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65年大学毕业的，但因接连参加两期社教后碰上了文革，就不能分配工作了，只能留在学校搞运动。1967年初，揪斗走资派的高潮有所平息，许多人外出串联，我则守在校内编书办刊。3月8日，我对结婚才几天的妻子说：今天你过节，咱们去吃葫芦头吧。她很高兴，我们便骑车赶到了南院门。还不到十点钟，春发生葫芦头馆门前已经排了很长的队。因为工作人员学习，开门时间推迟了两小时。在等待的过程中，我注意到身后有几个年轻人不站队，在一边高声喧哗着。终于开门了，队伍按次序进入大堂售票处，只见那几个年轻人猛然冲到前面，一个满脸疙瘩的家伙把排在最前面的人狠劲推开，还骂了一句：“妈的，你排队了没有？”我好管闲事，大声斥责道：“人家排了两三小时，你才是没排队的，耍什么横？”那家伙瞪了我一眼，正想发作，后面的人纷纷喊了起来：“没排队的排队去！”那家伙才没说什么，但还是抢着先买了牌子，而且示威式的故意买了一次再买一次。大伙知道流氓难惹，只好让着他。
吃完饭，妻子要回娘家，往西走，我则往东走，去学校。因为车胎瘪了，我便到距饭馆大约100米的一家修车铺去打气。气管正被人用着，我就点燃烟斗边抽边等。刚抽了两口，烟斗突然被一只从左侧伸过来的手夺走了。我转身一看，竟然正是刚才在饭馆耍泼的那个家伙。
那家伙指着我说：“小伙子，刚才吃饭，得是你皮干咧（是你多管闲事了吧）？”
我们身边顿时围了一大圈人，而且越围越多。
那家伙环视众人，依然指着我说：“这小子吃饭不排队，还捣蛋！”
我冷笑一声：“究竟是谁不排队还捣蛋？明明是你，竟然反过来倒打一耙，真不害臊！”
围观者当然都看出了谁是谁非，然而没人敢说什么。
那家伙不再说话，抬起腿来把我的自行车猛踹一脚，车被踹到两米之外。
然后，他便大摇大摆地扬长而去。
本来，事情也许到此就完结了，但我气愤填膺，指着他怒斥道：“你听着，像你这样的流氓，决没有好下场！”
那家伙听到这话，猛然转身窜进修车铺去抓起一根直径3厘米的铁棍，照准我的脑门狠狠砸了下来。
我根本没料到他会如此狠毒地对我下杀手，因而毫无防备。
只不过一眨眼的工夫，那铁棍便要击中我的脑门，我便要脑浆四射。
就在我即将毙命的那一瞬间，一个大约二十五岁的女子以闪电般的速度冲出人群，冲到我的面前，伸出她那雪白的手臂护住我的脑门。
“当”的一声，铁棍砸在那女子的手腕上，砸断了她的表链，她的手腕顿时起了一个渗血的大包。
我望着她，望着我的救命恩人，泪水夺眶而出。我哽咽着说：“快，我送你去医院……”
不料她怒气冲冲地吼了起来：“你还站在这里干什么？等死？快离开这里！”
一直默默地围观的人们，这时也吼起来：“快走，朝相反的方向走！那家伙叫人去了，你多呆一会，就别想活着离开了！”
那女子用没受伤的那只手使劲推我，另有几人也对我或推或拉，还有人帮我把自行车扶起来推到我面前。
我不肯走，一定要送那女子去医院，但被她和众人硬赶走了。
我含泪跨上自行车，缓缓前行，频频回望那个救了我的弱女子。
她又急又气，再次大吼起来：“不要命的东西，还不快走！”
我毫发无损地回到了学校。
此后三十六年，我又经历过好多次几乎丧命的事件，但最令我刻骨铭心的是这一次。
我至死也忘不了那个救我的女子，然而，我再也没见过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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