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一个国家的劳动关系，仅从劳动在整个收入分配格局中所占的比重，就可以看出这个国家劳动关系的发展程度。2002年，在中国10万亿元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城乡居民分得5.6万亿元，而其中工资总额只有1.2万亿元，其余的4.4万亿元都是通过非正式的分配渠道流入个人手中的[引自唐钧先生的《中国走向全面小康的社会政策思考》]。
相比之下，英国和美国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美国在1870年到1984年的114年间，劳动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始终占了大头，在19世纪后期，劳动收入所占的比重为50%，到了20世纪后期上升到74%；而资本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所占的比重由19世纪后期的25%下降到20世纪后期的17%。
英国在1860年到1984年的124年中，劳动在国民收入分配中也占大头，19世纪中后期，劳动收入所占的比重为45%，到了20世纪后期上升为69%；而资本所占的比重由20世纪初期的37%下降到20世纪后期的22%。
按2002年的数字，我国的工资收入大约只占国民收入分配部分的22%多一点，如此低的工资收入比例与我国的经济发展程度有关，例如，8亿农民的收入基本上是非工资式的。如果将农民的大约五六千亿元的收入算在里面，那么我国总的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大约只占30%左右。这一比例比起当年英国和美国的数字低得多。
目前我国的资本收入占国民收入分配额的比例大约有多大？估计至少在50%左右，另外大约20%流入个人腰包的收入估计是由于腐败造成的灰色收入，这一部分国民收入可能大部分落入权力者的手中。
总起来看，中国的劳动收入比重非常小，如果我估测的数字基本确切，那么就可以看出当前我国社会的财富占有情况、劳动阶层的生活状况以及社会贫富分化的状况。20%的人占有80%的财富，这种判断是成立的。相比起欧洲一些国家的发展状况[见杨宜勇先生的《关于瑞典和德国中产阶级的调研报告》]，中国的社会发展为什么出现了如此不均衡的现象？这让我在研究劳动关系之余，又有了其他一些发现。
二、中国劳动收入比重低的历史根源
是什么问题导致中国的劳动收入比重如此低？总括起来大致有这样一个原因：中国的劳动收入比重低有其历史根源。计划经济体制是一个利润被国家高度拿走的体制，工资收入仅占当时产出的极小一部分，大部分利润被国家拿去从事其他建设了。因此，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人力资源价值极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某种意义上说，全国人民都在为国家无偿地做贡献。如果把国家比喻成一个大资本家，那么这个资本家拿走的收入大大高于劳动。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资本能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拿大头，完全是计划经济制度和当时
的政治制度造成的。
但是，我们还要看到这一事实，计划经济时期，资本之所以能攫取更多的收入，主要是当时的资本是公共资本，国家这一公共资本的拥有者在拿走国民收入的大部分之后，又将它们花在公共或公益事业上。所以，劳动在这一时期对资本拿大头还没有多大意见。而今天我国的资本属性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目前，我国的国家资本已经缩小到一个较小的比例，大多数资本已转化为私人资本。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当资本属于公共资本时，资本的收入本身也等于劳动的收入，所以，劳动与资本没有什么计较。但当资本是属于私人资本时，资本的收入就与劳动的收入没有关系了。
但是，进入市场经济之后，中国的工资标准延续了计划经济时期的低水平，很多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都按原国有企业的低标准发工资，甚至以更低的水平发工资，因此，造成资本的收入大大高于劳动的收入。所以，中国劳动收入比重低是有其历史原因的。
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时期，拥有资本的国家还是将大多数的收入又重新花到全体国民身上，劳动还是心甘情愿地为国家做贡献的，但到了市场经济的今天，如果劳动再心甘情愿的为资本做贡献，那就会在社会群体之间出现巨大的财富不均衡，一部分人暴富，一部分人赤贫。因此，改变劳动与私人资本甚至国有资本的收入分配比例，已是当前中国的重要任务。
三、中国：资本地位高于劳动地位的社会原因
在中国，为什么资本收入要高于劳动收入呢？为什么资本有这么大的索取权呢？有人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是一个资本短缺而劳力过剩的国家。但这不是原因的全部，仅仅是其中之一。中国之所以在这一历史时期[至少长达一个世纪]里出现资本收入大大高于劳动收入的现象，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
第一是国家主义，用计划经济来积累资本，追赶世界先进，与冷战国家进行军事抗衡，拥有资本的国家拿走大部分收入。第二，在改革开放这20多年期间，国家仍然需要积累资本进行国家级的工程建设以及打造某些政府政绩。第三，劳动与资本的权利不平衡，力量也不平衡，现有工会不发挥作用，劳动没有谈判权利，这一点不仅表现在劳动与公共资本方面，也表现在劳动与私人资本方面。第四，缺少基本人权，一部分人口的社会地位高于另一部分人口。第五，当前我国的劳动关系主要是对劳动不利的雇佣关系。第六，中国是一个人口众
多的国家，低技能的劳动力相对过剩。第七、在中国的现阶段，政府权力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渗透在资本里面，政企不分，权力与资本一体化，使资本可以较多地获得劳动剩余价值，同时资本又将所获得的一部分收入反馈给权力。因此，资本的收入中往往包括着权力的收入。
从以上几点可以看出，中国的政府和政治是倾向于资本的，劳动的权力薄弱是有其政治原因的。特别是中国的法律缺陷和政治体制缺陷更造就了中国的劳动处于弱势群体的地位。我国的《宪法》中公民权利中就缺少“罢工”这一权利，这对于私人资本已占主要地位的中国来说，对劳动群体是十分不利的。
另外，中国劳工组织体系的缺陷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劳动的收入。目前，我国的工会由政府控制，在很多企业里，工会处于无作为状态。社会上自发出现的工会组织又屡屡遭到政府的压制。这一状态使劳动根本无法与资本相抗衡，从而失去谈判的地位。去年秋新疆乌鲁木齐市出租车界出现的工人代表郭如涛被捕事件，就说明了地方政府对劳动维权组织和组织者的态度。
四、中国政府要分清劳动与资本的矛盾和劳动与政府的矛盾
当前的问题是：在我国经济体制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情况下，目前很多地方政府仍然把劳动与资本的矛盾看成是劳动与政府的矛盾，因而过多地保护了资本，压制了劳动的权益。新疆乌鲁木齐市出租车业出现的问题就是典型的案例。原来国有的出租车公司已经私有化，在这一转制过程中，原巨额国有资产落入私人之手，出租车司机们针对新出现的问题进行合理正当的维权活动，但司机们推举出来的代表郭如涛却被警方以“非法集会”罪名羁押，至今也不知是否得到获释。详情请见附文《冤啊，请救救老郭！》。
政府不能紧跟形势的变化调整劳资之间的关系，是当前值得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希望中央政府对此引起高度重视，不要使劳动与资本的天平倾斜得太厉害。新一届中央政府还特别要注意：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权力会越来越倾向于与资本勾结，这是因为权力可以从中捞到好处。在这种新情况下，只有通过劳动自身的维权活动才能遏制权力和资本的力量。
在计划经济时期，劳动与资本的矛盾就是劳动与政府的矛盾，因为资本属于政府，政府是公共资本的代表者，但是在市场经济下，某些劳动与资本的矛盾已与政府无关，是劳动与私人资本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各级地方政府要妥善解决和处理好当地出现的问题，既要保护好资本方的合理权利，又要照顾好劳动方的正当权益。如果过度偏袒资本，引起的社会后果将是中国今后的重大隐患。
目前，通过劳动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已经可以看出，劳动与资本这驾天平已经倾斜的非常厉害，劳动已经退缩到十分弱小的地位，如再不加以矫正，可能会出现各种社会问题。而解决的办法只能是加强劳动组织的建设和发挥劳动组织的作用。
五、当前我国劳动关系对劳动收入的影响
从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程度看，我国正处一个初期工业化的历史阶段。在这一历史阶段，社会经济组织中的劳动关系大多是雇佣式的契约关系，平等合作性的劳动关系只占很小的一个比例。并且，随着我国工业化程度加深和经济市场化继续深入，越来越多的个体劳动者[自耕农农民]将进入到组织性的经济活动中来。雇佣式的契约劳动关系将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占主导地位。
与契约劳动关系相对应的是工会政治和基本人权政治，因为契约的本质是谈判，但谈判就必须有组织，谈判就必须讲平等，没有组织的谈判是没有力量的，没有基本人权意识就很难有公平。力量的强弱可以导致谈判结果的不同：平等的、不平等的和不对等的谈判。要想取得合理的收入分配，需要的是劳资双方进行地位平等和力量均衡的公平谈判。在这一过程中，如果资方的势力过大，将产生对劳方不利的分配结果。如果劳工方的力量过强，也容易产生对资方不利的影响。今天在欧洲一些国家里，就有工会力量过强的现象。而我们国家的情况正好相反，劳动已很难组织起有力的谈判。
说到底，即使是契约式的劳动关系也需要政治制度的支持和保障。如果与这种工业化程度相对应的政治制度不能保证普通劳动者的权益，那么劳动成果将最大限度地被资本和特权所占有。北欧国家之所以有那么多的中产阶级和那么小的贫富差距，是与其国家的人文基础和政治制度分不开的。
经济关系的实质是政治关系，如果一个国家人际间的政治关系不平等，就很难有平等的经济关系。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通过对南亚国家的研究已经发现，人们的经济地位完全是由其政治地位即政治权利所决定的，如果一个国家里等级森严，特权盛行，这个国家里就很难有均衡的社会发展。
因此，改变中国劳动收入和劳动关系的现状，已经需要政治改革的支持了。而这种政治支持的实质是：我们的政府到底是要满足社会中哪一部分人的需求？我们政府的关怀向哪个方向倾斜？说到底，中国要完善市场经济下的力量制约式的政治制度，完善普通公民的人权保障，向弱势群体放权。
在实际工作中，最重要的是要保护象郭如涛这样的劳动代言人！而不是打击和压制这样优秀的劳工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