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不寐：吊新战场文

－－（唐）李华《吊古战场文》

（按：2004年2月12日《亚洲周刊》在学者评论栏目中发表了本文的部分内容。此处刊发的是全文。）

本周末中国大陆倍受瞩目的灾难性事件首先是发生在“首善之区”北京的“密云惨案”。综合新华网和中新网等官方网状站的消息，这一悲剧大致是这样发生的： 2004年2月5日晚间，在北京密云县“第二届迎春灯展”的第六天，因一观灯游人在公园桥上跌倒，引起身后游人拥挤，造成踩死挤伤游人特大恶性事故，37 人死亡，24人受伤。目击人说，死者多为妇女和孩子。

事故发生后，北京市长王岐山发表电视讲话，“对灯会罹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在这篇官方讲话中，他重点强调了“市委、市政府按照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批示和温家宝总理的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商讨进行救治”等“传统政治项目”，并重复强调了 “吸取教训，举一反三”等老生常谈。与此同时，官方报道仍然沿用了“事故处理指挥部成立 死者家属情绪稳定”这样的“稳定高于一切”的新闻报道习惯。

不过，官方网站关于“密云惨案”的报道本次还是有所突破。惨案发生第二天，中新社二月六日发表的一篇通讯称：“在密云元宵节惨剧现场，民众震惊而又不解”。文章说，有民众认为这次劫难原因是疏于管理。2月8日中新社的一篇“述评”题目是：“北京密云灯会惨剧究竟谁之过？”这篇文章说：当地居民反映，去年的灯会规模比今年还要大，但是由于组织者派出大批人力维持秩序，禁止游人上桥，整个灯会没有发生任何意外。而今年灯会，这座桥没人把守，也没人疏导。不过文章也分析说：“游人自身安全意识的薄弱也是导致悲剧发生的原因之一”。另外的官民争论是关于关于医院是否“耽搁救治病人”的问题的，2月7日中新社的一篇报道说：北京官方否认密云灯展踩踏事故医院耽搁救治病人，否认海外媒体关于医院存在先交钱后救人的情况。

到目前为止，网络还没有对这场悲剧做出强烈的反应。这种沉默在一定意义上跟“司空见惯”这种精神状态有关－－屡次经受象“洛阳大火”、“重庆井喷”这类惨案的民族，就会存这样一种“灾民理性”或“灾民习惯”。显然，诸如此类悲剧发生的原因首先应该追溯到官方对生命权利的“习惯性漠视”－－多年来，此类悲剧反复出现说明，有关当局并没有真正 “吸取教训，举一反三”。但密云惨案暴露出来的问题比这一结论要复杂得多。事实上在中国社会缺乏生命意识和对他者的尊重具有普遍性。聚会组织者－－就象以往各种灾难事故中的投资人或管理者一样－－也同样缺乏“安全意识”。而更深刻的问题是：公众本身也缺乏应对灾变的素质。显然，这应该使人联想到：长期以来政治落后、特别是家长式管制导致了中国公民自治素质（主要是自我组织和管理能力）的底下。我们可以把这场悲剧和纽约“911惨案”中美国民众的反应联系起来，在这种对比中，人们将看到政治管制消灭了民间社会所带来的深刻的文明危机。人们也不难想象，如果遭遇更大的混乱事件，在中国“籍死无数”的悲剧是非常可能发生的。“死者多为妇女和孩子”，这一情况也说明了“大国寡民”之下国人道德素质之一斑。在中国大陆，违反“排队文明”的“争先恐后”现象在各种领域都广泛存在。但是，社会上反“规则文明”的现象显然受到了政府部门反“规则文明”现象的鼓励。在任何社会，政府行为对社会道德状况起着至关重要的示范作用。矫正这种状况的基本前提是：在公共领域开放言论批评。但似乎北京还不打算从上述悲剧中推演出这种政治常识。值得一提的是，在惨案刚刚发生后的第二天，有网友在网络上发布了“公安局通知暂时关闭自由评论（一民间网站）”（ [流觞曲水] 于 2004-2-7 17:10:24 加贴在思想评论）的消息。这条消息说：服务商证实是上海方面公安局通知关闭的。看来，有关当局对于公民自治权和言论权的控制并没有因为各类惨案而稍加收敛。一种悲观前景也将因“人口过剩”问题的愈演愈烈而被加强：缺乏自治能力的民众具有进入“原始的拥挤式惨案”的更多可能性。

“密云惨案”并非本周末唯一生命悲剧。2月5日，就在北京彩虹桥成为断魂桥的同一天，山西灵石县王禹乡回祖村一座废弃矿井发生一起伤亡事件，至五日夜晚八时，救护人员在井下先后发现十七具尸体，在井下其余的十一人下落不明。（中新社太原二月六日电）到2月7日，山西灵石矿难找到21具尸体，“其他失踪人员和事故调查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 （中新社太原二月七日电）也是2月5日这一天，青海发生一起特大交通事故造成9人死亡17人受伤(新华网）。同日，新华网的一篇报道说：英国内政部6日证实，5日晚被困在英格兰西北部莫克姆湾海滩的约30名亚裔捡拾贝类者中，目前已有19人死亡，其中包括两名妇女。失踪人数不详。警方称都是中国人。第二天 (2月6日)，“湖北武汉市自建私房倒塌，造成3人死亡14人受伤”（2004年02月07日01:06 人民网）。2月6日，“湖北五峰发生特大交通事故 造成8人死亡4人受伤”（2004年02月07日09:09 荆楚在线-楚天都市报）……

这不是一个特殊的周末，它是中国“普普通通的周末”。而由于春节期间一些煤矿等企业放假，还可能降低了灾难事故发生的频率。那么问题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呢？我在去年的一篇文章中谈到：中国平均每月因“生产不安全”至少死亡1万人。这意味着什么呢？如果说“911”惨案遇难者总数是2752人（2003年10 月29日《联合早报》），那么中国每月就发生4次“911”惨案。如果“南京大屠杀”30万“同胞”被杀害，那么在今天的和平岁月，甚至还不包括政治迫害在内，中国人“平平常常”地就可以两年多完成一次同等规模的“自我屠杀”……（相关数据来自中新社公布的国家安监局报告）。去年《联合晚报》（2003- 12-26）上的一篇文章也谈到：中国仅煤矿爆炸等意外，以往每年就导致近万人死亡，死亡人数仍远超世界其他产煤国家的总和。文章还说：中国2000年平均每生产100万吨煤就有5.68人死亡，死亡率是美国的145倍，是印度的13倍。

我在本周另一家海外的新闻周刊上刚刚发表过一篇题为《贫困、发展和死亡》的短文，在介绍春节期间触目惊心的“非正常死亡”事件（主要是交通事故、火灾和生产事故）之后，我谈到在中国“态度和制度” （Gunnar Myrdal，1968）对发展的约束正频繁而深刻地表现为愈演愈烈的死亡威胁。在中国，社会转型不仅没有和自由权的扩展保持相同的方向，而且表现为“发展”对生命权日益严重的侵犯。生产事故和交通事故形成的生命悲剧，集中代表了中国人的生活态度、落后的制度面对市场化扩张的力不从心。它说明，贫困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可能被转化为发展和死亡之间的关系－－丧失权利和工作机会的人们必须在贫困和死亡之间寻找新的均衡模式。撇开生产事故不谈，频繁的交通事故也表明：“速度的跃进”对“牛耕社会”的居民，特别是对于自由权被剥夺因而缺乏自治应对方案的的农民来说，可能代表着一场没完没了的死亡风险。但是，虽然“态度”（居民素质）在相关悲剧中也发挥了作用，但“态度”和“制度”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中国语境下的关系，必须得到重视。仅仅把生命悲剧的发生归因于“GDP中心主义”这种经济观念是不够的，事实上“GDP中心主义”与“权力中心主义”存在相关性，或者说死亡事件存在制度性的背景。

当然，“中国多省爆发禽流感疫情”这一消息为这个“黑色的周末”增加了新的重量。2月8日《联合早报》上的一篇报道说：禽流感已在亚洲境内导致18人死亡。目前在中国31省中，已13省出现确认或疑似禽流感案例。在这之前，关于中国“并未从SARS事件中吸取教训”的批评偶见国际报端（比如，2月9日《亚洲时报》上刊发的“汕头严禁谈去年‘鸡瘟’”一文令人触目惊心）。本周末另外一则黑色新闻是“莫斯科地铁爆炸恐怖事件”，在这一“自杀式袭击”中至少有40 人丧生。中国媒体突出了世界舆论对莫斯科惨案的关注与谴责，不过引人深思的是：仅仅在本周末中国式“恐怖事件”中，死难者人数至少为104人，是莫斯科惨案死难人数的两倍半，然而舆论界似乎对这种悲剧缺乏同样的新闻热情和政治关怀。因此，“黑色的周末”肯定不会是“最后的周末”。就象悲剧一直那样发生的一样，同类悲剧将反复上演。为了“妇女和孩子”，也为了捍卫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尊严，对这种骇人听闻却充耳不闻的悲剧进行反省是极端必要的。

2004年2月8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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