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第二天会议的早上，笔者在北京参加了天则经济研究所举办的一个经济论坛，讨论改革国有银行的问题，出席的廿多人包括体制内外的经济学者，大家对中国银行业长期以来的高风险经营，都显得忧心忡忡，与会的国家开发银行分析与金融产品局局长王大用，更反驳官方指国有银行不良货款额正在减少的说法，指出中国发生金融危机的机会越来越高，当前的金融形势类似亚洲金融风暴前的一些东南亚国家情况，今届政府必须尽快把问题化解，否则会付出沉重代价。
但当大家提到治本的方案时，不免又涉及不合理的体制、权力制衡和开放思路的问题。究竟在现行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下，国有银行的改革能否闯出新局面？中国能否避免金融危机？是无法在学者们一片急切呼吁声中找到答案的。
*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是垃圾公司
与会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亦批评：近期一些舆论不断炒作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何时上市的消息，却没有正视国有银行的管理不善、呆坏账谁埋单等根木问题，是本末倒置。
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和政策银行，占了中国金融机构信贷类资产超过七成，但至今仍沿用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管理体制，内部管理的官本位意识浓厚，也存在严重角色冲突，在干部任用、分房、福利等方面还采取论资排辈，高学历优秀人才晋升无门，转而接受股份制银行和外资银行的高薪聘用，导致四大银行人才流失非常严重，甚至被称为股份制银行和外资银行的“人才培训基地”。
同时，四大商业银行近几年都分别成立了“资产管理公司”专门管理银行不良资产，但这些公司一直表现欠佳，原因在于，四大银行没有建立起有效的贷款责任追究制度，对于原来违规放贷、历史遗留问题而造成的不良资产，不能马上消化，没有有效追究原放贷责任人和决策失误者的经济和法律责任。大陆民间甚至称呼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为“垃圾公司”。
*中国国有银行不良贷款比例真相
此外，国有商业银行的基层机构，因当地金融资源贫乏已出现严重亏损，很难与外资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相抗衡，只能靠国家信用后盾苦撑，加上国有银行的管理官商作风严重，办事效率与外资银行和股份制银行还有差距，许多窗口服务品质无法尽如人意，不利于与同业竞争。中国入世后，承诺在二○○三年允许外资银行对中资企业办理人民币业务，二○○六年取消外资银行人民币业务的地域限制，并逐步取消客户限制，大陆银行业的竞争会日趋激烈。学者警告：如果国有银行的问题依旧，其难以避免的失败将转化为严重的金融危机，政府若采取救助行动，国家财政恐怕再无力背负这沉重包袱，势必令全国经济陷于困境。
虽然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刘明康今年中曾表示：从二千年第四季度开始，国有四大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总余额和比例已持续下降，到今年三月底，已经下降到百分之二十四左右，按四大银行贷款余额上万九千多亿计算，不良贷款额应为一万九干多亿。但王大用指出：其实国有银行的不良货款仍在增加，其中大部份是这几年新增的。九九年时，国家决定剥离到资产管理公司的一万四千亿人民币不良贷款中，有四大银行的一万三千亿和国家开发银行的一千万亿，分别占九九年底四大银行贷款余额的百分廿二点五和开发银行贷款余额的百分之十八点七，如果认为现在的一万九千亿元不良贷款主要是九九年以前遗留的，那么当时四大银行的不良资产率应高达百分五十以上，与报告的情况有很大出入，因此，只能认为，这一万九千多亿不良贷款中，很大部分是在剥离旧的不良贷款后又新形成的。
王大用又表示：自○一年以来，各家国有银行忽视流动风险的积累，大量发放长期贷款，在货款到期问题暴露前，这些长期贷款基本上被当作正常货款看待写报告，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其实的贷款水平，若冲抵所有潜在损失，除个别银行外，多数国有银行按经济意义已经“资不抵债”
他呼吁政府应下决心改革国有银行的官办、官营的体制，具体措施包括将每家国有银行重组为一家控股公司，和一家或多家股份有限公司，形成二级法人结构，改革后可吸收其他投资人入股，可为逐步实现大银行产权多元化奠定企业组织结构基础。干部管理上，中央管理、国家任免的官员只限于控股公司的正副领导人，股份公司的领导人要聘用职业银行家，由董事局决定，用合约明确聘期，业积平平的不能续约，业绩差者更可中途解聘。这样至为重要，可改变银行经理人员行政官员化，提高管理水平。王大用认为前几年国有非金融企业改革中也实行了集团公司和股份公司分开两层的作法，但往往因干部管理体制没有真正改革，而使企业体制改革流于形式，不能收到实效。
*国有银行的困境与中国政局困境有关
与会学者都认同：银行业是承担很大社会责任的一门特殊行业，银行的经营要把保护存款人及其他债务人的利益放在首位，其次才是为股东创造利润。国有银行的改革，政府最重要的措施就是放弃自己原来拥有的控制权，由“驾驶员”的角色，转为担当监管的“警察”角色。现行机制不能从机制上保证始终由具有专业知识的银行业专才治理，也就无法从机制上保证有效地、长治久安地改善管理，就像其他行业的国有企业一样，不排除某间国有银行的某段时间里，恰巧有一位无私敬业且内行的行长管理，其业积也会有一时好转，但这不是由体制和管理机制带来的好转，一旦换了人，或一旦此人的目标转移，银行管理和业积就可能
倒退。
众人谈的是经济问题，但与中国的政治困局息息相关。
作者：林渊 开放杂志特约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