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为叶青博士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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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维权，是存在于不同社会和各个时期的一个普遍现像；生活在社会中的人，都需要维护自己或团体的正当权利和利益。但是在21世纪的中国，民间维权成为一个社会特征，在过去几年中逐渐形成一个潮流和趋势，反映出中国社会矛盾的突发加剧以及民权、人权得不到保障的社会事实。
民间维权成为一个运动，则是很最近的事。“民间维权运动”也有人叫“新民权运动”，这个名字是最近才受到重视和被人们接受的。在最近营救因文章言论被捕的网上作家杜导斌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体现出日益觉醒的社会维权意识，体现出他们敢于为正义而出来说话的良知，以及人们在民间维权一事上的共识和默契。这标志着民间维权已经在中国社会开始成为一个有整体意识的运动。在不长的时间里，海内外有几十家媒体和网站参与报导了营救杜导斌的活动，参加公开信签名的人数很快就超过1000人，而且很多是来自缺乏自由空间的中国大陆(杨银波在<<杜导斌被捕大事记>>中有详实记录)。作者认为这一事件，标志着中国民间维权运动已经开始。
这个立足于民众的“草根”运动，完全不同于过去执政者搞的那种以整人为目的的政治运动。民间维权运动代表着中国社会的需要，能够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值得我们大家的关注和参与。
1。 民间维权是客观需要
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利益重新分配，社会阶层重新划分，出现了弱势团体的权利和利益受到严重侵害的现像，社会矛盾加剧。例如约两千万的下岗工人，眼看着大量的公有资产被腐败分子巧取豪夺、化公为私，他们从(名义上)“主人翁”的位置上被抛到失业贫困的境地。在农村，地方和乡镇政府的官员编制越来越大，脱产拿工资补助的干部成倍增加，凭空加重了农民的负担；现在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甚至呈现走下坡路。民工进城遭受种种歧视和盘剥，甚至辛辛苦苦做工，过后却拿不到报酬：据中国青年报引述的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全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估计可能在1000亿元左右。很多城市居民成为强行拆迁的受害者，贫困者被搞得无家可归，以至不得不以死抗争。这类的切身利益被侵害的弱势团体还很多，他们的权益如何保障呢？维权是一种客观需要。
作为理应是民众权益保护者的政府，不仅没有在人权、自由、民主、舆论和社会监督等方面实行应有的改革，相反地，中国政府为了权力，为了腐败，为了权势利益，打着“稳定” 的幌子，对维护权利的行为动辄打压，形成官官相护、金钱与权势勾结，造成社会矛盾的加剧。更有甚者，个别统治者出于一己之私，对一个祛病健身、追求真善忍的修炼团体进行取缔和迫害，造成中国人权现状的严重恶化。在这样一个社会中，谁都可能成为下一个权益被侵害者。即便是一些富裕起来的中产阶级和新兴富翁，也在不少案例中成为权势欺压的直接受害者，成为需要维全的“弱势。”
在这种情况下，民间自发维权和一个由知识分子与社会精英参与的“草根式”的民间维权运动，是客观需要的必然。
2。法轮功在民间维权中
法轮功在民间维权运动中，是一个客观存在，也是一个中流砥柱。
法轮功是一个修炼团体，本来是以个人身心健康和道德升华为目的，与政治相隔甚远的。但是因为江泽民等人错误地执意要镇压法轮功，迫使这个团体中的修炼者不得不起来维护自己的信仰自由，给民间维权力量中，增加了原本意想不到的一个团体。所以我说在民间维权运动中，法轮功是一个客观存在。
在民间维权的弱势团体中，法轮功有其很独特的方面。其它团体往往以经济、政治、地域、利益、或年龄等来划分和界定，而法轮功不是这样，对真善忍的共同信仰把这个团体凝聚起来。法轮功的学员遍及全国各地，从中央的高官到贩夫走卒，从大学、科研所的高级知识分子到目不识丁的乡镇农妇，每个阶层都有炼法轮功的人士，所以这个团体在民间维权中，影响就特别大。
一个以身心升华为诉求的团体，对社会对政府都是有益无害的，但是这样一个团体却在中国遭受了极为残酷的迫害，数以千计的人被迫害、殴打致死，几十万的人被“劳教”、被刑囚，他们真的是在“承受无名苦难。”也正因为如此，法轮功在道义上立于不破之地，法轮功学员维护自己信仰权利，无人可以厚非。而且四年多来，法轮功一直也没有改变诉求：还我信仰的自由，还我不受迫害的基本人权，还我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这样一个除了基本人权外并无它求的维权团体，容易得到其它弱势团体和大众的同情与信任。
法轮功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对真善忍的坚定信念。在遭受迫害而维权的四年多时间里，法轮功学员表现出百分之百的和平非暴力，而且在中国那样一个残酷迫害中能走过来，做到了“不暴不倒 、不屈不挠。”
“不暴”是说法轮功面对那么残酷的迫害，能够做到不诉之暴力反抗，完全是理性的和平抗争。
“不倒”是说法轮功能在如此严峻的迫害中走过来，始终坚持自己的信仰和原则，没有被打趴下。几年来，国内国外的法轮功学员始终没有停止向世人揭露这场迫害，一直在寻求问题的解决。
“和平理性，不屈不挠”，法轮功真正在当代中国实践了“非暴力、不服从”的和平抗争原则，可以说为中国的民间维权运动，树立了典范。
法轮功在反对迫害中，长期坚持一个策略措施，叫做“向世人讲清真象。” 大量的传单、光盘撒入大陆百姓家，加上来自海外的越洋电话以及成功突破大陆网警的网络封锁，让全中国的老百姓都知道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事实真象。法轮功“讲清真象”这一实践，一方面在事实上打破着大陆的新闻封锁，另一方面帮助“启蒙”了中国百姓的维权意识，宣传了和平理性的维权精神，帮助中国的民间维权运动奠定着基础。法轮功在2000年制作过一本“法轮大法和平之路”的讲真象小册子，今天看来，那本小册子封面上的一句话，非常贴切地道出了法轮功在中国民间维权运动中的作用，那就是：“承受无名苦难，呼唤正义良知。”
3。新闻和言论自由及知识分子要敢出来说话
刘晓波在近期一篇文章中指出，“在进入新世纪的大陆中国，民间维权的草根运动，主要由两大群体承担：利益严重受损的工农大众和受到严厉打压的法轮。”
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中国大陆没有新闻和言论自由，所以只能靠受害者本身来承担维权的重任，而社会中其他人，则往往处于不知情甚至是被蒙蔽和误导的地位。法轮功的情况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许多中国人不仅不知道江泽民残酷迫害法轮功的血腥事实，反而被“法轮功让人自焚”等假新闻误导，以致对受害者抱有敌视。
知识分子应当是最不易受骗的一个群体，因为知识者能够独立思考，也方便得到更多的信息和实情。所以知识分子就需要承担起社会良知的作用，需要有勇气站出来说话，说真话。而新闻媒体可以把真话和道理传播给社会，让民众都知道，真正起到舆论监督的作用。言论和新闻的作用，十分重要。
言论和新闻自由是社会进步和民间维权的关键。缺少言论和新闻的自由，社会上的矛盾和问题就很难暴露出来，更难于得到合理解决。中国执政者死卡着新闻媒体，动辄因言兴罪，造成社会矛盾被掩盖，更为加剧，只能造成越来越难解决的问题。撒斯病因为真实疫情被蓄意掩盖而造成社会大患，就是一个很说明问题的例子。事实上，救了中国人逃一大难的，不是那个不惜一切维持“稳定”的江泽民政权，而是一个出于责任感和正义良心能敢于讲真话的军医知识分子蒋彦永。亚洲周刊把蒋彦永先生评为2003年风云人物，的确有眼光。
大学毕业生孙志刚在收容所被殴致死一案，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新闻和言论的重要。孙志刚绝不是第一个惨死于收容所的大陆青年，但是由于他的朋友及时把消息从互联网上(可以视为新型媒体)传播出来，又因为许多人出于义愤和不平而声援，也因为包括大学教授、法律专家在内的知识分子就这一冤案出来讲真话、出来大声激呼，形成一个社会呼声，所以才导致了1982年<<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迅速废止。
新闻和言论确实有改造社会的力量。可惜的是，实事求是的新闻以及正义的言论在中国大陆遭到太多的钳制和禁止。
在中国大陆这种没有言论和新闻自由的国情下，知识分子要承担起社会良知的作用，要站出来讲真话就极为艰难，也因此而更为可贵。要解决这一难题，就需要更多的人站出来，大家都来讲真话，你也讲，我也讲，他也讲，大家都来讲，以言兴罪就再也搞不下去了。
任何一个社会，都幸亏有良知不泯的勇士，因为他们的努力和付出，我们的境地才没有更糟。在营救杜导斌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能表现出其日益觉醒的维权意识，其敢于为正义而出来说话的良知，以及其在具体运作中的默契和共识，这与杜导斌本人表现出的无私、勇气、良知、理念是分不开的。
4。民间维权的先行者
参与民间维权运动是需要付出的。杜导斌因为敢于说真话，而被捕做牢。他在互联网上为因言获罪的北京师大女学生刘荻(网名“不锈钢老鼠”)大声呼吁，还撰写和发表公开信，并发起“愿陪刘荻坐牢”的倡议。他也是大陆知识分子中最早站出来谴责对法轮功迫害的。在大纪元网站刊出的曹静写的<<北京人有什么话不敢说？－－向勇敢的杜导斌致敬>>一文，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北京人很幽默会调侃，北京人胆儿大啊，北京人没什么不敢说的话，江泽民都敢骂。可是没有人敢站到天安门广场上说一句“我是炼法轮功的”。自镇压法轮功以来，什么话都说得，就是“法轮功好”说不得。但是杜导斌，一个小小的网络作家，率先去碰了这个目前最不能碰的“禁区”。
在《良心不许我再沉默》这篇文章里，杜导斌旗帜鲜明地说：“四年来，由于片面相信当局对打击法轮功的宣传，由于自己的麻木和事不关己，我没有太多注意到那些信仰法轮功的公民所遭到的非人待遇，在他们横遭迫害时选择了沉默──间接选择了与专制合谋，今天，仿佛一梦醒来，突然目睹他们的悲惨境况，突然发现一个巨大的邪恶已经成为事实并且还在继续扩大，我感到震惊，心中升起俄底甫斯式的自责。
“我感到有必要打破沉默。我要大声向大陆的知识界和网民们呼吁，中国善良的还缄默着的人们，你们醒醒吧，就在你们保持缄默时，纳粹的幽灵回来了，占据了我们的国家政权，用最不人道的方式残杀你们的同胞！该出手了！该救救他们了！用你们的声音支持那些和我们拥有同等国民权利的不幸的人们吧！向那个巨大的怪兽勇敢地说出‘不’字吧，冤狱已经到了必须结束的时候。”
杜导斌的正义与勇气赢得了人们的尊重。我今天还想说明，杜导斌他不孤独。在中国大陆，有许多象他一样为了正义和良心而勇敢地发出自己声音的人。虽然最近在中国大陆又有一批这样敢于在互联网上讲真话的人士被捕，但是从积极营救杜导斌的活动中和网上签名的人数看，还是有许许多多敢于直言的中国人；这样的人越多，杜导斌重获自由的机会就越大，中国人可以享有言论自由的那一天到来的就会更早！
在法轮功修炼团体中，也有为数众多的知识分子在反迫害中表现出令人钦佩的风范，他们的事迹同样可歌可泣。让我们来回顾几个敢为讲真话付出的先行者，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法轮功在中国民间维权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
河南新乡医学院副教授李福军与北京协和医科大学的助理研究员林澄涛，都是中国医学界勤奋扎实的后起之秀。1998年时，他们同在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北京协和医院)工作，都是北京法轮功万人健康调查的主要参与人之一。那个由中国医学工作者进行的健康调查发现，修炼法轮功对人的身心健康极为有益，近六成的被调查者通过炼功而彻底摆脱了昔日的病患。在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正式镇压法轮功以后，李、林二人都不肯讲违心的话，而是实事求是地坚持他们的调查结果和他们对真善忍的正信。为此，他们遭受了严酷的迫害。李福军在1999年11月因上访及在互联网上坚持说真话被非法判刑四年。林澄涛在北京多次被关押， 2001年9月被关押到北京团河劳教所，判1年半劳教。2001年底，遭受非人折磨的林澄涛被迫害至精神失常。
北京工商大学英语教师雷晓婷，是北京大学英语专业毕业的研究生。1999年10月，在对法轮功镇压迫害的高潮中，雷晓婷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法轮大法新闻发布会，为大会做翻译。他们向与会的外国记者说明了大陆学员受到残酷迫害和打压的事实真相。这个由一个被迫害团体成功地在北京举行的对外记者招待会，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个记者招待会引起了全球主要媒体的注意，美联社、路透社等西方媒体相继做了重要报导，把中国残酷迫害法轮功的事实真象揭示给了世界。几天后，雷晓婷在夜里被北京公安七处从宿舍强行带走；2000年4月雷晓婷被秘密判刑二年。
澳门居民张玉辉曾经是中文互联网上小有名气的“和事姥”(张的网上笔名)，其文章功底深厚，条理清晰，文风正直。在法轮功遭到打压的初期，张玉辉就多次撰文为法轮功呼吁。后来张玉辉因商务回大陆时，被逮捕并判刑，至今仍身陷黑牢。
2002 年3月5日发生在吉林省长春等地的电视插播事件，是一次主动争夺言论自由的尝试，在中国以至世界引起震动。刘成军等掌握高科技知识的法轮功学员，成功地把 <<法轮大法洪传世界》、《是自焚还是骗局》等法轮功真相电视片插播进长春市的电视网，播放时间长达四、五十分钟，而且中间没有间歇。这两个真象片，成功戳穿了江泽民政府在中国大陆蒙蔽民众的两大谎言，告诉观众：1) 法轮功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受到欢迎，唯有在中国大陆才遭受迫害； 2) 所谓的法轮功在天安门自焚，是江泽民集团蓄意制造的假新闻。
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戳穿“自焚”骗局的方法极为简单：把中央电视台播放的 “自焚”录像镜头来个慢播放，人们自己就会看到刘春铃是被便衣警察从背后击打脑部谋杀而死的，根本不是“自焚”死亡；把“王进东”自焚的镜头定隔，人们就能注意到他两腿间的那个所谓“装汽油的”塑料雪碧瓶，竟然没有被烧坏，如果不是演戏的道具还能是什么？只需要让人们看到中央电视台假新闻的破绽，一下子就能把谎言戳穿，多么简单的一件事呀！但是在没有言论和新闻自由的中国，要让真象能被民众看到，却只有去插播那被当权者牢牢控制的电视新闻网络。
从江泽民对电视插播事件的疯狂报复中，我们不难看出，貌似坚不可摧的极权者，是多么地害怕民众看到真象。在长春电视插播后，据说江泽民亲自下令：“杀无赦。”在长春市有4000多法轮功学员受牵连被捕，警察在抓人时不止一次向法轮功学员开枪，刘成军在被捕后还被开枪击伤腿部。刘成军等18人被判处重刑，最近传出的消息说，刘成军在狱中多次被折磨的奄奄一息，而对他的迫害仍不肯停止。
身为美国公民的李祥春，为了想让自己家乡的父老百姓看到真象，曾回国计划进行电视插播。中国政府在他2003年1月第二次入境时将他逮捕关押，判处3年监禁。通过美国领事馆传出的消息说，狱方不断使用包括殴打在内的手段，强迫要给李祥春洗脑，试图迫使他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
我们从这些可歌可泣的先行者身上，能够看到维护民众权益的斗争是多么的艰难，我们也同样能感受到，正义和真理的力量以及其终将战胜极权的势不可挡。
5。前景展望
我愿意相信，中国的未来是光明的。作为节目主持人，我有机会采访一些美国政要。我记得新泽西州的国会议员罗伯特·安德鲁斯先生曾告诉我们，他相信，等参加天安门6．4运动学生那一代人的孩子们长大成人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是生活在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
码头工人家庭出身的安德鲁斯先生，是一个典型的美国民主党议员。他积极帮助法轮功学员营救他们在中国因信仰而遭受迫害的亲人。我问他，什么时候这营救能够成功，什么时候那些亲人能获自由？安德鲁斯先生对我说，“我不知道具体的时间。但是呢我知道，我们将不断地为这些亲人们去询问、去要求，要求他们受到公正地对待， 要求他们能享有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都享受的权力。我不知道是下个星期还是明年，甚至更长时间，但是我们会一直去要求，去询问。我相信，只要你不断地要求，你最终会为人们赢回自由。”
中国的民间维权运动，是走向社会公正和自由的一步。知识分子和新闻媒体，需要给这个运动不断增添良知和理性的力量，让这个步履艰难的民间维权运动，在和平非暴力的道义原则下，以民众的力量，把社会向良性改造。在这个过程中，有志为中国社会尽力的知识分子和新闻工作者，也可以用法轮功学员的那句话来自勉：“承受无名苦难，呼唤正义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