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我在网路上查了一下,这个大化县属于国家的贫困县,有16个乡、3个镇,外加三个湖滨开发区。 人口只有42万个人口, 但是仅仅只有42万人口的这样一个小小的镇,竟然有117个领导小组,请问丁教授,您对这个事怎么看呢?
丁教授: 我想一个国家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可能要协调的事非常的多,所以往往很多国家会成立这种协调小组,那在中国叫做领导小组。换句话来讲,这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不要说中国大陆了,台湾实际也有类似的问题,当然在中国来讲,他另外一个特点就说,因为权力在党的手上,所以党成立了各种领导小组来处理这些问题,所以在中国来说这个问题变成党的问题,在其他国家则变成国家行政体系的问题。
主持人: 那方先生刚听了丁教授的分析, 您怎么认为呢?
方先生 : 广西这个贫困县设立了100多个临时机构的这种做法不是个别现象,实际上是中国各党政机关的普遍现象,比如说在90年的中期,我在丁先生工作的台湾的对面,中国的福建省的省会福州市工作,我所在的市政府系统以及中共的福州市委在90年中期曾经多达200多个临时机构,这是中共的不民主的官僚体制不得已必须采取的一种办法。
主持人: 当然方先生和丁教授,您们两位知道成立领导小组有中国的特算,有人讲属于橡皮性质的非正式官方组织,给他取了个名叫“准机构”,当初成立领导小组的初衷是想通过聚集多方面部门共同解决问题或者突发事件,问题这个事情解决, 这个小组也该解散了,但是至今在中国各机关政府, 成立领导小组已经演化了成为了一种流于形式的常态性摆设,有人讲领导小组的泛滥折射出各级政府的工作不力和乏力。那么丁教授,从这个角度您怎么分析呢?
丁教授: 基本上也是一个行政体系授权不足产生的现象…
主持人: 但是丁教授您知道当领导小组过多,甚至于泛滥的程度,这就是一种行政机构臃肿的表象了,这不是个授权的问题了。
丁教授: 是,可是问题就是说某些方面来说也是授权方面不足..
方先生: 这个领导小组泛滥反应出中共二十几年进行所谓的机构改革都是非常不成功的,中国解决机构膨胀,解决临时机构泛滥的关键在于说要启动一个民主进程,要树立一个受社会监督的,并且允许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社团参与的国家行政管理体系,而不是在一个翻来覆去的官僚体制内进行各式各样的权力重新针对、机构的重新整合。
主持人: 那么丁教授您认为大陆的民主改革政治体系的改革,是解决领导小组呢?还是类似的问题过多过滥的必由途径吗?
丁教授: 我不敢说是必由途径,但就是说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基本就是说国家管的事情如果太多的话,的确造成比如说成立很多领导小组,这里面某种程度,我同意方先生说的,你必须进行一个更明确的政治体系改革来区分初级国家在公领域或私领域所要扮演的角色。
主持人: 那方先生您还有什么补充吗?
方先生: 我认为要从中国的两个方面进一步考虑这个机构的精简和临时机构的删减问题。再一个就是说党在中国行政庶务中的比率,事实上很多临时机构都是以党委的名义存在的,一个政党在现在的行政管理体系当中,他应该是通过议会的方式,通过党的独立活动来引响国家的政策,而不是由党直接成立各式各样临时机构,同时还有一个问题须要考虑就是中国的议会,中国叫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应该把一部份行政机构管理的问题移交给中国的各级议会,比如说预算问题,现在很多的临时机构,行政机构都是围绕着某一项专门精对的行政设立的,所以一部分权力如果能转移到议会,不但可以扩大中国的民主基础,可以起到精简中国的行政机构。