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之后我们甚少见面，收到他的电邮令我欣喜，即使邮件的用字──“看看雅虎来的这个”──不太像他的手笔。我到那网址看贺卡，只见到一些奇怪字符。我再试一遍，也是这样。嗯，我提醒自己，方励之是高级科学家，而我只是研究文学的学者和科技盲，说不定我的计算机比不上他的。“我的计算机读不了你的贺卡。”我回复。
“其实那心意卡是病毒。”方励之回信说。“所以‘读不到’是好事。”那封电邮不是他写的。
我告诉自己：病毒经常这样，不用担心。但我亦记起满地可大学的历史学家王大为（David Ownby），他去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讲解自己对法轮功的研究，本身并没有修习或提倡法轮功。他是优秀的历史学家，开始该项研究不久，计算机就不寻常地遭受病毒大举侵袭。他追溯起来，发现病毒源自渥太华及巴黎的中国大使馆。
我的病毒有没有类似来源？这封“方励之贺卡”是否某种用于政治的电子鱼雷？王大为等人曾告诉我，法轮功一直与中国政府大打“电子战”。这是否同类事件？
我请普林斯顿的技术专家查究那封伪造邮件的源流。他们找不到中国政府的痕迹，其余细节就“说不准”。一般病毒往往是这样。幸好普林斯顿大学的预防病毒软件，通常都会把这些虫干掉，在邮箱留下“原文已删除”的讯息，像一堆蝗虫的空壳。
大部份滋扰的来源都无甚特别──“最佳直销价”、“积极买卖”或某人假扮“微软”。但如果“发信者”是我相识的名字，多半时候就是冒充某位中国政府的批评者。作家白汝莫（Ian Buruma）收过我的“讯息”；我也收过他的，但这些电邮并不是我们所发。有人亦经常以胡平（《北京之春》编辑）的名义，把有毒附件寄给我。
于浩成曾在群众出版社担任编辑，现在是流亡海外的异见分子。上星期，我收到表面上是他寄来的电子贺卡，怂恿我下载“清除一切奸细软件”的“免费探测器”（它说我的计算机已“证实”受感染）。于浩成年老体弱，计算机知识比我更贫乏，这电邮绝非他的手笔。
我没有时间、也不打算探究这批讯息是否来自中国大使馆那种地方。但我的确认为中国异见分子及批评中国的人士，很有可能像法轮功那样遭受“计算机袭击”。我有这种想法，部份原因是冒名发放有毒电邮，与中国对付海外批评者的手法十分相似：这个政府扣起护照或签证，还对你说“你自己心知肚明”；它付款给学生，叫他们参加支持中国的集会；说“错”话或做“错”事的，自己或家乡的亲友就会被这政府侵扰；诸如此类。
这等鬼把戏不理原则，只问效果。九十年代初期，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对天安门屠杀大表愤慨，中国政府人员就在美国校园挑出带头抗议的学生，把他们“搞臭”。其中一个方法是巧妙地散播谣言，说学生领袖是政府卧底。自己的臭名如果可以用来中伤别人，又何须尴尬？这手法有别于假扮于浩成，藉以把病毒寄给他的朋友，但仍是同样狡猾。
香港市民也许会质疑，“一国两制”能否杜绝此等手段；台湾人亦应抱持同一疑问。如果政治病毒能够进入我在新泽西州的计算机，即使这政府承诺尊重台湾或香港“制度”不同，又有何作用？北京的战术会否尊重任何人的国界？还是要待中国百姓得享真正安全和恒久的自由民主，台湾及香港才会同样地长治久安？
(苹果日报/作者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