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着平常心
1999年12月25日晚，吴兵第三次上门，一屁股坐下来，不紧不慢拉开家常。先是说，他九年前就写了入党申请书，可是这份申请书揣在兜里九年多，也没往上交，为什么呢？“我看着好多党员还不如我呢，好多坏事都是党员干的”。
但最近他还是将入党申请书交了。“没办法呀！在这一行干，想得到提拔，不是党员行吗？总不能一辈子都当小民警吧？当小民警也不打紧，可现在什么都跟经济利益挂上钩，没有官衔钱就少得很，儿子一天天大了，花钱的地方多了，没钱怎么行？”
然后他说：“现在这社会也乱了，就说我们局长的儿子吧。刚十几岁，就学会吸毒，没多久就把家里的钱吸光了。别看局长在局里挺威风，拿自己的儿子就没辙，最后两口子狠心，送戒毒所吧。”
儿子听了，绝望地冲进厨房拿出菜刀，“当！”地一刀就将自己左手的大拇指齐跟跺下来。
局长尽速叫车将儿子送到北京最好的外科医院，好歹算是接上了。儿子伤好些还是将他送到戒毒所。过了几天当妈的不放心，到戒毒所探望。儿子见到爹妈，一上来就说：“给五百块钱！给不给？”好象只要有五百块，在戒毒所照样能弄毒品抽。
局长犹豫着，儿子“唰”地一下，就将刚刚接上的大拇指又拽下来……。
听到这，我的心也像被谁冷不防地拽走一块似地痛，做父母做到这个份上，真是生不如死啊……。
吴兵停下来，从兜里摸出一支烟抽着。我问他：“你儿子几岁了？”
“三岁，刚上幼儿园。我常想，如果我儿子长大后也学坏，我可怎么办？”
看他发愁的样子，不由也暗叹口气。我女儿的小学离家只有五分多钟路程，可是这五分钟里，她就要经过两家打着“美发店”、“按摩院”旗号的变相妓院。当她无邪地看着那些浓妆艳抹站在门口招揽顾客的“小姐”时，我又何尝不曾担忧？
闲聊到此，吴兵终于切入正题，他说这两天外面有点乱，让我们最好别出去，我问他到底有什么可乱，他支吾地说：“今天不是圣诞节嘛，外面乱。”
我反问：“圣诞节有什么好乱的？”
他说不出什么道理，只是坚持反正这两天别出去。我说，放心吧！我们绝不会不动脑子胡来的。
他走后，我和先生议论，这个政府这样下去不把自己折腾垮才怪，过个圣诞节也要这么紧张，至于吗？
第二天一早，12月26日，安秀兰又打电话给我，说今天可能真的要开庭审法轮大法原研究会成员了。我刚想问她消息确切否，突然想起昨晚吴兵到家“打招呼”的事，这可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说明今天必定开庭无疑。
上次假开庭已抓了一千多人，这次真要开庭，再去会怎样？不用想也知。然而我要去为法轮功说句话的决心已下，心里十分平静。
《西游记》说，假扮唐僧的孙悟空将胸膛剖开时，骨碌碌滚出一大堆心：悭贪心、利名心、嫉妒心、计较心、好胜心、望高心、侮慢心、杀害心、狠毒心、恐怖心、谨慎心、邪妄心、无名隐暗之心、种种不善之心……都是修炼人应去掉的执着心。我悟到应站出来卫护真理后，怕心、欢喜心、显示心、争斗心和冲动的情绪也一一暴露，直到这时，我才感到那些心都消失了，胸中只剩一颗平常的心，一切都变得很平常、很容易。
看到宇宙真理
以前从未坐牢，不知该带些什么，只胡乱找了两包卫生棉带上。
我再次问先生：“你去不去？”心想他若不去我就自己坐地铁去法院。
他似乎没怎么多想就说去，那天是星期天，我们正在装修新买的房子，本来说好要一起去买装修材料。
开着车，我们来到位于石景山区的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附近。老远就看见法院所在的那条街上三步一哨，五步一岗，戒备森严，汽车根本进不去。
我们开着车兜个大圈子，将车停在附近居民住宅区，然后步行前往法院。
法院所在的这边禁止行人通过，因为开庭已经戒严，堵在街头的警察让我们从马路另一侧走。
我们从法院对面的人行道走到法院对面。我看见法院门口有一辆大公共汽车，闪过一念：怎么法院门口还有公共汽车站啊？
马路中间站着一个警察，先生对我说：“你先去问他今天审不审案，让不让听，我去给吴兵打电话，从他那儿打听打听。”
我走到警察面前问他：“请问今天审案吗？”
“你想干嘛？”
“我想旁听。”
“是炼法轮功的吗？”
“是。”
他突然提高嗓门，看着马路来往的人问：“还有谁是炼法轮功的？”
一男一女两年轻人手拉手走上前说：“还有我们。”
先生也不知何时走过来，与我们站在一起。
警察一边审视马路对面行人，一边高声问：“就你们四个吗？”
不再有人答应。警察说：“你们四个跟我来。”
我跟在他后面，连声问：“让听吗？让听吗？”他却不答。
没走几步，来到刚才看到的公共汽车门口，警察说：“上车吧。”
我们才反应过来，原来这就算被抓了。不知是谁抗议：不让听不听就是了，为什么抓我们？
警察堵住我们的退路说：“上车。”
一上车我就看见安秀兰，她也被抓了，其余的人我都不认识。
大公共汽车跟“7.20”那天一样，很快就装满被抓的人。我们再度被拉到石景山体育馆门口排队，一个一个登记。
登记到我时，警察听我的文化程度是硕士研究生，似乎吃了一惊，放下笔问我：“你炼功看书吗？”
“看。”
“你看到什么？”
我看着他的眼，一字一句告诉他：“我看到宇宙的真理。”
“合法”的“非法”聚集
登记完，警察没像“7.20”那样把我们关进体育馆。他们临时在体育馆外墙贴上一些纸条，写上各区名字，每隔几十米贴一张，让我们自己找到自己所在的区，站在纸条处等候发落。
警察和工作人员忙成一团，一会：“怎么还有通州的！”一会又听见：“怎么还有佳木斯的！”佳木斯几乎快到中国边境了，他们没想到那里也会来人，所以没有预备纸条，只好现写，边写边骂人。
半个多小时后，吴兵开着警车赶来。他的脸黄黄的，见到我们劈头就说：“你们这下可把我坑惨了！昨晚咱们聊得好好的，我跟所长拍胸脯保证我这两个人不会出问题，早上我懒了一下没去堵你们，你们倒好，全给我跑这儿来了！让我怎么跟所长交差？”
那天与我们同一“片”被抓的，还有一个中年妇女于杰，她在一家已停产的蜂窝煤厂上班，她丈夫也炼法轮功，只因在人民代表大会期间给总理热线（注1） 打了电话，说不该镇压法轮功，就被开除工职和党籍，两口子带着十几岁的儿子，生活十分困难。
警车拉着我们三人在路上飞驰，回到我们所属的永定门外派出所。这次与前几次不同，一进派出所就先让我们签“传唤证”。吴兵脸色越来越难看。
录完笔录，我们被关入一房间，里头已有四个人，她们也都是法轮功学员，昨晚就被管片民警带到派出所“看管”。
看守我们的警察似乎忙不过来，一会儿就走了。门口看守的换成一个骼膊上戴着红袖章的居委会“治安员”之类的人物。
我们被关屋里一整天。从交谈中了解，她们四人之前都已“光顾”过拘留所，所以一有风吹草动，片警就将她们关起来，免得她们再“犯错误”。
那天是我自镇压以来，第一次这么长时间和其他修炼人一起交流、谈心。有意思的是，我们七人若是在外面这样一起谈论法轮功，立刻就会被视为“非法聚集”而逮捕，现在却是他们将我们抓到一起“聚集”。不知这种聚集究竟算“合法”还是“非法”？
晚上八点多，吴兵将我和先生叫到另一间屋。他看着我们叹了口气，对先生说：“给老太太打个电话吧。”
先生问：“你估计得多久？”
“不知道，得等上面的精神。”
先生掏出手机，拨通家里电话，含糊其词对婆婆说：“妈，我和曾铮可能要出去几天不回家，您一切小心，别等我们了。”说完，没容她问就挂上电话。
初识失去自由
打完电话，我们被带上囚车，与我们一起的还有于杰。我们三个因是从法院门口抓的，所以性质严重，这就算被拘留了；昨晚进派出所的四人，因没有机会“犯错误”，不久就被放了。
囚车行驶在昏黑的路上，我才感受什么叫失去自由。街上行人和囚车外的景物模糊，像另一世界，恍然如梦。
先生倒还在现实之中。他又掏出手机让我们的同事帮忙请假，最后居然还没忘打给装修房屋的工头，告诉他装修材料没买来，让他先干别的。一个老警察喃喃地说：“打吧，打吧，一会儿到了拘留所就不让打了。”
我本以为拘留所离城区很远，谁知没多久就到了。
天太黑，看不清周遭景物，只觉车停在一个大院里。紧闭的铁门前，站着荷枪实弹的武警，门前一米多远的地上，划着黄色警戒线，任何人不得随意进出。
昏暗的灯光下，我们进入大铁门，里头便是铁网高墙所包围的“崇文区看守所”。
我们被带到“羁押区”的“收押室”，登记后就算被“收押”。收押室有一面墙的上半部是玻璃窗，透过玻璃能看到收押室隔壁的“监控室”，里面有好多闭路电视，一面墙上密密麻麻挂满小木牌，牌上写着在押人员的姓名和所在牢房。
收押室的警察不紧不慢翻着我们的档案，隔壁监控室一个警察突然叫：“真他妈的不要脸！大冬天的，露着大屁股睡！”
顺着话音望去，只见说话的警察正盯着一台闭路电视，屏幕上有一群女子在睡觉，其中一个大概翻身时把被子蹬掉，只穿着三角内裤和胸罩的胴体赫然裸露在监控室的男警面前。警察嘴里骂着“不要脸”，却是一脸兴奋和意犹未足。原来每间牢房都有摄像机探头，牢房的一举一动都能通过闭路电视传到监控室的警察眼里。
收押室的警察翻完档案，拿出一些表格让我们填写，马上有人抓过去看啧啧称奇：“呵！两口子一起进来，还都是研究生！”
听得出，说这话的警察心情非常复杂，不明白研究生也炼法轮功？这法轮功只怕还真有点门道．两口子一起进来，家不要了？跟政府作对有什么用？白读这么多年书，读呆了！……
白菜游泳配窝头
填完表格，开始检查我们随身物，除了手纸，任何东西都不许带进去，连头上的发夹、衣服的金属钮扣饰件都要拿下来，皮鞋也要脱下光着脚进去，据说是为了防止踢人；过滤金属对象，是防止你想不开吞到肚里自残。
我们三人一无所有光着脚站在原处。我的发夹被拿走，长发披散。这时女警带来一个穿着粉红色内衣年约三十岁的女子。她在一群绿制服的警察中间，身上的内衣特别扎眼。
我猜不出她是什么来头， 突然灵光一闪，想起安秀兰给我看过一些资料，打印自海外法轮功学员在镇压前一个多月刚建的《明慧网》，其中有许多是法轮功学员被关押在拘留所的经历，曾提到“牢头”，也称“号长”的人物。是的，这个身穿内衣的特殊人物一定是个“号长”。
我没猜错，她果然是这里一个“红人”。中国的看守所、劳教所和监狱，实行的都是犯人管犯人的制度，看守所每间牢房有个“头”，正规称“学习号”，意思是代表其他人学习牢里诸多规矩，犯人称他们“号长”，“牢头”，或“头板”等，每个看守所称呼不一。警察靠他们管理各号，他们在犯人中很有势力。
除了“学习号”，还有“劳动号”，也叫“筒道长”，地位更高，只有他们可以在牢房外参加“劳动”，如打扫卫生、替警察洗衣服、发饭、发水等，他们能与警察直接接触，警察不便干的事都交给他们去办。由于他们的“贡献”大，往往还能减刑。很多都是家里有“托” 的，一般犯人谁也不敢惹他们。
看守所就像一个复杂的小社会。有人家里有“托”（注2），在这里过得很“滋润”；有人靠着在社会混出来的狠劲欺压别人，从别人那儿“切”（注3） 钱、“切”东西，好歹也能给自己“改善”一下“生活”；家里无权无势、没钱、老实的很受欺负。
在法轮功学员进来之前，一般是经济犯“社会地位”较高，其次是打架、杀人、抢劫的、贩卖黄色光盘等；然后是吸毒的和小偷，地位最低的是卖淫和嫖娼。在北京的看守所，外地人也比较受欺负。总的说来，罪行越重反倒越威风，因为罪行越重，意味他在看守所的时间越长，资格越老，“多年媳妇熬成婆”，不欺负新来的欺负谁？
我刚琢磨出这个身穿内衣的人是“号长”，女警便勒令我跟她进去，我明白我就要与先生和于杰分开了。
我回头看先生一眼，他忙将兜里揣着的一条小手绢塞到我手里，眼中是我形容不出的神情。
小手绢成了我唯一的“财产”，我将它捏在手里，跟着女警和“号长”顺着监控室外的走廊往监狱深处走去。
没走多远来到一道大铁门前。女警按响门铃，值班的警察开门放我们三人进去。进了大铁门，有几条过道呈放射状，每个过道都一面是墙，一面是一字排开的牢房，这些牢房属于同一“筒”。
我被带到最右边“东一筒”的警察值班室，“号长”二话不说，伸手就进我衣服里面一阵乱摸──这就算是搜身了。
搜完身，我被带到一个牢房前。牢房外有两道铁门，一道实心门，一道栅栏门。我在拘留所“学”到的第一个“规矩”是：永远不许用手碰门，否则视为逃跑！
警察替我打开铁门，我就进了牢房。
这是一间只有十平米左右的房间，除了一条不足一米宽的过道，其余就是一张大炕，犯人称它“板儿”，晚上睡觉、白天“坐板”，吃饭、休息全在上面。过道尽头有一洗脸池，对面是便坑。便坑与“板儿”之间是透明玻璃，上厕所的任何细小动作，外面全看得见，据说是为了防止有人趁上厕所自杀。我发现我不仅失去了自由，也没有隐私可言。
所谓“坐板”，就是一字排开坐在“板儿”的边沿，腰板挺直，两腿并拢，双手放在膝上，不许动，不许说话，不许上厕所。一般是从早上八点开始坐板，坐到十点多吃饭，吃完饭接着坐，到十二点结束“撤板”，然后下午两点又开始坐，直到五点，中间再吃一次饭。
看守所一天开两次饭，定量是一人一天三个馒头，不够的只能加窝头，菜永远都是白菜汤，为数不多的几片烂白菜叶在汤里漂着，犯人称它“白菜游泳”。
馒头一天只发一次，发的时候就是冷的。吃完第一顿，余下两个只能自己找塑料袋装着，冬天难免变得又干又硬，夏天弄不好就馊了。饭由“劳动号”拎到铁门外，再由号长接过来，由地位仅次于“头板”的“二板”发给每人。“二板”饭勺在手，权力很大。
牢房的等级制度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严酷。“头板”睡在最靠门这边，依次是“二板”、“三板”、“四板”等，坐板、被褥、洗漱用具、饭盆摆放顺序、发饭、洗漱、上厕所的顺序…，都必须严格依序进行，谁要不小心弄错，或刚来还不适应，就要大祸临头挨打挨骂。
睡觉时，一般是前四板占据一半的地方，后面不管有多少人，只能挤在一起，再不行就睡地上。
牢房里的活就两种：打扫卫生和值夜班。打扫卫生包括擦板、擦地、刷洗脸池、刷便池、倒垃圾等，值夜班是为防止有人半夜自杀。两人值一班，两小时换班，谁干谁不干或干多少，都由头板说了算。
这是北京的看守所，外地的拘留所也有要干活的。我妹妹说她们在拘留所里就被强迫用手一颗一颗挑选麦冬（一种中药），每人每天的定量很重。
负责管理在押人员的警察称“管教”，一般白天上班，处理日常事务，晚上值班的警察称“班长”，任务是二十分钟巡视一次，保证没有自杀、逃跑、打架等事件发生。负责审案的警察叫“提审”，他们只管案件审理，不管犯人生活，与管教不属同一部门。
无师自通“睡立板”
入监第一印象是：怎么这么多烂被子？仔细一看，板上密密麻麻全是人，她们身上都盖着破被子，有的已经睡着。
我一进来，立刻就有好多个脑袋从板上昂起来，好奇打量我，两三个声音同时喝问：“什么事儿进来的？”
“法轮功。”
“怪不得，你看她脸上一点也不起急的样子，早就做好思想准备了。”
号长从板上坐起来，一本正经地对我说：“你们法轮功都是好人，心都挺善的，你别给我们找麻烦，别在这儿炼功，别的我也不为难你。”
号长吩咐我先别睡：“一会儿要提你。”“提我”就是一会儿要提审我。
板上挤得根本没地方了，过道地上还睡了一个人，我只好坐在她旁边等着。房里有一股怪味。
等到半夜，管教终于过来将我带到监区对面的“提审楼”。
“提”我的是一个年轻女警，一看就是刚参加工作的，可能正因如此，她倒还守规矩，问话前先向我出示一张纸，上面写着在押人员可以享有哪些权利，一共有七八条左右，我只记住两条：可以有沉默权、可以请律师。
像我这样的“案件”提问什么呢：你为什么去法院？谁让你去的？政府取缔法轮功你知不知道等。我一一作答，她公事公办记录下来，就叫我回去了。
回到牢房，大部分人已经睡着，除了前四板，后面的人一个挨一个，根本就没有空隙了；号长指着一个地方说：“你睡这儿吧，跟她盖一床被子。”
我奋力从两个人中间挤进去，发现只能侧身躺着，还得将两腿和全身绷得笔直，后来才知道，这种姿式有个专有名词，叫做“睡立板”。我无师自通找到这种最节省地方的睡姿。
那夜我睡得很沉，连梦都没做。
很快我就发现，同牢房的十四五个人当中，有两个法轮功学员，一个叫李心明，五十二岁，与她儿子一起去信访局上访时被抓，已关了二十多天。她儿子现在男监，被称作“小法轮”，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个头非常矮，只有一米四几，在修炼法轮功之前，他几乎没有活下去的勇气，因为无法面对自己跟侏儒差不多的生理缺陷。修炼改变他的一切，使他成为一个快乐自信的人。他很有才华，被中央美术学院破格录取，正在上学，但现在坐了牢，不知能不能保留学籍。母子同时被捕，就跟我们夫妻同时进来一样，一时成了拘留所的新闻。
另一位法轮功学员是从山东来上访的老太太，刚下火车碰到警察查问“炼法轮功的吗？”她说是，就直接被抓进拘留所，同行其他几人也被抓。听她说到这里，牢房里有人惊叹：“哎呀！怎么那么傻！你不会说你不是炼法轮功的？”
老太太憨憨地笑着，我替她答：“她修的就是‘真、善、忍’，刀架在脖子上也不能说假话！再说她来北京就是来上访，现在上访就被抓，早抓晚抓有什么区别？”好几人唏嘘不已，对老太太能“傻”到那种程度还是不能理解。
在中国搞新闻的秘诀
牢房里其他人多是年轻女孩，除了一个经济犯、一个贩毒、一个吸毒，外加号长是窃盗犯，其余全是卖淫进来的。
八点钟，我们准时“坐板”，坐到九点左右，管教突然通知各牢房将闭路电视打开，收看重要节目。我们不知发生何事，都扬着头盯着挂在铁门上方的电视。
原来是昨天开庭的专题报导！那么昨天真的开了庭！头天晚上被关在派出所时，房里有台电视机，我们非常留意收看“新闻联播”，里面只字未提开庭之事，还以为这件事没发生呢。
报导说，昨日上午九点，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什么什么案件进行审理，多少多少群众到场参加旁听等，然后宣布判处李昌十八年有期徒刑、王治文十六年、纪烈武十二年、姚洁七年。
判得这么重！同监的人感慨纷纷。我不由想：早上九点就审了案，晚上七点的“新闻联播”还不播，中央台的效率哪有这么低？足见其中有诈，节目肯定不是一个客观报导，需要做很多“技术处理”。要求旁听的去一个抓一个，一家伙抓了一千多人，那些现场的“群众”是从哪来的？他们从哪弄到“旁听证”？
我有一个亲戚是四川大学新闻系毕业，在一家电视台工作，他曾一针见血对我说，中国没新闻，所有媒体都是党的喉舌和宣传工具，所有的报导，哪怕是娱乐节目，都有一个政策导向。弄不明白这事的人，就不要吃“新闻”这碗饭。
四块五毛钱上北京
“专题报导”反复播了七八遍，犯人们开始不耐烦窃窃私语。铁门“光”地一下开了，原来是张管教要找我谈话。
张管教将我带到办公室，拿出记录纸，没问我姓什名谁，一上来就说：“你别以为你才是最执着的，我这里关过比你执着的人多得是。有一对山东农村来的母女，兜里只装了四块五毛钱，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就上北京了。好几百里地，母女俩轮换着骑，一人驮着另一人，累了在公路边玉米秸堆里睡一觉，饿了啃点自己带的干馒头，四块五毛钱揣到北京还一分没花呢。母女俩都不识字，问她们什么都不说，就说法轮功好，你算什么！”
我的眼泪“刷”地流下来，我将手伸进裤兜里去摸我的小手绢，张管教立即神色紧张：“你干什么？”
早上洗漱时，我才发现没有牙具，只能用先生给我的小手绢胡乱抹一把脸。洗完脸头板不许我将小手绢晾在墙上，我只好将湿漉漉的手绢装在裤兜里。
我掏出小手绢擦擦泪说：“不干什么，我太感动了。”
张管教松口气，问我知道我们的“头头”李昌被判十八年有什么想法。我告诉她李昌不是我们的“头头”，我们没有什么“头头”，我相信李昌坐不满十八年一定就能出来，但我发现她根本不相信，也不能理解我的话。
我感到无奈，很难向她解释清楚，她也无心多听，匆匆填完将我登记在册的表格，就让我回监。
白天很快就过去，我的心很静，思想很空，只觉眼前的人物晃来晃去像梦一样不真实，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晚上轮我值班时，我坐在板的边缘，好不容易才在人、枕头和被子中勉强弄出一块地方来将腿盘上，两眼一闭开始打坐。
刚坐几分钟，就听头板厉声喝道：“曾铮！你干嘛呢？”
睡着的人都醒过来。头板说，你要炼功，管教看见我就吃不了兜着走，我也不想为难你，这样吧，你睡吧，我替你值班，行吗？
她这么说话，我倒觉不好坚持，又不愿影响其他人休息，只好不再炼功。
值完班我挤在板上睡不着。我想，头板不过是执行警察命令，我要堂堂正正向警察要求炼功，她们不同意我就绝食绝水！一定要坚持到底！我能做到吗？我希望我能做到，我相信我能做到。
想到这里，我似乎被自己的决心感动，闭着眼潸然泪下。旁边值班的一个女孩以为我在为自己的境遇伤心，同情地轻声说：“她炼炼功就进来了，也够冤的。”
我没有说话，只是暗下决心要争取炼功的权利。
法律自由心证
第三天下午，我们正在坐板，牢房铁门突然打开，一个无比不耐烦的声音从走廊里嚷道：“曾铮！出来！”
我顺着声音刚出去，一个胖女警上来就翻我的衣兜；当她翻出我身上看守所用的代金券时，更不耐烦嚷道：“你怎么还有这个！”
看守所里不许用现金，所有现金都存在收押室，要用钱时由“劳动号”登记，兑换成代金券，再用代金券买东西。上午我刚换了三百元，交了一百五十元被褥费，三十元“公用钱”（注4） ，还剩一百多元。
我不明白我兜里装着代金券有什么不妥，她大声怒吼：“放你走了你不知道！这个时候我到哪里找人给你把这换成钱？！”
放我走了？这我倒没想到，李心明都来二十多天了还没放呢。
看她那么不耐烦的样子，我指着李心明问：“我能给她吗？”看守所规定，在押人员不能互赠钱物，订这条据说是为防止牢头狱霸“切”其他人的东西；但实际上该切的一个也没少切。
她还是不耐烦地：“随你吧。”
李心明丈夫早死，她和儿子都被抓，身上一分钱也没有，真要放她出去可能连公共汽车票都没法买，我领到代金券时就要给她一些，她死活不收，我只好作罢。
这时我仗着警察的“势力”，料她不能不要，趁她还没反应过来，一把就将代金券扔到她怀里。生怕她又将钱还我，扔完钱我转身就跑，突然瞥见同牢房那些女孩的脸上挂满了艳羡，既羡慕我被放走，又羡慕李心明发了一笔横财，有人脸上还挂着我没有将钱扔给她们的遗憾……
跟着那个胖女警走出监区，一进收押室，就看见先生那张胡子邋遢的脸。我从没见过他这么长时间不刮胡子的狼狈样，心里隐隐有些痛。后来他告诉我，他不仅两天没刮胡子，还两天没洗脸、没刷牙，因为没有毛巾和牙具。他被分配跟一个吸毒犯合盖一条到处是窟窿的被子，睡在冷冰冰的地上，一整夜都暖和不过来。吸毒犯正犯瘾，睡觉时口水流得满地都是，让他恶心得想吐。两天中他还赶上一次放风，那时接近元旦，北京气温早已降到零下，放风时他光着脚丫，冻得直跳。他问我跟谁合盖一条被子，我告诉他是个因淫乱罪（几男几女一起在桑拿室胡搞）被抓进来的女孩时，我觉得他又想吐了。
办完领取随身物品的手续，我们被带出拘留所大门，先生才放松。他说他被带到收押室时，看见桌上有张行政拘留票，上面写着对我处以行政拘留七天的决定，他以为只放他，不放我呢，谁知怎么将我一起放了。
但我没见到这张拘留票，也没有任何人口头或书面向我宣示过。第二次进拘留所时，提审告诉我，因为那次我在拘留所停留的时间没有超过四十八小时，所以将我的记录改成“盘察置留”，也就不算拘留了。这种先抓人、关人、再回头根据实际关押时间来填写法律文书的做法，又让我长了一回见识。
派出所分管法轮功问题的副所长牛军，在拘留所门口等我们。三十岁左右的牛军，白白净净的脸上满是往上爬的欲望。
上了派出所的车，牛军做出一副拿我们当朋友的样子，明是规劝，实是威胁：“政治斗争只讲手段，不讲对错，你们知不知道？当年蒋介石是怎么整共产党的？‘宁可错抓三千，不可放过一人！’你们学了那么多年历史，白学了？”
我本想反驳两句，可不想跟他讲话，又觉得拿我们跟共产党相比，毫不妥当，因此就没有开口。
临放我们前，他似乎“关切”地：“回家后好好洗个澡，明天上班去吧。”但我听出来，他其实是想说：“这下子你们这两个‘体面人’知道厉害了吧？拘留所是好待的地方？脏都脏死你！料你们下回也不敢了！”
我们想起车还停在离家二十多公里的法院附近，先生让我先走回家，他叫辆出租车到法院那里去把车开回来。
三天前面对警察时我多么坦然，这时却突然害怕起来。我一把拽住先生的骼膊说：“不行！我跟你一起去，一会儿回家你走前头。”我不怕警察，却不敢一个人回家去面对公公婆婆。
（待续）
注：1、总理热线：人民代表大会期间设的热线电话，公民可通过拨打此电话向总理反映意见。
2、有“托”指有关系、能走后门、或在警察处使了钱打点
3、指强行索要
4、“公用钱” 用来买日用品的，由头板掌握，用于公用或给那些家里无人送钱身无分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