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总觉得缺了点什么。
难道不是这样吗？国旗依然高高飘扬，即便在死难者家乡；影视节目依然载歌载舞，即便在死难者家乡；看不到花圈，听不到哀乐。人们似乎波澜不惊，安之若素。诚然，有善后安排，但程序化的、技术化的善后安排，就能寄托全部的哀痛？
不过，我并不意外。生命的悲剧在中国本来就是寻常之事。就象战争年代，主要是靠人海战术取得胜利一样；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靠的也是人海战术。制造业的崛起，建筑业的繁荣，大小煤矿的兴旺，莫不以无数农民工的前仆后继为代价。我们实在没有什么资源可拼，我们拼的是血，我们拼的是泪，我们拼的是无数农民工鲜活的生命。
也就因此，我们似乎习惯了灾难，习惯了死亡。
不能不承认，普及生命至尊，在中国是一个极其艰巨的过程。
抽象地谈论生命至尊，大多是欣欣然。但涉及具体现实，就另有一种景象。现实中，我们常常被告知：中国主要问题就是人口密度过大，土地承载量过高，这些概括不过是人口过剩的委婉表述而已。人口既然过剩，那么生命当然就往往是包袱、是麻烦了。生命至尊便由此大大地打了一个折扣。
人口过剩，但不会所有的人都过剩；生命往往是包袱、是麻烦，但不会所有的生命都是包袱、是麻烦。毕竟如画江山，都为着万物之灵的人准备的。那么谁是天之骄子可以享受大好江山，谁是包袱、是麻烦，就只好以力裁决了。由此必然演绎出生命与生命之间的紧张关系，挤压关系，排斥关系；演绎出生命的畸贵畸贱、畸轻畸重。一部分生命的显赫必须以另一部分生命的沦亡为前提。这种情况下，主张生命至尊，主张众生平等，岂非天方夜谭？岂非与虎谋皮？
其实，我们并非别无选择。
据说中国的主要问题是人多。人多的确会造成一些困难，但这些困难不是不可克服－－毕竟，困难多没有人的办法多。比如，香港的人口密度不比北京的人口密度小，但所有去过香港的北京人应该都能感受到，香港行人与行人的关系、人车关系，远比北京和谐。个中缘由，当然就不在人多人少，而主要是制度安排的差异、文化理念的差异所引致。可见人多人少跟社会发展水平没有必然关系，最多只是一种或然关系。决定社会发展水平的要素，完全在于制度安排、在于文化理念。如果制度安排、文化理念能跟现代文明同步，人多造成的困难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克服的。如果不能同步，则即便坐拥金山，又能于事何补？君不见，人均自然资源极其丰富如伊拉克，萨达姆治下，人民照样含辛茹苦，生命照样轻如鸿毛？人均自然资源极度匮乏如以色列，人民却安居乐业，生命之尊令人瞠目？具体到中国来说，人多始终只是一个辅助性的问题。中国地不大－－可耕地面积少，物不博－－人均自然资源少；这两个方面中国不占优势，拼不过人家。不过这不是最关要害之处。今天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本来主要是制度竞争。如果现代文明能够改造中国的传统体制，那么自然条件的不足是可以补偿的。但不幸，自然条件的不足而外，中国始终受到传统体制、传统文化理念的双重制约。中国惟一富余的因此就只有人命，中国惟一可拼的因此就只有人命了。生命悲剧之所以在中国频频发生，只能从这个角度做一个根本的解释。
但，出路仍在。形而下的自然资源有限，形而上的智慧资源则无限。知识经济时代，智慧资源更是决定性的资源，为任何自然资源所不逮。既然人均自然资源过于局促，难有拓展空间，就应该摈弃固有的惟自然资源论，不要只打自然资源的算盘，只做自然资源的文章；而要把突破口主要转向智慧资源，拓展智慧资源的生长空间，破除一切对于智慧资源的桎梏。陶行知先生晚年曾大声疾呼：解放人的眼睛，让人去看；解放人的嘴巴，让人去说；解放人的大脑，让人去想。五千年的文明史，以及海外华人在经济、科技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早已证明，中国人本来不笨，中国根本就不缺少智慧资源。只要照陶行知先生说的那样去做，尊重人，尊重人的生命，尊重人的心灵，中国就将拥有世界上最为丰富的脑矿。这个世界上最为丰富的脑矿，将为中国之腾飞于世界民族之林提供最持久的动力。
这就意味着，国家的强大不能总是以生命的悲剧为代价，国家的强大原本应该以生命的至尊为基石。由此不难理解陶行知先生的另一段痛言：
“中国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翻身？要等到人命贵于财富，人命贵于机器，人命贵于安乐，人命贵于名誉，人命贵于权位，人命贵于一切。只有等到那时，中国才站得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