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原以为自己很聪明、很客观，直到经历这些故事之后，才发觉许多事，只有亲身参与的人，方能了解。那是人性最微妙的一种感觉，很难用世俗的标准来判断。
当我在圣若望大学教书的时候，有一位同事，家里已经有个蒙古症的弟弟，但是当他太太怀孕之后，居然没作羊水穿刺，又生下个“蒙古儿”。消息传出，大家都说他笨，明知蒙古症有遗传的可能，还那么大意。
我也曾在文章里写到这件事，讽刺他的愚蠢。
直到有一天，他对我说：“其实我太太去作了穿刺，也化验出了蒙古症，我们决定堕胎。
但是就在约好堕胎的那天上午，我母亲带我弟弟一起来。
我那蒙古症的弟弟，以为我太太得了什么重病，先拉着我太太的手，一直说保重！保重！又过来，扑在我身上，把我紧紧抱住，说‘哥哥，上帝会保佑你们。’
他们走后，我跟太太默默地坐了好久。不错！我是曾经怨父母为什么生个蒙古儿，多花好多时间在他身上。但是，我也发觉，他毕竟是我的弟弟，他那么爱我，而且毫不掩饰地表现出来。
我和我太太想，如果肚子里的是个像我弟弟那么真实的孩子，我们能因为他比较笨，就把他杀掉吗？
他也是个生命、他也是上帝的赐予啊！所以，我们打电话给医生，说我们不去了……”
二十多年前，我作电视记者的时候，有一次要去韩国采访亚洲影展。
当时出国的手续很难办，不但要各种证件，而且得请公司的人事和安全单位出函。 我好不容易备妥了各项文件，送去给电影协会代办的一位先生。可是才回公司，就接到电话，说我少了一份东西。
“我刚刚才放在一个信封里交给您啊！”我说。
“没有！我没看到！”对方斩钉截铁地回答。
我立刻冲去了西门町的影协办公室，当面告诉他，我确实自己细细点过，再装在牛皮纸信封里交给了他。
他举起我的信封，抖了抖，说：“没有！”
“我人格担保，我装了！”我大声说。
“我也人格担保，我没收到！”他也大声吼回来。
“你找找看，一定掉在了什么地方！”我吼得更大声。
“我早找了，我没那么糊涂，你一定没给我。”他也吼得更响。
眼看采访在即，我气呼呼地赶回公司，又去一关、一关，“求爷爷、告奶奶”地办那份文件。
就在办的时候，突然接到中影“那个人”的电话。
“对不起！刘先生，是我不对，不小心夹在别人的文件里了，我真不是人、真不是人、真不是人……”我怔住了。忘记是怎么挂上那个电话的。
我今天也忘记了那个人的长相。但不知为什么，我总忘不了“他”，明明是他错，我却觉得他很伟大，他明明可以为保全自己的面子，把发现的东西灭迹。但是，他没这么做，他来认错。 我佩服他，觉得他是一位勇者。
许多年前，我应美国水墨画协会的邀请，担任当年国际水墨画展的全权主审。所谓“全权主审”，是整个画展只由我一个人评审，入选不入选，得奖不得奖，全凭我一句话。
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尊重主审，一方面是避免许多评审“品味”相左，最后反而是“中间地带”的作品得奖。不如每届展览请一位不同风格的主审，使各种风格的作品，总有获得青睐的机会。
那天评审，我准备了一些小贴纸，先为自己“属意”的作品贴上，再斟酌着删除。 评审完毕，主办单位请我吃饭，再由原来接我的女士送我回家。晚上，她一边开车，一面笑着问： “对不起！刘教授，不知能不能问一个问题。没有任何意思，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那幅有红色岩石和一群小鸟的画，您先贴了标签，后来又拿掉了呢？” “那张画确实不错，只是我觉得笔触硬了一点，名额有限，只好……”我说， 又笑笑： “你认识这位画家吗？”
“认识！”她说：“是我！” 不知为什么，我的脸一下子红了。
她是水墨画协会的负责人之一，而且从头到尾跟着我，她只要事先给我一点点暗示，说那是她的画，我即使再客观，都可能受到影响，起码，最后落选的不会是她。一直到今天，十年了，我都忘不了她。虽然我一点都没错，却觉得欠了她。
三个故事说完了。从世俗的角度，那教授是笨蛋、那影协的先生是混蛋、那水墨画协会的女士是蠢蛋。但是，在我心中，他们都是最真实的人。在这个平凡的世界，我们需要的，不见得是英雄、伟人，而是这种真真切切、实实在在，可以不忠于世俗，却无负自己良心的人。
每次在我评断一件事或一个人之前，都会想到这三个故事，他们教了我许多，他们教我用“眼”看，也用“心”看。当我看到心灵最微妙的地方，常会有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读者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