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诗坛日益疲软的今天，特别是近十年来各路诗人们都纷纷走上招安纳叛之路的时候，在“个人化”和“日常化”还尚未寿终正寝并在垂死挣扎的时候，郑贻春却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另类写作之路上坚定而勇敢地举起后现代解构之刃，并把锋芒直截捅向政治中心权力话语，其来势凶猛异常，而且一刃即出再不可收矣，一跃而为我们中国的本土化后现代前卫写作寻找到新的突破点。
这是创造的风景，也是诗人给时代的血流，并使自己流血，因为这是必须付出代价的写作，其写作之刃已无把柄可言，但他哪怕代价而估而牺牲自己也在所不辞了。其实郑贻春在诗坛圈子里还鲜为人知，但他早在十年前就开始写诗－－属于自娱自乐那伙。他主要精力用于研究政治、历史、哲学等，他是一个卓有成就的博学多才的文化学者。他与我是在几年前的另一条战线上开始相识并成为知心朋友的，仅前年以来他开始接触我的后现代的先锋诗歌，从此他从传统诗学直截转入了后现代，其不到两年就异常勤奋地写出了如许锋芒犀利的这本具有后现代解构之刃之称的《洗脑时代》。这是怎样的变革与韧的战斗，怎样的解构主义自我革命与流血呢，又是怎样切入时代而命名的“洗脑时代”呢！不言而喻，他是一个笔力非凡、头脑飞快、既有天赋又有怪才的从传统转入后现代先锋写作的新崛起诗人（这可能是来自于他的厚积薄发），他几乎在诗坛还没有注意他的情况下，他真的就是一匹诗坛黑马而突兀闯荡过来，如此他将会震惊四方宝座的。因为他的文本确实是是值得我们当代先锋诗坛好好研究的，特别是他的写作材料厚实而独特，是一般没生活底蕴和丰厚历史知识的诗人所不能独到娴熟写出来的。在后现代解构写作方面，许多人不是经受了十多年的苦苦探索，但却离现代的主旨锋芒即反政治中心权力话语相去甚远吗？因为他们都是逃避意识形态写作，所以，往往导致写作的失败。贻春不仅是因为他咬定泰山不放松，重要的是他具有超前的新思维。他的这种写作必将为我们后现代解构写作留下新的坐标点。后现代解构写作的主旨在中国本土是一直不到位的。也就是说，许多搞后现代解构主义的，几乎都避开了后现代主义的主旨锋芒即解构政治中心权力话语，而却一再写作解构日常生活，从而在写作中就大大地逃离了现实、规避了社会重大问题的干预、逃避了政治、避开了揭露生活的阴暗面、放弃了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与审丑写作，因而脱离了人民和时代与责任，也背叛了真正的自我。殊不知，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几乎是在刚开始改革开放的同时被广泛引起来的，可我们的国情开始大面积的容纳了西方已是昨日黄花的现代主义，而把他们方兴未艾的后现代主义挤兑在一旁。这其实是害怕运用后现代的解构之刃来对中国的政治中心权力话语展开平面化的解构与批判。这一是当政文化政策的加紧的文化围剿、二是中国所谓先锋诗人们有意避开了后现代的主旨锋芒即解构政治中心权力话语的这一写作险境所致，以致于把后现代在90年代改头换面地搞成了能够向官方投降与妥协的所谓后现代日常主义。还有人认为中国不是后工业社会便不应该有后现代，这是极为荒谬的托词。了解西方后现代主义的人都知道，西方学术上的现代是早早提前于西方的经济上的后现代的，况且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其先导的工业化程度已不亚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尖端水平，虽然我国还是一个准工业国。特别是我们的真实国情在文化上急需后现代的解构之刃。因为我们还处在文革后遗症的“冼脑时代”，经济上的腾飞和文化上的落后、经济领域的开放和政治上的不民主等，这就造成了落后的文化已经完全阻碍先进的生产力的发展，专制极权的上层建筑已经严重不适应经济基础的日益变革的需要－－旨在这样的一种即在事实上，因此我们后现代解构平面化的文化革命就势在必行，其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许多知识分子还不太明白这个时代的特征。这个时代是放纵屁股摇动而无时无刻不在固定洗脑的时代；这个时代是用屁股代替大脑思索的奸淫乱伦的时代；这个时代是前所未有的用金钱满足下半身欲望之火而专门截肢上半身思想自由的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时代。这个时代虽然在纵向可比之文革时代不知要开放多少倍了，但在横向可比上比之浩浩荡荡的世界主潮就只能是最落后的专制极权体系并显得异常黑暗了。西方的后现代解构主义正发端于西方知识分子想用他们所掌握的话语权力来解构、批判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一元政治中心权力话语，从而带领西方社会从文化语言始到经济政治止的全方位走向巩固的自由与民主新秩序。我们的社会要想真正取得实质性的进步、要想真正加入世界经济政治的先进主流，如果不想旨在全新文化上的多元开放、革命或者启蒙，一切社会的各种真正变革与进步是断不可能有实质意义的。郑贻春显然明确这一点，他声嘶力竭、不遗余力地进行后现代解构主义的诗歌写作，他全身心投入到中国大陆最大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解构主义流派空房子主义诗歌流派的写作活动与造势，就是为了向这个腐败社会举起解构主义之刃，从而在形式与内容上对在场的一元文化霸权主义和腐败透顶的极权意识形态展开长期的、平面化的韧的战斗。
为之真正的后现代解构主义诗歌写作，为之真正使后现代新世纪得以本土文化的发展与落实，我们不仅需要在本土上有一大批像贻春这样的前卫写作诗人们的写作实验，而且我们更需要相当一大批像贻春具备政治和艺术觉悟的新崛起先锋诗人们的前赴后继地把旨在解构政治中心权力话语的写作发展起来、继承下去。同时，我们必须明确的是，后现代主义写作对于现代主义写作的反拔与纠正要点是：在继续承和发扬现代主义的一切优良传统基础上，重要的是反拔现代主义脱离现实的倾向，纠正现代主义逃避政治的投降主义写作路线，重新确立艺术参与现实、介入时代、干预社会的新人文主义方向，由此对中国的政治体制现实语境来说，就是参与现实平面的以政治话语为主导平面的一切当下活语场境，介入时代风潮的由此必须深挖的深层文化劣根，干预社会时政，即必须彻底批判和解构以政治中心权力话语为代表的一切一元霸权主义文化话语，使之通过我们的努力，破坏中心权力话语语言基础，进而达到建设多元、自由、民主和开放的社会正在逐步完善与实践着的本土化的后现代解构主义诗歌写作之路。
贻春结集在这本诗集中的具有后现代解构主义倾向的诗总共有63首。这63首诗几乎篇篇都有新的形式、新的内容和厚实的独特角度与新思维。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其中不乏在当代先锋诗界可以令人震动也会以此传世的经典之作，如《殡仪馆》、《画家说历史》、《塑料盆》、《给大脑装蕊片》、《洗脑时代》等。它们都在艺术形式和表现内容上达到了先锋诗歌创造的高度，而且在后现代解构之刃上，其锋利程度还很少有人与之相比。即使是他的每一首诗拿出来与当代的后现代写作进行单例的话，也是独具特色而难以鱼目混珠的。他以在场的形而下学解构在场的形而上学，使之多元的形而上学非在；他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参加对平面的和非平面的一切现实与历史的政治中心权力话语进行彻底地解构，从而不仅摧毁了深层解构的一元霸权主义文化，也打垮了不可一世的平面结构的政治中心权力话语、为文化多元化打开了自由之门，也为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力夺回了有效的（艺术）发言权；他动用审丑写作进行语言耍戏，采取暗合、隐喻、象征、抠像、腾挪、寓意、反讽、切换、拼贴、影像等多种后现代写作方法，对语言材料进行了一反常态的逆向思维处理，使语言在意外的自主发展中创造了写作者不能完成的奇迹，从而对“洗脑时代”进行了全方面的解剖、反叛和砸烂，给这个时代意识形态化和政治中心权力话语以前所未有的重撞、批判、解构与消解。无论是他的“横手一扫”所透耀的知识分子写作的绝不向恶势力妥协、绝不向专制权势投降的真正先锋诗人精神，还是他的错位写作的把最高意识形态活动场所比喻成“殡仪馆”的象征意义；无论戏拟地对“画家说历史”的伪造历史的系谱性批判，还是对“文革”后遗症的当代极左思潮的反思与反击；无论是他的以“塑料盆“象征的整体人民的苦难命运悲剧，还是对“冼脑时代”的反洗与冲刷，抑或是对围绕一个中心转的“蕊片”的反切换与反意识形态化的一系列的写作，这些都必将成为当代后现代解构写作的本土化实验新成果，也是这个时代的良心发现、精神财富和正义象征，是洗脑时代的后现代解构之刃！
诗人在改造自己的同时，也正在改造这个社会；在写作和批判自我的同时，也正在写作一个重筑的新时代和一个被批判而将走向多元化的意识形态的新文化。我一贯自我标榜的后现代写作原则“破坏即建设”的解构诗学策略的口号，在这里得到了响亮的回应。我为此感谢诗的快慰和某种志同道合的艺术欣喜。我唯一感到贻春写作尚嫌不足的是，他还没有彻底地摆脱理性和在场抒情化的旧有圭臬的束缚，也就是说他的诗还没完全做到“不讲道理”，传统的浪漫主义窠臼还在束缚着他的手脚，而且比拟形式也显得平铺直叙和单调了一些，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的诗写向着更加艺术的方向迅速发展。但好在他的诗已具有的大气而掩盖了不利因素的突显，并且他已注意了这些，而且我完全相信他的继续造山运动的能力。
洗脑时代的后现代解构之刃，已经在文化腐败的诗坛上切开了鲜红的伤口，并已果决准确地切开了被洗脑的时代，从而无论流出的毒血还是我们自己的鲜血，都将是为之必要付出的代价。我们为此行动起来，把中国本土化的后现代解构主义写作在这种刃上不惜流血牺牲地推进到底！
2002年5月25日 盘锦终极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