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美国华府一家本地报纸SunSpot11月11日的报导，前任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在研讨会上致词，传递消息给中国官方高阶层，呼吁他们必须面对中国的爱滋病。
这个研讨会凸显出中国对付爱滋病的混乱情况，也反应出中国官方已逐渐接受这个国家面临危机的事实。目前约有2百万的爱滋病带菌者，估计到了二零一零年时，带菌者将达一千至二千万人。
在30分钟的演说里克林顿说，“假如我们继续忽视爱滋病，情况将会很可怕，不仅是对中国，而且是对全世界。”“问题不会消失，只会变的更遭。”
从处理萨斯病这个明显的例子可以看出，没有政府最高阶层的指示，官方机构及民众将无法动员起来。
大卫．侯(译音)是一位杰出的研究爱滋病的美藉人士。他告诉克林顿说，“许多爱国及有才能的中国人 …着急地等待着高阶层的明确指示。”讲话时非常小心自己用词的大卫．侯说，他是以一个关心中国人的”世界公民“的身份来表达他的想法。”除非这种行动指示传递下来，否则对爱滋病的反应将是持续的沉默。“
对萨斯病也是同样的情况，官方容许这个传染病传播了数月之久，一直到卫生部长及北京市长被迫辞职。随之而来的是令人震惊地承认一开始处理萨斯病的不当，后来又惊人地承诺花费数亿元抗萨斯病，远远的超过对爱滋病花费的承诺。
过去两年，中国政府在处理爱滋病的问题上已经更直接地采取一些小的措施。中国爱滋病患的人数已跃居亚洲第二，仅次于印度。中国官方在估计爱滋病例总数上也做了急剧向上的调整。
官方估计的爱滋病患人数目前是84万，远低于国际专家的估计。卫生部门官员现在已公开承认这种传染病每年以30%的比例增加。
有些官员，例如任职于卫生部门的主要爱滋病专家曾义(译音)的承认更为坦白。他评论说，“政府及民众对这个严重传染病及其惨重后果的低估，耽误了爱滋病的防治工作。”
他说，“政府未制定有效政策，社会没有有效的教育，目前的干预措施不持续，科学的研究…不足。”
过去几年里，中央及一些地方政府也表示过对爱滋病的援助及教育的更大兴趣，包括推广避孕套。但是由于官僚式的胆怯，这些努力经常因为怕遭来过份的注意而被限制阻拦了。
有些省份持续忽视或掩盖爱滋病的传播情况，一方面是因为缺乏人力采取任何措施，另一方面是因为北京未做出任何类似萨斯病的命令。
克林顿自从卸任之后将他大部分的工作投入爱滋病上。11月10日他私底下会见了胡锦涛及江泽民，但他在演讲中只字未提这两位领导人的名字。
虽然克林顿的评论并未在国营电视频道上现场播放，但他在台上与21岁的爱滋病人宋鹏飞(译音)握手并用他的手臂圈住他的举动，可能已将中国轻轻的往前推了一小步。
宋鹏飞是中国最早公开承认感染爱滋病的病患之一，曾经是国家媒体大量报导的焦点，不料竟面临政府的猜疑，他的爱滋病治疗也被中断。
一个曾经被政府骚扰的积极参与爱滋病活动的领导者，被邀请为研讨会的演说人。另一个却被阻挡在门外，不允许他进入。还有一位意识到他可能不受欢迎，自动选择不参与这个会议。
克林顿并未提到这些人的名字，但却公开表扬他们的努力。他说，“真正的英雄是那些在自己的国家不让这个问题溜走的人。”
在这些人士中，有一位叫高耀洁的77岁退休医生，她曾协助将世界的注意力转到湖南省发生的破坏性爱滋病传染事件上。这个传染事件是因为透过不卫生的卖血站而引起的。
可能有上百万的人感染了爱滋病，大部分发生在有上亿人口的贫穷农村的省份。地方政府官员隐瞒了实情，直至被国外的媒体曝光，但他们仍然继续漠视着问题的存在。
官方骚扰、监视、及限制高耀洁的活动，这是非常典型的方法，用以对付那些将政府试图隐瞒的问题大胆公开提出的人。多年来一直被排除在公开活动之外的高耀洁，在研讨会中公开发表演说，观众席上的爱滋病专家、非营利工作者、及其它对她的工作熟悉的人，报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她。
可是出席的中国大学生却很少人听说过她，因为她是中国最重要的爱滋病揭发者之一，国家媒体当然不愿提到她。
高耀洁不时的提到她恳求官方增加对爱滋病治疗及防范的花费、多提醒民众、高层不要隐瞒事实。
她不认为她的公开露面会给在爱滋病中挣扎的中国带来任何有意义性的推进，她也不认为这次的研讨会会带来总的解决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