中央政府的管辖权优于港人自治权。最近北京又通过各种途径高调宣示：香港政制改革的最终决策权，在北京而不在港府港人。
虚的是高唱爱国主义：北京拿出惯用的偷换概念、转移视线的手法，把政制之争偷换爱国与不爱国之争，打出模糊而蛮横的爱国主义旗帜，强调“一国”是“两制”的绝对前提，“爱国者”治港不容商量。
“一国两制”来自邓小平，邓当然就是解释“一国两制”的权威。要求推动政改的港人在解释邓的香港政策时，着重强调“两制”：能否在政制选择上尊重多数港人的意愿，乃是考验“两制”能否落到实处的关键。民主派全力推动政治民主化，就是希望以港人治港的实绩来落实“两制。”
然而，仍然独裁的北京害怕政制改革，对台湾的政治民主化无计可施，但对香港政改却不遗余力地打压。为了回应香港民主派对“两制”的强调，也只能凸出北京对“一国”的强调。所以，在现政权的爱国说辞缺乏权威性的情况下，再次抬出邓的亡灵，重新发表邓关于“爱国者”治港的讲话，并对何谓“爱国者”作出了单方面的解释：一切听命于北京的港人就是爱国者，也就具有治港的资格和权力；而所有在政制改革问题上与北京有分歧的港人被污蔑为不爱国者，也就不具有治港的资格和权力。
邓小平已经死了7年，江泽民之后的胡温体制也已经掌权一年，然而，对中共政权来说，只要其政制不变，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代政治强人的遗产，仍然具有道统的实用价值。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被邓小平废了，但毛钦定的独裁传统仍然强大。邓小平生前，不仅在权力交接的人事安排上，可以废除他亲自选定的接班人胡耀邦和赵紫阳，钦定第三代江泽民和第四代胡锦涛，而且在治国指导思想上，可以把“邓小平理论”自我钦定为“一百年不动摇”的道统。
现在，在政制改革的问题上，当港人的主流民意及民主派与北京及傀儡港府之间的冲突表面化之后，现政权又祭出邓的亡灵，为治理香港钦定大政方针：爱国者才有治港的资格和权力，爱国者的标准就是对北京俯首帖耳。香港的爱国富豪又在傀儡标准之外，将邓的标准金钱化：爱国与港人的民主权利和做人尊严无关，而只关乎港人在大陆的投资，谁在大陆投钱多，谁就最爱国。
独裁者所钦定的爱国标准，在坟墓的腐朽之外，又被铜臭污染。
2004年2月26日于北京家中
（大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