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书用文学方式记述了农村税费改革的起因与推行的全过程，内容多是“禁区”和第一次披露的幕后新闻，所涉及的人物上至中央领导、省市地方大员，下至农村基层干部、广大农民，绝大多数都点出了真名实姓。
“不少人是哭着看完的。”陈桂棣说。
两个作家的震惊
我们本来就是农民的后代，并且都在农村度过了无瑕的童年岁月，今天，当我们奔走在已经变得陌生的田野，却依然像回到了母亲的怀抱，内心的冲动几乎要溢出满眼的泪水……但是，当我们拿出了今天的作家已经少有的热情与冷静，走近中国农民时，我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与隐痛。
－－《中国农民调查》引言
1993年农历大年三十。
陈桂棣在老家－－淮北平原的一个普通村庄，遇到了一名亲戚，“这天人们都回家过年了，可他还拉了一架子车白菜去卖。年三十几乎没人买东西，这车白菜最后只卖了5块钱。用这5块钱，他们一家人买了点肉，包了顿饺子，算是过了这个年。”陈桂棣说，他当时被震撼了，在他的印象里，自从农村实行了“大包干”后，农民的日子已经过得相当好了。
“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想写一部农民的作品，到今天《中国农民调查》完成，这个念头已经整整10年了。”
1995年，陈桂棣采访淮河污染问题时，在沿河4个省所到之处“满眼都是农民”，农民们困苦的生活状况促使他再次思考：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改革开放的源头，受益应该最多的农村，依然如此贫困。
5年后，一件偶然的事情，再次坚定了他想写一部农村题材作品的决心。这年3月1日，妻子吴春桃(笔名春桃)回江西萍乡老家生孩子，在她住的产房旁边，一个农村产妇的丈夫悲痛欲绝，不停用头撞墙。他的妻子生产前几个月，就被查出了“前置胎盘”，虽然这是一个危险的病症，但是只要住院，得到良好的照顾，一般都可以安全生产。但住院要钱，这个农民家庭凑不够这笔钱。他们只好回农村找当地的接生婆，接生婆一次只收100到200元。生产当天，产妇不断出血，接生婆也没了办法，最后，当产妇被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死亡。
“我感到震撼和恐惧。”春桃说，她11岁的时候，父亲因工伤离开人世，由母亲到城里顶父亲的工作，她才来到城市，从一个农民变成了一个城里人。她生产的时候，得了“孕高症”，就是民间所说的“产前风”。“如果没有11岁的那次命运偶然，我还是一个农民的话，我的命运肯定和那个农村产妇一样。”
一天后，陈桂棣和春桃的孩子呱呱落地。这一天还有两件事让陈桂棣夫妇记忆深刻：时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给国务院领导写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信；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明确指出“确立在安徽省以省为单位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
税费改革就是为了减轻农民负担，陈桂棣和春桃觉得是拿起笔的时候了。
写，还是不写？
我们同样不可能想到，问题严峻到我们竟不止一次地怀疑自己的能力和勇气，怀疑如此重大而敏感的课题，作家能够胜任吗？
－－《中国农民调查》引言
2000年国庆，陈桂棣和春桃把半岁的儿子托付给老邻居照看，正式开始采访。
“原定计划是采访一年，写作一年，结果整整花了3年时间。”
采访开始不久，就遇到了困难。
“我们的初衷是做一次正面宣传。但随着采访越来越深入，发现问题要复杂得多。”陈桂棣说，在土地改革、大包干和税费改革这三次农村三大改革中，有两次都是安徽农民走到了最前面，但安徽却给外界留下了灾民、小保姆、农民工的形象，他们最初想用笔把安徽的形象改正过来，当时安徽是全国第一个搞税费改革试点的省份，税费改革也就成了文章的重点。
税费改革有多重要？“只有把农民负担写到位，读者才能知道这项改革的分量。”
2001年3月，经过半年的采访，陈桂棣和春桃已经跑遍了安徽和临近省份的50多个县市的农村，农民的负担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想。
“这么多‘负面‘的东西，都是内参上才能写的，能公开写出来吗？”
这半年采访的内容，成为《中国农民调查》里第一部分的素材，陈桂棣和春桃写完这一部分后，在文章里发问道：“农民负担在各地依然是屡禁不止，涉及农民负担的恶性案件更是时有发生，且又源源不断，这是为什么？这究竟是为什么？”
“要了解清楚，就要找专家。”陈桂棣来到了北京。
经过一个多月，采访过三农专家温铁军、农业部农业经济研究中心负责人朱守银、中国社会学会长陆学艺和税费改革第一人何开荫等大批专家后，陈桂棣认为自己找到了那个“究竟是为什么”。
“税费改革上连着农村户籍制度、农村金融体制和粮食购销政策的改革，尤其是最根本的土地制度的改革；下连着农村基层财税体制、财务制度、农村义务教育和农村科技体制的改革，特别是最重要的乡镇村级机构的改革……中国农业应该免除一切面向农民征收的农业税及其附加……”
但是到了这个时候，陈桂棣和春桃却发觉手中的笔难以落下。“这些，能写吗？这是内参也不能写的东西。”
三个涉农大案
“乍看上去，这些事件只是涉农案中的个案，但因案件的性质各不相同……无疑就把当今中国的‘三农’问题和盘托出了。”
－－安徽大学文学教授王达敏
陈桂棣和春桃最后决定，这篇文章不仅要写，而且还要严格按照真实情况来写。
文章开篇讲了3个涉农大案：利辛县路营村农民丁作明带头向县委反映村干部乱收提留款、农民负担过重等问题，被村干部及乡领导记恨，在派出所被活活打死；固镇县小张庄村干部横征暴敛，村民上访要求清算村财务账目，刑期未满就当上村干部的村委会副主任竟然带着儿子，在众目睽睽下向村民清账小组的代表大开杀戒，造成四死一伤；临泉县王营村党员王俊彬等人向上级组织反映村干部乱摊牌、乱集资、乱罚款，结果整个村庄遭到执法部门镇压，1000多名村民逃到邻省，王俊彬被开除党籍，被公安部门作为犯罪分子通缉追捕，最后惊动中央，蒙冤的农民最终讨回公道。
“乍看上去，这些事件只是涉农案中的个案，但因案件的性质各不相同，其涵盖的政治、经济、法制乃至道德的社会问题也不相同，将它们触目惊心的内幕揭示出来，并予以犀利深刻的剖析，无疑就把当今中国的‘三农’问题和盘托出了。”安徽大学文学教授王达敏这样评论。
这几个个案也是文章里修改次数最多的地方，“每个都修改了三四遍，从头到尾都要有证据。”“写第二个案子的时候，我们把30多万字的人民大学的刑法讲义‘啃’了一遍。”陈桂棣和春桃说。
讲述完毕农民个体的命运，文章转入理性思考和对策分析，各级官员的名字相继出现。
这部分一开始，就讲内幕：安徽省老干部陆子修在一次全省减负汇报会上，对几个地市的书记点名“开刀”，会后时任省委书记的卢荣景夸赞陆讲得好，陆子修却“没好气地说：‘好个屁！’你们这些话会上为什么不说？我心甘情愿地当了一回你们的‘打手’。”
1998年，朱镕基到南陵县考察粮食收购政策执行的情况，南陵县和芜湖市领导联手造假，连续4天4夜突击调运1000多吨粮食运到峨岭粮站，最终不仅玷污了总理奔波的求实求真之心，亵渎了他对9亿农民的关爱之情，还给总理决策提供了虚假、错误的信息。
“报告文学要求真实，只有真实才有价值。”有时候为了核实一个细节，陈桂棣和春桃要打几个电话，实地跑三四趟，“文章里每一件事情都有证据。”
“陈桂棣现象”
陈桂棣是有些“硬骨头”的人。
－－1996年7月26日《南方周末》
《中国农民调查》发表后，安徽当地一家报纸把该书带来的反响总结为“陈桂棣现象”。
陈桂棣，国家一级作家，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春桃，在《当代》刊发过《失忆的龙河口》、《民间包公》等作品，曾获当代文学奖。很早前，他们的作品就被人总结出4个特点：敢啃硬骨头，真实，准确，激情有力。
1995年，陈桂棣用108天时间走访了淮河沿岸48座城市，第二年在《当代》杂
志上发表了题为《淮河的警告》的长篇报告文学，在这部报告文学里，他首次披露了鲜为人知的污染实例及触目惊心的污染数字，并且对污染原因、对策作了详尽的分析，专家们认为，这是中国第一部“公害文学”。
《中国农民调查》在安徽引起巨大反响，《当代》杂志在合肥市一周内全部脱销。省农业厅领导专门派人到合肥市作协买书，却空手而回。安徽省内的3家报纸总共用了6个整版介绍了这部作品和作者，当地电视台先后制作了3期节目，“最近，在省里召开的会议上，
大家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问对方看了这本书没有。有一次，会议中间还专门留了一段时间，给与会者用来讨论这部作品。”安徽当地一家媒体的记者说。
合肥市一名副书记书只看了一半就激动难奈，给陈桂棣打电话：“你们从文我从政，你们的血是热的，我这个从政的，血也不是凉的。”
在全国范围内，《中国农民调查》也成为关注的热点。网络上，各大网站均有此书的评论文章。1月13日陈桂棣和春桃受中央电视台邀请赴京，参加春节特别节目的录制。
《南方周末》2003年特刊，向他们夫妻“特别致敬”。
对话：“我们做了别人不愿做的事”
我们多次怀疑自己的勇气
记者：看完《中国农民调查》后，有一个明显的感觉，这和以往的报告文学很不一样。
陈桂棣：确实如此。有人看完了说我们“不务正业”－－农业专家和社会学家应该做的事被我们两个作家给做了。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发现很多农业专家谈农业的时候很厉害，但一涉及到政策就回避掉了，而知识分子在研究课题的时候，很少把农业问题和社会问题结合起来。这两个知识圈子没有对接。我举一个例子，曾经有一个研究农村医疗体制改革的专家，向我征询他的改革方案，我看完以后只说了一句话，按这个方案，只能研究出误区，投多少钱都没用。他大吃一惊，问我为什么，我回答他，现在的农村基层政府就像是“黑洞”，把周围所有的物质都吸进去，不管什么钱，都会被挪用。有人说我们用文学的语言写了一篇经济学论文，我觉得这个评价挺有意思。
记者：由作家来写“三农”问题，一定很困难吧？
春桃：我们在写作之前，就意识到这篇文章应该有“平民意识，历史眼光”，用老百姓的感情来写，用历史的眼光来评价党的农业政策。《中国农民调查》在农民负担如何形成的
这一部分有6万字，我们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谈，讲了国家四代领导人是怎么解决农业问题的，甚至还提到了历史上各朝代曾经执行的农业政策。这对读者了解我们现在的”三农“问题有帮助。
陈桂棣：大原则是确定的，但修改则非常多。我们碰到过三次困惑，写作和这次改革同步进行，两者都是一波三折，有时候甚至还不得不暂时停下来。我们确实很多次怀疑过自己的能力和勇气。我们做了件别人不愿意做的事。
我们为是否点官员的名争吵过
记者：你们统计过被点名的官员人数吗？
陈桂棣：我们没有准确地计算过。不过有人计算了一下，说两届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和安徽省5届领导的名字都在这篇文章里出现过。其他各级官员的名字就更多了，可能有几百人吧。
春桃：他们很多人还在任，不少还升了官。
记者：这篇文章一旦发表，这些官员的功过是非就摆在了读者面前，非要把他们的名字写出来吗？
陈桂棣：这么多领导官员的名字出现在报告文学里，中国好像没有先例。写作的时候，为了这个，我们还吵了一架。春桃不同意写，我坚持。报告文学讲的是真实，如果不提真名，全篇都是某某某，读者肯定会怀疑这篇文章的真实性。
春桃：我觉得这样写风险太大，后果难料。何况文章里的有些人还是我们的朋友，如果都写出来，连朋友都做不成了。
记者：这些朋友在文章发表后责问过你们吗？
春桃：没有。他们没主动找我们，我们也不好意思找人家。
陈桂棣：有一个安徽的官员，听说我把他说的话写进了文章，还写了他的名字，立即否认曾经见过我们，对别人说从来没接受过我们的采访。我的上帝！我听到脑子都炸了，这些人都是省级干部！后来过了几周，他看了文章，态度又转了180度，再有人问他是不是说过那样的话，他回答别人，‘就是我说的嘛，除了我，当时还有很多人在场，他们都可以作证‘。听到他这么说，我才放下心。
目前没有压力，在正常工作
记者：对可能发生的风险，你们有没有应对的计划？
陈桂棣：当时我想，如果安徽这个地方呆不下去了，就去春桃的湖南老家，或者到北京，我们在北京找个工作应该还是不成问题的。不过到现在，并没有压力，我们都正常工作。
春桃：我们更担心小孩，每次记者来家里采访，我们都把他送到别人家，他的照片也不能出现在媒体上。
农民常常不敢说话
记者：你们采访这些官员主要是通过什么途径？
陈桂棣：有时主动提出采访要求，有时通过私人关系，有时候完全是靠运气。有一次到北京采访农业部的一个官员，我听过这个人的名字，就直接找到他的办公室，和他聊了起来，后来他又给我介绍了很多人。
记者：是不是采访农民的时候更容易些？
陈桂棣：我和春桃都是农民的孩子，我们对农民充满深情。但是农民常常不敢说话，为了让他们信任我们，我和他们一个锅里搅勺，一个屋檐下睡觉。农民还非常敏感，和他们打交道，首先要尊重他们。
下一部书写治淮功过
记者：很多人看你们这部作品都流泪了，你们觉得是什么打动了读者？
陈桂棣：我接到过一个电话。一名音乐教授突然半夜给我打电话，声音里带着哽咽，问王营村的农民最后有没有赢，没有赢他就不看我们的书了。我说他们赢了，他听完“啪”地就挂了电话。我想，农民们的生活处境也许就是最打动人心的地方吧。
春桃：我们希望这篇文章的读者是城市人和决策者，让城市人对农村了解更多，给决策者提供依据。
记者：你们有没有开始计划下一部作品？
陈桂棣：下一部，我们想写淮河2000年的历史，重点是治淮功过。(王雷)
社评：让更多的人真正关注“三农”问题
虽然农民占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但是，他们却是一个地位最低、受关照最少、最易受到伤害、经常被城里人瞧不起的弱势群体。不少官员明明是自己工作不到位甚至失职，往往把责任推到农民身上，比如，不少官员把村民自治搞不好，归咎于“农民素质低，缺乏民主意识”；说农村税费难征缴，归罪于“农民是刁民”；城市出现脏乱差等问题，不少市政官员将其归因于“农民工或农村流动人口”。但是，他们却很少去反思自己为农民做了些什么，更没有想到他们的幸福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农民的辛勤劳动和奉献基础上。
尽管我们天天口头上在谈论“三农”问题，尽管国家也不断地出台各种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尽管在历次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农民问题、农业问题都摆在显要位置，可是效果如何呢？迄今为止，“三农”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相反却愈演愈烈，似乎成为一个社会顽疾。那么这里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我觉得出在我们对“三农”问题缺乏真正的了解和把握。尽管《中国农民调查》作者一直关心社会现实问题，但是正如他们自己所说的，进入农村调查后，他们才大吃一惊。如果作者不在农村进行长期的深入调查，如果只是走马观花，那不是照样上当受骗吗？因为在我们接收到的信息中大多都是正面的，只报喜不报忧，好像农村已经很不错了。我到过的一些中西部农村，除了人口增多、人地矛盾越来越紧张、生态恶化外，跟几十年前没有什么变化。这样的状况往往是最被遗忘的。不真正了解“三农”问题，就不可能真正找到解决问题的对策和药方。
其次，“三农”问题不仅仅是个经济发展问题，更是一个社会和政治问题。正如《中国农民调查》作者指出的，如果不把“三农”问题与社会问题联系起来，就不可能解决“三农”问题。《中国农民调查》也向我们昭示着“三农”问题之所以很难解决，是因为牵涉到方
方面面的人物和关系，下到世界上最小的官即村干部，在与农民的关系上，不少基层干部已经结成利益同盟，一个小小的村官打死四人，仍然受到上级官员的包庇和纵容，罪犯仍然可以在监狱里指挥村里的工作。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里涉及到人事制度、官员利益、农民的权益保障等等政治问题。
《中国农民调查》之所以有如此大的社会反响，除了客观、全面的报道外，也昭示了“三农”问题的严重性。我觉得这种严重性不仅仅限于农民，而应是对于我们整个国家、整个社会而言的。如果在我国快速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却不能分享到发展的好处，那么，这种不均衡会演变成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果我们长期漠视这个问题，那么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也会受到损害。对我们城市居民来说，尽管我们的生活日新月异，如果我们的农民兄弟仍旧生活在贫困状态，仍然受到各种盘剥，那么“三农”问题就会向城市蔓延：农民为了逃避“三农”问题，就会涌入城市，我们的城市还能把自己封闭起来吗？当然解决“三农”问题，需要给农民更多的表达自己利益的渠道，需要让他们强大起来，仅仅靠外部的呼吁，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中国农民调查》已经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我敬佩作者的勇气和责任精神，更感谢他们为全社会展示了农村的真实情景！让我们有更多的人去真正关心农民、农村问题。
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