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这位朋友的话，我深思了很久。我曾讲过，在海外能批评大陆的人几乎都是对大陆怀有强烈的感情。是非常关心中国前途的人。我从不否认在海外有相当大的一批人对中国事务不闻不问，这些人早已经与中国划清界限，因为他们已经不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我不知道自己属于哪种人，但在我的内心却一直有着一种深深的中国情结。这个情结让我时而兴奋，时而悲伤，而当我看到中国经济社会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又让我不得不愤怒。
在每周六北京时间21:00定期举办的网络语音演讲会中，有朋友曾问我：“你一直批判朱??基的经济政策，一直是中国崩溃论的支持者，你的根据是什么？”
中国经济问题一直是个令世人困惑的事情，表面上看，一方面是不可否认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则是令人震惊的重重问题。在胡耀邦，赵紫阳时代，中共曾花费了很大的力量进行政治与经济改革，并致力于分散权利，地方政府自主权空前地膨胀。这个现象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和政治改革创造了一个非常良好的环境。但在1989年之后，中共在江泽民，朱熔基执政后，却开始了一个令人失望的“稳定”发展政策。用中共的话来讲，这就是：“似右而实左”的积极扩张财政政策。
积极扩张的财政政策实际上是凯恩思经济理论的延伸。但这个理论在大陆的施行却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凯恩思理论是建立在私人所有的社会制度上，只有在这个社会基础之上，才能达到他所要求的目的。中共在实行这个经济理论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考虑这个理论的实施基础，只是企图利用扩张的财政政策来拉动经济增长，掩盖日益突出的社会矛盾和经济与体制上的矛盾。
在中国，尽管我们看到了今天的私人经济已经占到了社会经济总量的百分之七十以上，但中国实行的扩张经济政策的实施却依然是支持和扶持日益衰败的国有经济，大量的政府投资和资金仍在支持着这些低效率，甚至是没有效率的国有企业。数年前，当我断言朱熔基先生“国营企业三年解困”必将失败的时候，我曾建议将三千亿人民币解困资金转为建立中国的社会保障基金。但作为海外小商人的建议毕竟是人轻言微，更被人斥为俄国式的休克疗法，对中国政府别有用心，甚至被人怀疑是具有美国政府特别身份，专门干涉破坏中国经济发展和稳定（而有关部门还专门开会调查研究本人的身份问题和行为目的，造成了诸多的笑话）。到了后来，中共政府浪费了三千亿人民币不但没有解国有企业的困境，而更大的问题是错过了发展社会保障基金的最后时机（有关社会保障基金的问题请看下篇文章：社会保障机制－－压垮中共的最后一棵稻草），同时，数年来，倾向于扶持没落的国有经济的积极扩张政策不但没有让社会稳定，相反压制了私人经济的发展，更为中国金融界创造了一个四万亿人民币的巨大亏损黑洞。这就是国有银行的巨大坏帐问题产生的根源。数日前，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了一些统计数据：“2002年境内金融机构不良贷款额比上年减少951亿元，不良贷款率下降4.5个百分点；金融机构人民币帐面盈利达385亿元，比上年增加245亿元，经营效益显著提高”。这个统计数据说明了什么问题呢？我们从这个自我涂粉，表示进步的报道中能看到些什么呢？一，根据上述数据的推算，中国金融坏帐高达四万亿人民币。四万亿人民币是个什么概念呢，这就是相当于每个中国国民要承担三千元人民币的坏帐损失。而目前中国民间储蓄的总数不过是八万亿人民币。这就是经济高速增长背后所掩盖的真相，这也是中国人民银行再一次煽了自己政府一个耳光，从侧面说明了中国金融坏帐比例远高于中共政府自己承认的只占25％的比例。二。中国金融界在形式大好，经济高速增长的2002年所消除的金融坏帐也不过是951亿人民币。如果按照这个速度，先设立一个荒唐而又不可能实现的假设，这就是在未来数十年中，中国金融不再增加新的坏帐。中国金融界要想靠自身发展消灭坏帐也需要四十多年。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代价就是要让近两代人去消化中国国有银行的坏帐，这是一件多么悲哀的事情啊。而本人曾在两年前的一篇文章谈到希望中国金融界能够靠经济发展总量上的增长来消除坏帐，国内的友人说我天真，从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上看，我的想法实在是太天真。事实上，根据中国各个方面公布的数据计算，2002年，中国国有银行新增贷款中的坏帐比例又高达30％以上，旧病未去，又加新病。
根据中国政府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中国政府在去年的财政收入是一万七千亿人民币，GDP是十万亿人民币。增发的国债是六千亿，中国国债总额三万二千亿人民币。折合每个国民承担2,500元人民币。如果我们能详细地分析一下这些数据中的问题，我们或许可以看到积极扩张财政政策的未来走势和结果，我们也许会看到未来中国经济是否会崩溃？
在1995年时，国债的还本与利息支付总额为499亿人民币，相当于新举债务的42.5％；到了1998年，国债的还本与利息支付总额急剧增加为2353亿人民币，相当于新举债务的70％。在1989年时，只有少于3％的政府财政收入用来支付国债的还本与利息，但是到了1998年时，该数字已经高达24％。根据本人的初步估计，中共政府在1992年支付52亿人民币的政府公债利息，到了1999年时已经高达830亿人民币，在七年之中上升了16倍。更可怕的是，2003年中国国债发行额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已经超过80％。还本付息额占中央财政本级收入的比重也已经从1989年的8.8％增长到了今年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因此，中共政府已经到了无法继续以债养债的地步。而且，一旦债券投资人担心中央政府无法偿还债务，或中国发生任何政治上和社会上的的动荡，他们会立刻要求更高的公债利率，这将使政府债务问题更加恶化，进而产生恶性循环的灾难性后果。在另一层面上，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中共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为1998年的经济增长增加1.5％，1999年为2.0％，2000年为1.7％。这些公债总共为6480亿人民币，几乎相当于1998年中央政府总支出的两倍。这种指数型的恶性增长尽管创造了今天的表面化的经济高速增长，但却埋下了中国社会整体经济崩溃的种子。从实际效果看，中国原本计划2002年全年发行国债总计人民币5,930亿元，这是一个创纪录的高水平，但目前仍有高达人民币910亿元的国债尚未出售。北京的中国人民银行今年已经七、八次进入国债市场公开操作，总共回购一千亿人民币的国债，试图拉抬国债，吸引中国民间购买国债，但国债价格仍然在下跌，甚至跌破票面价值。出现数年来少有的新局面。
我们再看看地方债务问题，地方债务包括县乡村各级政府和组织所欠下的债务。2001年5月的《中国新闻周刊》通过采访调查，认为目前中国大陆乡镇债务窟窿高达2000亿元，这还不包括县级政府债务和乡村债务。而本人根据大陆政府数据估计：2001年底全国乡村债务已经高达3，800亿元。2002年更高达5,900亿人民币
我们看一看下面的内容，这全部是摘录自中国官方报道：……以正在进行农村税费改革的安徽省来说，全省平均每个乡镇负债300万元，每个村平均负债近20万元。湖北省监利县的村级债务5.5亿元，乡镇债务（含管区）3亿元，县级债务1.5亿元，合计为10亿元。在江汉平原，该县基层债务尚属中等，有的地方欠100多万元高利贷的村都有不少。1999年上半年湖南省农办、财政厅在全省范围内对乡镇负债状况进行普查，其结果是全省2000多个乡镇总负债85.4亿元，乡镇负债面高达88.2%，每个乡镇平均负债363万元，其中负债最高的达5111万元，为乡镇几年甚至十几年的财政收入之和，有的乡镇在1999年就已经吃完了2003年的财政预算。2000年8月，安徽宿州市政协对宿州市15个乡镇税费改革情况进行调查，15个乡镇历年滚存债务总额为1.06亿元，平均每个乡镇为727.1万元，其中欠债千万元以上的有3个，500万元以上的有7个，债务的构成主要包括欠发工资、乡镇建设工程欠款、乡镇企业欠款、世界银行贷款、农业发展资金等。在当前乡镇财政年年入不敷出的情况下，债务负担已经成为乡镇财政的一个沉重包袱。其中有些债务因为税费改革无法解决，如部分乡村教育集资建校三年计划，已实施一年，现在约三分之二的资金无法偿还；还有一些分年度实施的公益事业，如已建道路和小城镇建设等存在欠帐……
另外，中共经济政策上朝令夕改，既有管理不善、用人不当的问题，也有国家产业政策调整的因素。过去国家号召兴办“短平快”项目，乡镇大力兴办企业，后来又封杀“十五小”，企业被强行关闭，债务由乡镇财政背着。当前相当一部分乡镇负债已经超过其财政收入的一半甚至两三倍，如河南省灵宝县豫灵镇前些年在“大发展”中大量举债，今天负债已经超过了1个亿，按照每年偿还100万元计算，需要100年才能还清所有债务。如不加以有效控制，极易引发财政危机。由于乡镇负债大多品质较差，成本高昂，除少部分来自银行或者信用社贷款外，80%以上来自农民或职工集资、农村合作基金、私人组织甚至民间高利贷。另外，为了按时完成预算上缴入库任务，乡镇垫税现象也很严重，其后果形成了虚假的“泡沫财政”，一些垫税资金如果来源枯竭，将有可能因负债累累而导致财政上的崩溃。
根据中国地政府官方公布的各省市地方2002年统计数据表明，在省市一级地方债务上，各地政府一任接一任地积累起庞大的地方债务（含未登记外债），更是累计高达六万亿人民币。全体大陆百姓又要人均承担4,600元人民，整个社会又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经济黑洞。
在语音演讲论坛中，曾有朋友问：“你认为中国会在什么时候发生经济崩溃？中国应该如何解决这个经济问题？”
其实，在去年年中，当海外经济人士提出中国经济崩溃论，质疑中国政府积极扩张经济政策的时候，中国财政部长项怀诚先生曾表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长期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